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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夏的一天下午，我们受《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西安）编辑部之约，对刘宗绪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百忙之中的刘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刘教授渊博的知识、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风趣幽默的谈话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在世界近代史学界，刘教授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世界近代史学科新体系创建中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其筚路蓝缕之功至今仍为后来学人所称道。 刘教授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评估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标准。过去在研究中往往把农民是否得到土地作为评价资产阶级革命彻底与否的尺度，这是不妥当的。”因而，曾倍受褒扬的雅各宾专政，在刘教授看来，是法国大革命中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出现，既不是由于还有大量的改造封建旧制度的任务未能完成，也不是为了完善和健全资本主义制度。它只是在国内外封建势力的严重威胁下，为实现革命力量的联合以打败敌人而建立起来的”，是“远远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目的而走出的一步”。所以在其目标实现以后，就必须将这一步退回来，退到当时已经成熟了的基点上去，这并不是什么反动。“因而，对热月政变进行指责和否定是不公正的”。在刘教授看来，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实际上是结束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是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热月党镇压群众，迫害雅各宾派，是一种反动行径。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封建势力坚决不退让，这就在最根本问题上同反革命划清了界限。” 正是在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认识中，刘教授确认了生产力是历史的终极动力，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确认了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的原则。“这就必须重实践、重结局，不能全依据传统的公式化概念，也不能感情用事式以道德标准论断。那种以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为尺度的做法，并不是评价历史的科学态度。历史是具体的，革命与改良、急进与渐进，都要根据条件、视其效果而评判。” 据此，刘教授否定了直到80年代末期仍在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界有着相当影响的苏联的“左倾”、教条化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创立了能够贴近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世界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在刘教授看来：“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正是在近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封建制度，又经过自身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之下连成一气，非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基本成型之时，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结束的标志”。根据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刘教授将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为三个阶段：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至70年代）；电气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同时对这三个阶段的相关问题也做了详尽的阐释。例如：在阐述第一阶段的发展情况时，在澄清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的同时，还肯定了改革的方式也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方式之一；在阐述第二阶段的发展情况时，肯定了在不同层面同时并存的三大进步潮流， 即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潮流、民族解放运动潮流，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潮流为最主要的潮流；在阐述第三阶段的发展情况时，肯定了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它的出现表明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定型。 我们的专访就是从刘教授的这两大学术成就谈起的。在谈到他所创立的世界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时，刘教授认为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并且主张在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新探索中，应当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刘教授对罗荣渠先生（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现代化的视角对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新探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随着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在史学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人们便需要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思索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不断创新问题。从访谈中我们得知，刘教授近年来主要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思索着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不断创新问题。在刘教授看来：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之后，最初只是几个文明据点，而且都依傍在大的江河流域或海岸边。后来成区成片，也先后出现过几个地域极为辽阔的大帝国。但那只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并没有内在的经济纽带相连结。只是到了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确立和向全球发展，人类不同的文明之间才在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扫荡’中逐步地连成一体。我们企盼着在不久的将来，刘教授能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对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再次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 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视觉的转换，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已拓展到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在思想史、心态史以及民众史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单纯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以及“解构人类文明”的思想史层面，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还有人主张把法国大革命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当我们就这一问题向刘教授请教时，他告诉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时时刻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检验标准。因此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仅仅从思想史的层面来切入是远远不够的，相反地，而是应当把它放在近代世界历史的具体演进中综合加以考察。刘教授认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到来时，其竞争机制将人的价值、人的判断、人的自我完善提上了历史日程。于是，法国大革命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高唱人的理性和人的权利，为人的地位、尊严以及作用而战， 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这一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同期发生在英国的经济（工业）革命， 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开始向全球扩展的两大根本性的推动力量。此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6个资本主义大国（英、法、美、俄、德、日）的历史发展加以比较，更能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没有经过一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的俄、德、日三国，后来均为补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课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俄国爆发革命外，德日都走上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毁灭之路）；而经受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洗礼的英、法、美三国，特别是革命最为激烈的法国，则以较小的代价顺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发展道路。 二 由于刘教授近年来对中学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在我们的专访中，刘教授也谈到了中学历史教学的问题。 刘教授认为：多年来中学历史教学与高校文科各专业的要求有明显的差距。各高校文科专业，都力求吸取新的研究成果，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而中学课本则常常停留在较为陈旧的基点上。从近几年高考的情况来看，历史科的命题在照顾到中学历史教学实际的基础上一直努刀将其‘拔高”，即不断地“拔高”中学 历史教学的水平。人们常说高考是“指挥棒”， 其实指的就是高考的导向作用。高考试题集中考查考生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尽快提高中学历史教学水平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事实上，近年来中学历史教学水平的迅速提升，证明了刘教授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可行的。 刘教授建议，中学生要学好历史课，一定要努力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要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做到不惟“上”、不惟“书”。也就是要结合历史实际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实践证明了的东西立论，不要完全依赖某些已有的传统结论或书本上缺乏说服力的论断。换句话说，就是要追求科学性。刘教授举例说：1994年高考有一道材料问答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恩格斯说，半个世纪前他和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那是不对的。因为19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能够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要求学生结合19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来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并答出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及其修改原先结论表现出的精神。要答好这道题，学生就要不惟“书”，而要运用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检验的标准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 刘教授还建议，学历史应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多年来历史课都是一章一节地讲授，很少进行横向与纵向综台分析。结果积累了不少具体的知识，包括历史事件、人物、朝代等等，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缺乏宏观分析就有些不足了。学历史应该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宽，从发展的角度、比较的角度去思考，才能使认识加深。这也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基本途径之一。1993年高考有一道问答题，要求学生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存在的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1998年高考有一道问答题，要求学生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背景和进程说明，是什么原因速成了英属北美 13个殖民地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而西班牙属拉美殖民地却建立起一系列独立国家。这类题目就是把微观内容与宏观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进行分析的理论依据，仍然是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检验的标准。 在刘教授看来，学习历史不仅使人能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教人以智慧。他希望历史学科能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社会效益，更希望中学历史教学能大踏步地进步，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更自觉、更有智慧地去报效祖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地祝愿刘宗绪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且不断开拓出提高中学世界近代史教学水平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