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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所敬重的龚育之先生走了，他还不足78岁（1929.12.26-2007.6.12）,他走得太早了,他有病在身多年,又不知疲倦的工作,我们是多么希望他晚点走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龚育之是我党继胡乔木之后的第一秀才，还在文革前的中宣部时代，他就被公认为事实上的头号“判官”。他有着丰厚的知识积累、严谨的科学精神、精湛的理论修养、求实的工作态度、不背初衷，与时俱进的理想，是我们时代的知识份子的杰出代表。这里转发龚育之简介、《于光远：龚育之》、《龚育之：永不褪色的科学背景》三篇报道和文章，以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 （一） 龚育之简介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同志，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２日在北京病逝，享年７８岁。 龚育之原籍湖南长沙，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２年９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和冲击。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其间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工作。１９８０年１月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８８年３月至１９９１年９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９４年３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龚育之是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人民日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5902943.html） （二） 于光远：龚育之 龚育之是去年7月份因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的。一个多月后，我因为脑血栓也住进了北京医院。由于我行动不方便，他便多次来病房看望我，聊些彼此都关心的问题。后来他出院了，但不久又患肺炎住了进来，旧病添新疾。今年以来，龚育之的病情时缓时重，听说几次报病危。他的夫人孙小礼一直守护在身边，因为知道我关心着老龚的病，也时常抽空来病房看望我。从她那里我知道，龚育之与病魔搏斗得很顽强，始终保持着健康的情绪，每当感觉好一些的时候，就口授文章，让小礼记下来。可以说他一直在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结。 虽然这些日子对老龚离开这世界，我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我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毕竟只有78岁，不该这样早就离开我们。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想搞的研究、想写的文章没有来得及完成。 最初认识老龚是在1950年，那时我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到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他那时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彼此就认识了。1952年，他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又成了同事。屈指算来，从那之后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尽管我比龚育之年长许多，但二人之间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我们先后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我是物理系，他是化学系；我们都是在清华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都在中宣部科学处，从事党的科技政策研究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中宣部，我们还共同做过一项工作，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6年我们一起参加制定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的工作。按照这个规划，在中科院哲学所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组，我兼组长，他先后兼任学术秘书、副组长，参加这个组的还有陈步、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林万和等；当年我们还一同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老龚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结集出版了《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影响很大。60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登了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兴趣。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找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到坂田的文章。老龚参加了那次谈话，还做了详细记录，流传很广。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他的住所，又把周培源和我找去，专门谈坂田文章，谈哲学问题。60年代开始，我们还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文革”中，“最高指示”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副部长周扬等是“二阎王”、“三阎王”……我是处长，成了“大判官”；龚育之只是干事，也成了“小判官”，因为他参与过“二月提纲”的事情。开批斗我的大会，老龚成了“陪斗”。被打倒以后，我们都进了“牛棚”，关在北京市委党校。后来，又一起下放到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从“棚友”变成了“校友”。 1975年，我在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研室工作，龚育之被从教育部借调过来，我们又一起共事。那年，胡耀邦、李昌等主持起草整顿科技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和老龚先后参加了修改。不久，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遭到挫折。“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那个文件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之一。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龚到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对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我们还多次一起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修改或讨论。