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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是谁？ 据说有一年李泽厚南下，去某大学附近的书店作客。老板在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引得诸多学子停步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李泽楷要来了！ 一位学者在听到这个段子后感叹，“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李泽厚曾说，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在新世纪已经五年的今天，大概是学人淡出、商人突显了。将李泽厚错认作李嘉诚之子、小超人李泽楷，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进步呢？ 想当年，李泽厚初出茅庐就一鸣惊人，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他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在此后的反右和文革中，政治的惊涛骇浪波及中国绝大部分思考着的头脑，而李泽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太行山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当有的同事忙着做家具的时候，李泽厚却用红宝书蒙着康德的著作，搞自己的哲学研究。 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李泽厚的作品有如横空出世。从哲学、美学到思想史，他横跨多个领域。从思想到语言，都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一纯哲学著作，当时竟然卖了3万册。而三部(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更是影响深远。李的思想洞见和文字魅力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1981年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冯友兰先生高度评价，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 这本1979年的作品，丝毫没有革命八股的文风。即便今日看来，文字依然珠圆玉润。光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 有人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原道》主编陈明套用这个说法，认为李泽厚“也是上帝赐给中国的，进行思想的器官，为了感受时代的气息、脉搏，把它彰显放大”。 李泽厚似乎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19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都与李泽厚有关。可以说，他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李泽厚告诉记者，他的所有书都有盗版，即便如此，著作收入也超过100万了。也许李的思想仍然有人质疑，但其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覆盖力，恐怕不亚于正统的教科书。 在1980年代，李泽厚是时髦。但世移时易，有人认为李泽厚过时了：1989年写《华夏美学》的他已是“日薄西山”。而1996年的《世纪新梦》更是“老态毕现”。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会在历史上占据什么位置，恐怕今人无权置喙。口无遮拦的他对记者说，“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对我的评价，可能要在我死后30年或50年。” 李泽厚1992年1月去了美国。每年回国一次。在异国他乡教书8年，现已退休。1980年代如众星捧月般的他，1990年代给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讲授中国的孔子和康梁，不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当学问家取代思想家，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一个远离中国、远离学术圈的老人，偶尔也会超然世外地说些真话。2002年，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话录《浮生论学》出版，因为臧否了不少今人，惹来非议。 11月的深秋，李泽厚身着睡衣，在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他谈起世界和历史，一种孤高而强大的自信折射出背后庞大的思想支撑。当他用湘音聊起老长沙的旧时风貌，一种温暖的气氛烘托出这位老人的恬淡心境。 李泽厚曾说“走自己的路”。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反右、文革一样，都是社会大潮的起伏而已，而只有自己的思索一直闲庭信步，节奏未曾改变。正如记者几次要求，他依然穿着睡衣拍照。 下面的对话，大部分都是常识。恐怕只有清醒而“不懂人情世故”的老人，才能说出这些明白而不拐弯的实话。 访谈一：马克思我的思想基点之一 记者：我们的报纸提倡理性、建设性，据说您很早就有类似的提法，能不能讲一讲？ 李泽厚：我在1980年代有过类似说法。对五四运动，我曾评价为，理性不足，激情有 余。这八个字是我曾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写的。 现在有股潮流，有批人物，否定五四，觉得五四斩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我认为五四有很多缺点。 学术界流行尼采和后现代。现在把尼采捧为学术偶像，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主要是强调破的方面。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 比如写学术文章，以前我说过，你指出哪个人的文章有一二三四五错误，那不太难，但你要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就不容易。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报社的这个提法。 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跟我讲，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批判。似乎一考虑建设，就是想做帝王师。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立场在欧美可以，因为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已经很稳固了，你怎么批判也没什么关系。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批判，他们不管建设不建设。譬如福柯，就是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是囚笼、启蒙是错误。但是，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这一点我1999年也讲过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的哲学，也应该是建设的哲学。过去一讲到马克思主义，修饰语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也是建设性的。怎么样建设一个好的社会，精神方面、物质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所以，我很赞成理性、建设性。这不是奉承你们的报纸。当然批判也应该是理性的，但现在流行的是非理性、反理性。 记者：记得您说过，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欧美的社会制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需要福柯这类批判思想。但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后现代这些东西是不是远远超前于现实了？ 李泽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记者：您仔细看过福柯、德里达吗？ 李泽厚：当然，只看过一些，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我知道。比如福柯，我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说知识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被权力支配着。这是有道理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是被某种权力支配的。没有什么真正超脱的知识，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真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里早就包含着这一点。其实，福柯他们受马克思的影响很深，但他们不愿意讲。海德格尔也是这样。 福柯的其他主张，比如理性是监狱等等，我以为，学术价值并不高。 记者：您的思想的两个基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经典？ 李泽厚：一个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也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哈哈。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我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化康德和马克思。我也吸收了不少后现代的思想。例如，后现代思潮反对绝对的、先验的理性，反对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我提出的实用理性，恰恰也是反对绝对先验的理性。我认为理性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这些方面便和后现代有吻合之处，或者说吸纳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又如，我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和反二分法，却又强调“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访谈二：我反对的是国粹主义不是读经运动 记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的物质生活是朝向欧美那个方向。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缺什么，怎么解决？比如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宗教？ 李泽厚：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好谈。刘小枫说，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基督教搬进来。所以他希望基督教来救中国。但我的看法是，在基层，特别在农村和下层社会，基督教可能会有很大的传播。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督教，是比较困难的。 我也说过，在美国上课时，有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怎么还能维持那么久呢？他很惊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么庞大的规模和人口，是一个奇迹。 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个文章中讲，是因为中国有个“礼教”，儒家的教。它不信上帝，也不拜孔子。但是，它拜五个字：天地国亲师。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堂屋供奉着祖宗牌位，后面的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这就是中国的宗教，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就改成天地国亲师了。国是国家，亲就是长辈和亲戚。中国的礼教，是一套行为规则，一种伦理规范，一种情感信仰。所以，我讲中国礼教的特点是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