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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古西亚的。粘板书 ，是处于古代相近时期不同地域的两种文化记录方式。文章通过对两者在记录介质与加工过程、记录内容与传播功能、分类和编目方式、传承意识及管理手段等诸方面进行比较。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异同点及各自特色，并初步探讨了其对图书馆成型及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商代 古西亚 甲骨文 粘板书 分类编目 “书是一种记载人们言行思想和事物的文字记录物，这种记录物可供人们阅览和流传，不必拘泥于形式和所用材料。”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书”作为知识载体，无论从记录介质的选择还是记录形式上，均经历许多变化，并从各个角度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但由于不同的地理、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们，其记录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承载功能不尽相同。古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生活在现今的西亚地区，与我国商代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尽管几千年前的西亚诸国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上都与商代人几无相同之处，但他们用楔形文字记事于粘板书上的记录方式及所涉及的内容，与我国商代的甲骨文有许多相类之处，但又各具特点。 一 相关背景资料 (一)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是殷商后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这里是殷的京城旧址，所以甲骨文又称“殷墟”文字。这些甲骨多是王室的档案材料，以后不断发现，先后出土达十几万片。甲骨的内容多是占卜。因古人崇尚迷信，不论祭祀、征战、田渔、出入、收成、风雨、疾病等都要占卜，并且把占卜的时间、占卜者的姓名、占卜事情的结果、应验情况等用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面。因为多是与占卜有关的文字，因此甲骨文亦称“卜辞”或“龟甲“文字。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图1(见封底)的龟甲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沙河之滨的贾湖史前聚落遗址，是一处距今约9000— 7800年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贾湖所在地区，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贾湖人又有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动物类食品和植物类食品，为其发达的宗教文化和音乐文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巫师阶层的形成和精神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为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图2(见封底)的两块先周时占卜用的龟甲为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徐天进副教授带领学生在调查岐山樊村遗址时发现，刻有文字多达55字，是全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字数最多的先周卜甲。经初步辨认鉴定，此甲骨文为卜辞，涉及到人名、地名等。 图3(见封底)的甲骨文出土于大辛庄商代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一百多年前从殷墟首次发现商代甲骨文，举世震惊。2003年4月再次发现一批商代甲骨文。 (二)楔形文字和“粘板书”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伸展在西亚荒凉和干旱的沙漠地区，在今天的伊拉克一带汇流并注人大海，它们就像两条生命之藤，造就了肥沃的冲积平原。古希腊人把这里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这里孕育了人类历史 上最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也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后来的古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成就，使两河流域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 楔形文字(cuneiForm)源于拉丁语，是cuneus(楔子)和forma(形状)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这个名称表达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最本质的外在特征(图4见封底)。