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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邓文如先生，究心史学，博闻强记，所撰之《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清诗纪事初编》等著，早岁即饮誉史坛，至今在学界仍有深远影响。曩岁，余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曾忝列文如师门墙，今已垂七十年矣！忆及负笈燕园向先生请益时，文如师循循善诱之关爱；抗战中与先生同为日军逮捕，“南冠”同仇之国恨，至今尚铭于心。文如师之育人著书，时贤多有详论；日寇囹圄之难，文如师有《闭关吟》、《南冠纪事》存真。无须余之赘言。惟有求学上的一次意外的收获，则是出自文如师的特别关怀，至今难忘。 余在燕京读书时，曾利用课余之暇着手研究明代宣化、大同、山西三镇的马市问题，在进行数据搜集时，曾就教于文如师。他在细心指点之余，又出示他所借阅的相传为万斯同的《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嘱我详加校阅。因为他认为这六本残稿是否出自万斯同，还是有疑问的。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在鉴别史料上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也就欣然承诺了。经过研究，证明文如师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发现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六本列传残稿，乃是初刻《明史》列传稿的过渡稿本，所有删改字迹都是出自王鸿绪的手笔，因而写成《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一文，经文如师审定后，刊载于《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八年）。这一研究对我既是一个好的训练，更是一次出乎意外的收获，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篇有关史学史的习作。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必要的对比资料，未得一见。这一点我在当时所写的另一篇《明史列传稿校录》的小序中，已举例作了说明（见《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可喜的是近年来偶一翻阅北京图书馆的《文献》第十八辑（一九八三年），竟发现有未曾相识的黄爱平先生所写《明史稿本考略》一文，得悉我当年所渴求而不可得者，他已得充分利用。经他复核，不仅肯定了五十年前我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还根据文如师的口述，记录了我所依据的六本《明史》列传残稿的来历，原文是这样写的： 关于此稿的来历，据邓之诚先生说，残稿原藏缪荃孙家，缪氏卒后，辗转流入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馆。三十年代末，邓先生访得并交给侯仁之先生进行研究。侯先生当年所见六册，今存四册，且侯先生曾经提到的一些传目如于谦、郑辰等传，今亦不见，不知是否又有散佚。 今重读黄先生的这段记述，又恍然如置身在七十年前文如师燕勺园故居中，文如师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情景，复重现于眼前。 另还须说明的是，我的老伴张玮瑛也曾是文如师的及门弟子，玮瑛曾是文如师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的助教，她的论文《清代漕运》（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系硕士论文，一九三八年五月）就是在文如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顷奉文如师哲嗣瑞书，告以先生之《五石斋日记》即将整理付梓，欣慰之余，不胜感慨以系之。今以零散之追忆，敢请质正于世之深知先生之君子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