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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思和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1月在“名师讲义”系列丛书中推出了《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该书不但主要收录了齐思和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史学概论”课程的原始讲义，而且附带收录了他在1949年以前发表的有关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研究的五篇论文。它的公开出版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齐思和先生的史学思想提供了更为直接和丰富的文献资料。 一、坚持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态度，是齐思和先生毕生从事史学研究固守的永恒信条。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史学思想的灵魂。 所谓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态度，是指在学术研究上要从求真入手，以探求真理为旨归。在历史研究目的和历史学科认知的专门论述中，齐思和先生阐明了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态度。 1、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齐思和先生抛弃了中外旧的史学家所主张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道德之提倡、资鉴之供给、爱国心之激发”的陈腐观点，同时还批驳了他那个时代在历史研究的目的上流行的“救亡必先读史”的时髦论调。在广泛吸纳鲁滨逊的新史学主张（详见Robinson，James H.， New History（ New York，1911））的基础上，齐思和先生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 真理之寻求，为一切学问之共同目标；惟真理之范围至广，故学术不得不分科，各科学者，就其范围之内，探讨一部分之真理，历史之目的，则在研究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之真理也。绝对之真理在任何科学中，恐永无获得之一日。然惟其如此，故各科可以继续前进，继续发展，而去真理愈近也。（《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历史之研究，既以真理之寻求为目的，则真理外，不容有其他目的。于事实之考核，须笃守严谨之方法，客观之态度。不容有丝毫成见感情夹杂其中。一事的考订，苟其是也。虽如何厌憎之，亦必书之。苟其非也。虽如何喜悦之，亦必去之。事实可以矫正理想，理想不可以牺牲事实，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可牵就学说。持此态度以治史，然后其著作庶几可有科学上之价值焉。（《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9—30页） 2、关于历史学科的认知。在广泛吸纳汤姆氏的科学方法主张（详见J. Arthur Thomson，Introduction to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1911））的基础上，齐思和先生认为，虽然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式与自然科学的不可能相同，但是现代史学家所具备的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家的则毫无差别，所持有的治学方法为科学的则毫无疑义。 功利态度之主旨在利用自然，文学态度之主旨在欣赏自然，而科学态度则在了解自然，探求真理。吾于前章已言之：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42页） 非惟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家者无显著之差别，即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至其偶有异同，则以史家所根据之材料不同。至其所根据之逻辑，则并无歧异也。夫科学方法之重要步骤为事实之搜集，及其分析与整理，假设之树立，与公式之建设，史家于一历史问题之探讨，其所循之步骤，亦与此相同。史家以无试验以试其结果，故于资料之审查与鉴别，分析与整理，益为谨严。一史实之确立，盖不知经过若干精审之步骤。而史家于史学方法之运用，亦须经过长期之训练。故在方法上历史与自然科学，亦无大区别也。（《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41—42页） 必须要看到的是，齐思和先生不但阐明了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态度，而且还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确立起了科学的态度。齐思和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科学态度的确立，是他积极顺应和主动追求20世纪以来出现的历史研究中进步潮流的必然选择。在当时，西方史学研究中的进步潮流是法国学者贝尔（1900年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和美国学者鲁滨逊（1911年出版《新史学》）所倡导的平民史学和综合史学；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进步潮流是以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所倡导的科学实证史学。事实上，无论是在他专论史学方法论的讲义“史学概论”中，还是在他有关先秦史研究的专题论文中，齐思和先生在治学都充分吸收了中外史学研究中进步潮流的积极成果，很好地坚持了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态度。 1949年以后，齐思和先生之所以能够积极主动地从内心深处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尽快转换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坚持的科学态度。齐思和先生写的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流行几十年的反动“学说”，在许多人们的意识中存在已久，必须将它的残余彻底清除，才可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确立和巩固扫清道路。世界史在我们的学术部门中，是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个，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努力学习中国史，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紧密地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中国对于世界史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科学的世界史，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齐思和：《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转引自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84页） 从上面的一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齐思和先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先进的历史科学，符合他一贯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的科学态度的所固守起来的永恒信条，所以他才积极主动地从内心深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地，齐思和先生也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世界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先进的历史科学的基础比较薄弱，而唯有学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科学的世界史，所以他才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了亟需马克思主义史学占领阵地的世界中世纪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后来事实的发展印证了这样一个逻辑：恰恰是因为自身在学术研究对于科学态度的坚持及其由此所固守起来的永恒信条，齐思和先生才能够不断地积极顺应和主动追求历史中研究出现的进步潮流，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从信仰科学实证史学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性转变。