起草历史决议，他是主力之一，我参与过讨论和提意见。起草十二大报告，我们还在玉泉山一起讨论过稿子。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十三大报告，他还是主力之一，我也参与过一点工作。 我们的研究方向在许多方面也是共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党史等等，因此彼此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们共同创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和他先后担任过会长。80年代以来，他虽然担任了繁重的编辑党的文献和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但是仍然关注和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 多年的交往，使我和龚育之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每年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同事们聚会，他都热心参与。在朋友们为我举办的学术活动研讨会上，他不仅亲临会场，而且非常认真地准备发言。近年来，我开始写些党史方面的回忆著作，完成后都要给龚育之看，他也总会作出些评论。他说：“如果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涉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龚育之认为，在党史研究方面，能发表一些结合个人经历的著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2001年，龚育之送给我“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八个字。按照他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经历了多少复杂和曲折，都不背离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同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是一个盲目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应是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拓未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这既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精神境界与追求。 在我的心目中，龚育之是一个好学勤思、知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还是一个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个不知疲倦、忘我奉献，一贯做事认真周到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也为这个国家和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所以才走得这么早。如今他安息了，却留给我们——他的老朋友们无尽的思念。在前年我90岁生日的一个聚会上，龚育之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概括了我在过去70年间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后来，这篇文章以《我认识的于光远》为题发表在2005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文章的末尾，龚育之以四句话表达了对我的祝愿：“人生九十古今稀，学贯两科今更奇，不背初衷坚信念，与时俱进奔期颐。”还说 “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希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祝贺于光远同志百年大寿”。 老龚这么写，意思是祝愿我活得更长一点。言犹在耳，余音绕梁，没想到他反而比我走得更早。想起这些来，我心里就很是难过和悲痛。 《财经》杂志希望我能够写一篇缅怀龚育之的文章。我想，尽管老龚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不在经济理论和财经问题方面，但他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研究理论和历史的科学精神，的确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我在病中，不能详尽回顾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写下这样一些简短的文字，也许是寄托对他的哀思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2007年6月18日 （原载《财经》2007年第13期） （三） 龚育之：永不褪色的科学背景 科学时报 6月21日 6月12日，龚育之先生走了。从去年12月的寒冬住进北京医院到盛夏6月，走完他生命的历程，不过半年的时间。龚育之先生与很多人一样，完全没有料到这就是自己生命的最后终结；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课题要研究。与他丰富、完整而充满智慧与才华的一生相比，他78岁的人生太短暂了。 郭正谊先生随后接到的中共中央党校讣告上写的是：龚育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 郭先生对记者说，他其实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培养出了很多科学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他关注科学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科学是他人生中永不褪色的背景。 6月21日的送别队伍中，一定会有很多这个领域中追随他的人，受益于他的人。 科学处的岁月：别无选择的选择 人生有无限的巧合，有一些会成为历史学家们最好的素材。 龚育之先生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也刚刚住进去不久，这两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共同度过14年岁月，而保持了半个世纪友谊的同事，经常互相探望。当然，龚先生来探望于光远的次数更多，毕竟于光远年长龚育之10余岁。冬日的斜阳照在两位老友身上，过去或者未来，话题永远不完。 1952年，龚育之先生还未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时，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后为科学处），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用龚育之自己的话说，是服从需要——服务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是服从党的需要。从那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中宣部当做“阎王殿”摧毁，他在党的这个研究科学政策及理论基础的岗位上工作了14年。这14年，他与于光远先生以及处内处外的人士一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党的科学政策、研究科学的规律和战略，研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发展了一个交叉科学研究的集体。 