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的一大发明。苏美尔文由图画文字最终演变成楔形文字，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才告完成。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文字外观形象并不像楔形，而只是一些平面图画。显然，被后世称为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字，正是起源于图画式象形文字。考古学家曾在乌鲁克古城发现了刻有这种象形符号的泥版文书，经考证时间是公元前3200年左右。这是世界上较早的文字记载之一。苏美尔人的文字最早是写在泥板上烘干，故又称“粘板书”。最初楔形文字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直行书写的，这种书写方式的缺点是已写好的字符往往被刻字的手抹掉，后来就把字形侧转90度，改成从左到右的横行。楔形文字传播的地区主要在西亚和西南亚. 以下对两者在记录介质与加工过程、记录内容与传播功能、分类和编目方式、传承意识及管理手段等方面分别进行比较。 二 载体材质与加工过程的比较 (一)载体形式酷似，均取材于“天赐” 任何一种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都有赖于地理环境的供给，根据地理学家的考证，40O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比现在要湿润得多。而当年生长予斯的苏美尔人，则是一类个子不高、有着大眼睛和喜欢蓄大胡子的民族。他们居住于用泥砖砌成的房屋中，学会了制作面包和酿酒，用芦苇做的船只来往于两河当中捕鱼。水量充沛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广阔的平原上流过，滋润着岸边青翠的苇荡— —书吏手中的书写工具。粘土和芦苇，正是来自河岸的、取之不竭的大自然礼物。 中国古代刻文记事于龟甲兽骨从商代开始盛行，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商代的中国湖泊、河流众多，可居之地散布其问，特别是长江流域，是盛产占卜用龟之地。另外，商代的畜牧业特别发达，商人用牛祭祖先时，所用牛数之多，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如此丰富的龟甲兽骨资源，无疑成了人们首选的书写材料。 甲骨文的产生是必然的，同样粘板书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两者皆符合当时的“国情”，由此说明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不因地域的不同而产生明显的差异。 (二)两者皆有相当的“耐久性”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一点已毫无异议。然而，我们以为，与其说殷墟甲骨文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其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众所周知，殷商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巫师习惯于将文字刻划在甲骨上。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虽然刻划甲骨文，不如“笔”书文字方便，但“笔”书文字或经日月磨损而踪影全无，或因载体腐朽而荡然无存，唯甲骨耐蚀、刻划深刻，方使大批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同样，现代人能看到如此众多的粘板书，亦归功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的聪明和智慧。 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到底有过多少记录载体。选择适合时宜的记录方式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使这些记录永久且系统地保留下来。这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传承及保护意识，还需要一定的加工技术。“耐久性”是评判古籍品质的一大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粘板书和甲骨文同样优秀，他们经受住了大自然的风雨剥蚀，经受住了漫长的时光考验。 (三)材质的空间使用率均较低 受到当时书写工具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论是甲骨文还是粘板书，空间使用率均不高。书写工具的钝拙，使得在单位面积的龟甲兽骨和粗砺的粘板上无法记录太多的内容，存储空问非常浪费，这也是其他许多古代记录载体的共同特征。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故方笔居多。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有的纤细如发，有的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定式，或是疏疏落落，或是参差错综。 与此相类，粘板书文字最早是写在泥板上。在泥板上印刻，因此只适合书写较短的、直线的笔画。由于书写时用芦苇角或木棒角按压，在按压的地方印痕较宽、较深，抽出时留下的印痕则较细、较窄，这样，这种文字符号的每一笔开始部分都较粗，而末尾部分都较细，就像木楔一样，“楔形文字”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早期的粘板书其粘土取自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小如砖块，龟裂痕多，后期的粘板书略有改进，较讲究外表精巧，型制趋小，最小的须经放大镜才能刻写成功，被称为“极品”。 (四)书写工具相似，加工工序不同 商人在占卜后的甲骨上楔刻有关卜问事项，无论是卜甲还是卜骨，多是楔刻而成，考古出土的文物说明商代使用了青铜器、锥、甚至玉刻刀。而据(history of libraries}载，在数个大型的古西亚图书馆遗物中，发现古西亚人也用楔刻方式刻写文字，只是由于被书写的材质比商代的甲骨软得多，因而使用的工具除了苇杆及铁制的钢针外，还有木制的、骨制的针笔。 粘板先刻后焙，而甲骨本身就很坚硬耐磨，无需烘焙。 三 记录内容与传播功能的比较 商代甲骨文的记录内容为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由于商代人思想迷信，甲骨上记录的多是与占卜有关的事宜，记录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尤其是祭礼活动，门类繁多。商王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也往往“以卜决疑”。这是甲骨文记录的一大特点。商代的农业已初具规模，在甲骨上从开荒、翻耕、播种、到田间管理与收获均有系统而详尽的记录。它同时也记录其它一些社会活动，诸如政治、经济、自然、交通等内容。曾有学者称：传统史籍、青铜器、甲骨、考古学和理论模式，是通向商史的五个“门”。由此可见甲骨文记录内容之广，对研究商代社会所具备的重要性。 从西亚已发掘出的大量粘板书的记录内容，涉及政治、生物、数学、博物，也有占星术。其中的专业粘板书专门记录国家和各城市的地理情况，说明当时西亚的两河流域已相当繁荣。两种载体储存内容均很丰富，但粘板书还被古亚述人和古巴比伦人用于发布信函、命令，粘板书的传播和交流功能较之甲骨文略胜一筹。 四 分类和编目方式的比较 两者分类和编目方式相似，但粘板书体现了较系统的图书馆藏意识。甲骨文因一事多卜，有时各块骨上内容相同，但编码却不相同，因而被甲骨学家称为“成套卜辞”或“成套甲骨”。成套卜辞的第一面各条卜辞都标有“一”，第二块各条卜辞旁则标“二”，第三、第四依次类推。这些一、二、三编码，为“龟册”或“骨简”的顺序号。应该说先人在编撰甲骨文时已具备了比较系统的图书分类、编目知识。 而在同一时期，一块优秀的粘板书(长2．5英寸，厚1．5英寸)能记录62个主题。由于有时需记录的内容过长，一部著作需数块粘板完成，为使各块粘板保持各自“身份”以便于区别，每块粘板的头行及记录中每一部分的头行也贯以标引，这样能帮助读者查找任何一部分记录。这些标引其实已雷同于甲骨文中的“龟册”与“简骨”的顺序号，相当于现今的图书卷次页码，是标号，也是查询记号。从十九世纪中期陆续发掘出的“亚述巴尼拨”皇室图书馆来看，三万多件馆藏粘板均有识别记号，藏书的室别、架别、及陶罐的所在均有标注。令人感兴趣的是，馆藏管理井然有序，各个书室墙上写有书目，列述书名，以及该书的出版数目、行数、卷首 字及重要子目。 可见，与商代人相比，古西亚人更具备系统的图书分类和编目知识，更具有成套的图书馆馆藏经验。 五 传承意识及管理者行使功能之比较 两种记录载体的保管者，我国商代称“史官”， 而古亚述则称之为“书吏”。 从殷墟的发掘工作看，古商人有很强的保护文献记录的意识，从甲骨出土地点多在殷墟的皇宫和皇陵来看，占卜后的甲骨，都被作为国家档案由史官保存起来，史官类似当今的图书馆员，负责记录卜辞。由于当时分类、编目的知识已普遍使用，商朝已有专事“乍册”的史官，负责记录和保管皇室的典册，可见史官的地位在商代很高。 古亚述时期西亚诸国有专门的官吏负责储藏粘板书的图书馆，这些官吏被称为“书吏”，他们则自称为“粘板的保存者”。第一位受此封号的巴比伦人生活在距著名的尼尼徽图书馆成立1000年前。另外，西亚各国的王室图书馆还存有外文书， 这些“书吏”还兼任翻译工作。可见，无论是“史官”还是“书吏”，均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给人以学者型的文化向导形象。特别是粘板书的管理者，他们身兼翻译工作，所负责任重大，加之所掌握的系统的分类、编目知识，可谓“位高权重、博古通今”。由此可见古亚述人和商代人，尽管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却对文献有着同样的保护意识。区别之处仅在于“书吏”身兼翻译，而“史官”的工作相对轻松。 人类早期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许许多多微妙的联系，无论是楔形文字还是甲骨文，它们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着人类早期文明出现时的影子。用楔形文字写成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叙述了人类早期大洪水的情景，简直和《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如出一辙! 0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圣经》中有关洪水的记载是从《吉尔伽美什》中演变而来。那么，又如何看待中国神话中所记载的大禹治水神话呢?大多数学者不会把它们看成巧合，只是，历史已经湮没了它们，只有考古学家不断的求证，才能揭开它们最后的面纱。 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时空更迭，如今已进人了信息时代。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地区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比对各种文化的异同，寻求交融和求同存异，先贤的智慧及文化传承意识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