对此，曾受业于齐思和先生的戚国淦先生有着很好地说明： 解放后，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学习为例，过去先生虽然博览群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所知甚少。此时先生虽已年逾不惑，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热情不亚于青年，而且见一本，读一本，坚持不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七十年代《马恩全集》全部出齐的时候，他竟尔在卧病中坚持完成了通读计划。至于革命导师的一些关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直接论述，例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德国农民战争》以及《资本论》的部分章节，更是反复钻研，不知精读了多少遍。通过长期学习和实践，他衷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终生服膺，当作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指导原则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武器，终于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戚国淦：《史坛巨擘 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总之，尽管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观前后有着很大的变化，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但是坚持学术研究上的科学态度却是他毕生从事史学研究固守的永恒信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的科学态度，也就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史学思想的灵魂。 二、运用学术研究上的实证方法，是齐思和先生毕生从事史学研究在治学方法论的首要选择。抓住了 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史学思想的根基。 所谓学术研究上的实证方法，是指在学术研究上要从求实入手，以材料说话为旨归。对此，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科学学派典型代表的傅斯年先生，有着很好地说明：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缝着的史料。”（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册；转引自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第100页） 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进步潮流——科学实证史学，在史学方法论上的典型主张。齐思和先生积极顺应和主动追求这一进步潮流，在史料认知和史料搜集整理的专门论述中，阐明了学术研究上的实证方法。 1、关于史料的认知。齐思和先生从“无史料则无历史学”的重要性出发，认知史料。在他看来，先民活动或思想之痕迹保存于近日者即为史料。这种痕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遗迹，二是文字记载。二者之中，遗迹尤为重要。 （1）齐思和先生把遗迹又细分为古代器物和古代建筑两大类，并就二者的保存和保护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古代器物的保护方面，齐思和先生指出： 论其数量，亦不可谓少。惜无集中机关，负保存之责。非惟不便学者之研讨，且私人保存，绝不能如公共机关之周密。兵燹之祸，水火之灾，皆足以毁之而有余。况年来外国博物院挟其钜金，百方搜求。不肖子弟利其重赀，侔利奸商供其驱使，中华故物，殆尽辗流入海外。惩前毖后，国家博物院之设立，实刻不容缓也。”（《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在古代建筑的保护方面，齐思和先生指出： 古代遗迹之留存于近日，固不止于器物。此外如古人之建筑，若宫殿庙宇桥梁之类，近日尚存在者仍不少，而其在代表一代文物之价值上，较寻常器物尤高。盖寻常器物仅代 表一类工艺，而建筑乃许多工艺美术之结晶（如木工、石工、金工、绘画、雕刻、塑像、测量等事）也。远古邈矣，若秦之阿房，汉之两都，早已荡焉无存。然今之万里长城，虽叠经后人增筑补筑，然其一部分为六国秦代遗物，其余亦千百年前旧物也。籍之足以觇古代之建筑技术。至如六朝隋唐以来建筑，各地保存者尚多，此皆吾国最有价值之史料。惜国人历史观念薄弱不知珍惜，或任其湮颓，或横加拆毁，致古代建筑，存者日少。孟轲有言：‘见乔木而思故国焉。’草木犹足于爱国之思，况独先所遗留之手泽乎？故古迹之保存，不仅有裨于历史家之考订而已也。”（《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08页） （2）虽然齐思和先生认为在遗迹和文字记载之间，遗迹尤为重要；但是他认为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文字记载的史料更为基本。对此，齐思和先生解释到： 文字记载固不若遗迹之可供吾人直接观察。然过去之史实，非皆器物之足以代表。如古人之思想、言论、行为、今日犹足考见者皆赖文字之记载。况实迹保存甚难而书籍可以传抄覆印，流传较易。故吾人于古代之知识，大部仍得自文字之记载。”（《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08页） 齐思和先生把文字记载的史料又分为四大类：一是档案，二是私人文件，三是刻文，四是记述。四者之中，他尤其强调了档案和私人文件在文字史料中的价值。在他看来： 档案（所有公家之文件，自帝王之诏令，臣工之奏疏，以至各政治机关之表册簿录，举政府公文，储诸官府者，皆属此类），在文字记载的史料之中，此类最为重要。 盖此类文件，皆当事人当时之心迹，自较事后追述或得自传闻之记载为亲切可信。不惟政治史军事史之研究，须以此等资料为基础，即关于经济社会之发展，档案亦有无限资料。如户部税收之底册，海关之报告，刑部之诉状判决，皆为研究经济社会史者极好之资料。是故档案之学，在西洋为历史之重要辅助学科。……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洋史家于专题研究，注重档案，或其他未经刊印之史料。此在今日，西洋史风气犹如是。历史论文而未利用抄本资料者，便以为不值一观。”（《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08—109页） 私人文件（举凡私人之信札，文章，日记，稿件，等事皆属此类）的重要性，绝不在档案之下。 私人文件虽不若档案之谨严正式，然职是之故，更可表现其个人之性格与主张。故较档案尤可资吾人于当事人性格动机之分析。如吾人研究中国近世史事，则曾国藩等人之书牍、日记，实为了解此等一代伟人之绝好资料。故私人文字之重要，绝不在官所档册之下。”（《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10页） 同时，齐思和先生还强调了正史（属于文字记载中的记述类史料的一种）在文字史料中的价值。在他看来： 正史类皆就当时国史增益删润而成，而非直接就档案文件研究之结果，其中所含之知识自属间接而又间接。严格论之，其在史料上的价值，本极有限。特以古籍亡缺，非特当代之档案，久忆荡尽，即正史所据之实录国史，存者亦少。正史遂成为历代极重要之史料。”（《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13页） 总之，通过对遗迹史料和文字记载史料的上述缜密分析，齐思和先生提出了自己在史料认知问题上的重要见解。这就是： 故居今而言史，非惟不可限于正史，且不当限于文字之记载。凡先民所遗之痕迹，皆系重要史料，即皆应加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故史料之前人所利用者，仅其中极小之一部，其有待吾人之研究采掘者，其数量尚无限也。沃野千里，悉待垦殖。有志国史者，宜有以自励矣。”（《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