何祚庥先生与龚育之先生因为差不多是同龄，共同的经历就更多一些。 回忆起龚育之先生，何先生的讲述是那样真切清晰，并且一点不掩饰他对龚育之先生的赞美与欣赏。他与龚先生是清华同学，比龚先生高两个年级，在同一个党支部，何先生是党支部书记，龚先生是委员后来是副书记，两人经常在一起活动，因而彼此有着深入的了解。 “是我建议他到科学处来的。”何先生说起50年前的往事，似乎就在昨天，“龚先生很早就写一些文章，科学处也有一些科学方面的文章请他写，龚先生的文字严谨，文笔特别好，当时他身体不好，正在家养病，就问他愿不愿意来科学处，龚先生很愿意。” 何先生说，龚先生到科学处不久就显露出他不平凡的才华，首先是写过非常著名的文章《医学没有阶级性》，这在当时的年代非常不容易，因而名噪一时。 另外，龚先生的才华还体现在他编译的重要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这本书上，龚先生在大学主修化学，学的是英文，生病期间自修俄文，这本书完全是从俄文版本中翻译过来的，何先生认为“译文非常准确”，中央编译局后来再译相关片断，还是用的龚先生的译文。 “我们是真正的革命友谊。”50年来，何先生与龚先生交往都是思想以及学术上的，“我不记得他请我吃过饭，我也从没请他吃过一次饭”。唯一一次的生活交往，是龚育之从干校回来以后，看见他说：“我在干校学会了理发，我看你的头发也长了，我给你理发吧。”何先生欣然允诺。 在科学处的往昔岁月，是当代科学史家们关注的话题，这段历史，成就、造就了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等等这一特殊群体。他们都是自然科学背景出身，又在党内负责科学工作，参与制定科学政策，联络科学团体，因此，使他们拥有了很多相似的经历，又因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更尖锐和鲜明，而龚育之先生更加稳妥和严谨。”何祚庥先生说。 而他们相似的是始终伴随他们的科学背景。 科社中心20年 桃李芬芳 去年12月，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20年的庆典上，校友云集，盛况空前，很多人已经是著名的教授、研究院所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而龚先生抱病参加了。 1986年4月，龚先生的夫人孙小礼在北大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科社中心。孙小礼与龚先生为清华校友，又同是一个支部，又有相同的志趣和爱好，致力于自然科学辩证法学科的建立和推进。从成立那天起，龚育之先生与何祚庥先生就成为中心的兼职教授，真的认真带学生。科社中心20年，龚育之真正带的学生可能并不多，但有趣的是很多时候他们夫妇共同指导学生；有的时候入门时是孙老师的学生后来转到龚先生门下；也有时因为龚先生忙，转到孙老师门下，有很多这样的佳话。无论怎样，不少都成了他们共同的学生，而他们夫妇又成为学生的共同导师，“就在得知龚先生去世后，所有的弟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如果有可能都会赶来向遗体告别。”1995年毕业的龚先生的博士生王志强说，他们还将在告别仪式以后商量在一个月以内召开一个追思会。 国家气象局王志强因为与龚先生共同合作完成一本书《科学的力量》，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和龚先生接触。王志强说，“龚先生虽然是一位官员，但更像一位学者，他的学者的味道更浓一些。”他认为这与他自然科学背景的训练有关系，使得他拥有科学的思维，成为他学者生涯的支柱，这也体现在他对党史研究中坚持的“史实挖掘，本质求真”的态度上。 “去年5月份我还带着妻子女儿去龚先生家探望他，他还对我女儿说要文理交融，但他更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训练要在前面。”王志强认为，这一切都体现了导师“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的论点。 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刘晓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正在上课，她后来给记者发来短信写道：“用一句话，龚先生在我心中是学者中最正直的官员，是官员中最严谨的学者，是学生心目中最具导师形象的，因而也是最受尊敬的，他是我们永远的人生榜样。” 龚先生最早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任定成已经写了追思文章放到网上，中科院自然史所的袁江洋先生也说，我也要写怀念文章，龚先生人非常好。 当记者试图询问龚先生有多少学生时，上海科教出版社的副总编潘涛说：这怎么说呢，他的学生有广义与狭义之说，很多走上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哲学道路的，都得益于他早期的书与文章。因此，从广义上说，他的学生与弟子很多。 “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创始者是于光远，真正做很多工作的是龚育之。”何祚庥先生这句话是这个领域中很多人的共识。 “孙小礼先生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龚先生后来对科技政策的研究有很多安排，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部分工作，我余下的时间要把龚先生这部分工作做完。”中科院政策所的朱效民博士对记者说，实际上，龚先生后来对科学社会学倾注了很多精力，并且对科学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关注，比如科学道德等等。 龚先生之所以受到学生们的拥戴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对学生们观点的宽容。在科学哲学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学派，即使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与自己的观点相左，龚先生同样能接受，“越是到了晚年，越是这样”，王志强说。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樊洪业先生也是为龚先生送行的人之一。“他是好人。”樊洪业评价说，“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他可以允许你的观点存在，可以和你讨论。” 范岱年先生与龚先生相识也有50年的时间了，范先生认为龚先生严谨厚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可以事后认错，特别是一些由于历史原因，不可避免的偏差，龚先生都可以进行反思。“龚先生尊重有学问的人，也敢于启用有才华的人”，这一点，范岱年先生除了有切身体会外，还举了龚先生为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写推荐文字的事例，“他从搞党史研究的角度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 去年12月的社科中心庆典，龚先生讲完话因为身体不舒服先离开，大家起身相送，龚先生说，“会议还未结束，别送了”，处处体现他一个长者的风范。 唐诗里有一名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种境界，正是龚先生的境界，王志强这样认为。 据说，龚先生其实是不打算举办任何告别仪式的——他希望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用于医学研究。只是，他的这一想法遭到很多人“反对”只好作罢，很多人要为他送行，很多人要再去看他一眼。 我们怀念一个人是怀念他代表的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我们纪念一个人，是因为他推进了历史的进程，为这个时代作出了贡献。 龚育之先生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和成就虽然只是他伟大而丰富的人生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