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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厚善先生，字瀚池，1919年生于湖北武汉市。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后曾从事教学。1949年又考入中原大学，结业后留校于教育学院（不久与华中大学合并为华中师范学院，即后之华中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经中南地区俄文速成班一个半月学习，即可借助词典阅读俄文文献，学习经验为《长江日报》刊载，在江城学界产生良好影响。1956年在东北师范大学进修世界古代史。从此辛勤参加了建国初期还很年轻的世界史学科建设。 50年代起，涂先生充分利用俄文资料，编写外国历史小丛书和知识丛书《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跨出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第一步。1978年印度史研究室成立后，在继续补充图书资料、招收研究生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华中师院学报》发表的论文“论古代东方的社会性质问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其后又发表“浅谈古代印度史的分期问题”、“早期中印关系的特点”等等多篇力作，在南亚史学界影响之大，致有古代印度史之研究，国内首推“南涂被崔”（指东北师大的崔连仲先生）的美谈。同时，还合编了《马恩列斯论印度》，合撰的《简明印度史》获学校科研二等奖。 翻译外文图书资料是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工作。50年代在东北进修时，涂先生便参加翻译了俄文赫梯法典、中亚述法典。1971年参加合译了《挪威简史》、《丹麦王国史》。其后主持合译的《印度社会》，两个月如期完成译文40余万言。他翻译时强调忠实原文，深得商务印书馆等出版部门的赞许和信赖，后又领导研究室合译了《高级印度史》（获湖北省社联三等奖）和《印度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共150余万字。研究室编译发行了共计17期《印度史研究资料》，他在译稿、编印和对外交流等方面起着核心作用。1981年被评为科研先进个人，次年晋升为教授。他先后当选中国古代世界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副理事长，并曾受聘为《南亚研究》编委会委员。 涂先生曾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担负了“世界古代史”等本科生、函授生的教学任务及假期辅导中学教师工作，曾针对教学大纲和教材、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发表多篇论文，在校内刊物介绍教研室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印度史研究室成立后又推出本科生选修课“印度古代史”和研究生课程“中印关系史”、“古代印度史”、“印度史英文名著讲读”等。他治学踏实严谨，授业严而不苛，深受广大学生的尊敬的爱戴。 涂先生为人正直谦和宽厚，工作勤勉奋进，曾先后当选校先进工作者（1959，1979）、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个人（1982）、系退休教师先进老人（1992）、统战工作先进个人（1996）。离休后，他仍治学不辍，不仅将书稿《古代印度的文化》修改后交付出版，校译了《印度文化史》全书，还主持编写了了《南亚大词典》内中世纪印度的所有词条达14万字。他至今还常常为校内南亚史研究人员提供学术信息和资料，关心其研究生成长，激励该学科的发展。 怀念我的老师涂厚善先生 陶笑虹 二00七年元月十一日，我的老师涂厚善先生与世长辞了。 涂先生是我们的严师，从用讨论的方式给我们上课起，就力图培养我们严谨治学的习惯。在后来的工作中，先生更是既悉心培养我们的研究能力，又时时告诫我们不可习染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也存有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不良风气，并以自身的榜样，令我们在写作、翻译中从不敢有所怠慢。在主持翻译《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的过程中，涂先生担任的校对工作，细微到了对译文每一句话的准确、每一词汇的推敲，使这部译作得到商务印书馆有关编辑部的好评。问世的当年，《光明日报》就有文章对其学术价值作出很高评价。在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组织的《南亚大词典》编写工作中，研究室担任了中世纪历史各词条的撰写工作，记得曾因为对某一词条中涉及的建筑物描写不确，我被要求修改了两次。担任副主编的涂先生还推荐承担编写任务较重的周柏青为编委会的编委，由此流露出对学生深切的栽培之心。 及至离休之后，涂先生仍对我辈的工作时刻挂怀。开始带研究生以后，我曾就我校关于南亚历史文化的资料问题请教过涂先生。不料两天后，一份关于分散于学校图书馆和我院资料中心等各处的研究资料的详情介绍就放在我的信箱里了。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令我感动又心酸：能够想象得到涂先生因年迈而有些颤抖的手写出这么多的字有多么不容易！先生对我们课程设置和讲课内容的建议，常使我们深感自己在专业素养上的毕竟不足，庆幸有恩师的指点。1998年和2004年有印度学者来访时，他不惮年事已高，亲与交谈，参加研究室为此组织的学术活动。尤其是2004年12月，86岁高龄的涂先生因腿脚不便，行走已经十分困难，仍从东区宿舍步行到一号楼三楼出席与印度学者的学术讨论会，并提出与古代印度史有关的问题，与印度学者交换看法。 涂老师又是我们的一位亲切、慈祥的长辈。有时他会把我们叫去，说我们中有人在生活上遇到了不顺心之事，催我们设法对其安慰和帮助。对有些外地同窗的情况，竟往往是从先生那里得知：有一些平素不愿启齿的话题，却都愿意对老师倾诉。2003年上半年，我承担了为省社科界名人录和学校百年校庆撰写涂先生小传的任务。当我拿着初稿请先生过目时，先生指出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字句，每处都涉嫌“过誉”。尽管那都是些不争的事实和平常的话语，可为了不改或少改，都不得不大费唇舌。作为研究室核心的涂先生之谦和宽厚，加上研究室几位老前辈的优秀品格，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而产生的凝聚力，使得研究室得以频频合作，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我国南亚史学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即使在医院里度过人生最后一程的日子里，先生也表现出最大的耐心和宽容，从不对医疗手段提出要求或不满。无论有多么痛苦，他都是默默地配合和忍受，而不愿意“麻烦别人”。连医务人员都不禁赞叹“这位老先生的为人，真是和他的名字一样”，忠厚善良。 先生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再也不能聆听他的谆谆教导，再也不能当遇到困难和挫折而烦恼时而尽情地在他面前诉说，再也不能依赖他随时都准备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惟有在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加象样一点，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