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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印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 李治安，1949年10月生，河北省邢台市人。1982年、1985年、1989年先后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赴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留学访问。1997年—2006年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会历史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古代政治制度史。先后出版的有影响代表性著作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传》。主编并与人合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中国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国内一流期刊上。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等科研项目多项。曾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 杨印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 李老师，您被史学界公认为当今国内元史和政治制度史领域最具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特别是在2004年，您更以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的身份成为新一代“掌门”。众所周知，国内元史研究学者虽不如其他断代史研究队伍庞大，但殊少凡品俗流，精英者众，能够成为本派“掌门”，非有“上乘功夫”不能，请问，您的“上乘功夫”是什么？ 您又是如何凭借这“上乘功夫”，从一位普通学者成长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呢？ ●“上乘功夫”谈不上，体会和经验教训倒有一些。一是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扎实过硬，打好专精研究的基础，二是努力做到专精与博通的有机结合。 197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因为十年“文革”学业荒废，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用功。当时没有去追求考试得高分，而是整天“泡”在图书馆，在读书和基本功训练方面下了许多“笨”功夫。比较幸运的还有，刚入门就遇上一位好老师杨志玖先生，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专精治史训练。 跟杨先生学习，给予了我一个很大的教益，就是学会写高质量、有新意的史学论文。我学习撰写小论文，是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的。当时心气挺高，空泛议论较多。不久，学会了从阅读史料入手写文章，记得第一篇文章是《略论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因为下了很多的功夫，自以为乃得意之作，于是沾沾自喜拿去给杨先生看，孰料先生当头棒喝，竟视为废纸一篇，因为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了。杨先生告诫我，写文章一定要出新意，没新意的话就不要写。杨先生的话，虽然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但给我很大的刺激和启发。不久，杨先生在《文史哲》发表《我怎样学元史》，谈到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姚从吾等先生“心得”和“论点”至关重要的指教。此时我才基本想通，试着从事具有新意和比较实在的写作。 真正规范的研究性论文，实际是我的硕士学位。1982年我开始师从杨志玖先生攻读元史硕士。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我原本是想学隋唐史的，不料那年开始杨先生决定停招隋唐史研究生，只招元史一个方向。当时我挺犯难，不知何去何从，是考外校隋唐史？还是跟杨先生改学元史？南炳文老师劝我说：“杨先生学问大，能学到真东西！”于是决定了报考杨先生学元史。现在看来，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学习元史使我受益匪浅：第一，相对而言，元史领域可供开拓的地方比隋唐史稍多，在国内虽显冷僻，但在国际范围内却是“显学”；第二，读过一些隋唐史书籍之后转学元史，眼界视野无形中会宽阔许多。硕士论文受周良霄先生的启发，我是以分封制度的特殊形态“宗王出镇”为题。论文作得很艰苦，苦思冥想了好久，最终从镇戍区属性、权力构成、任用原则等三方面予以剖析，进一步探明其镇戍区归朝廷所有，由行省等官僚机构具体治理，部分出镇宗王不世袭等特殊性之所在，也算是着眼新角度，提出了新观点，因此，受到前辈的赞扬。我也初次摸索到了撰写创新性研究论文的门径。读硕士前后，我还学习了蒙古语及藏语，初步掌握了开展元史研究的语言工具。 学史最重考证，对一般青年人来说，考证也比较难学。而杨先生考证文章作的最好，当年他就是凭借极具说服力的史料，考证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有力地回击了国际上部分学者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真实性的质疑，最终奠定了他在元史学界的高山仰止的地位。读博士期间，我开始留心向杨先生学写考证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代投下考述》和《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两篇。后来又写了《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等篇，也算是闯过了写考证文章之关。 我还把专精与博通相结合，当作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说，专精是高度和深度的话，博通就是宽度和幅度，真正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似乎才能进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美妙境界。我在多年的治学实践中，一直探索着走一条从专到通，再专再通的道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到90年代初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以及《中国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这就是一条由专到通的轨迹。90年代中后期开始撰写的《行省制度研究》和《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到2004年出版的《忽必烈传》和最近正在探讨的“两个南北朝与唐宋变革”等问题，这又是一条由专到通的轨迹。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符合我个人起步晚而有一定社会阅历经验的实际情况，能够使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感到专精与博通，并不矛盾，而且往往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在专精的具体研究开展到一定阶段时，适当做些与原先具体研究有关联的博通研究，不仅完全可能，也是必要和有益的。后者还会反过来刺激和促进你的具体的断代研究，迫使你从博通的层面对本断代历史提出更多更深的思考。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希望和初步探索，究竟合乎学理与否，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评判。 ○ 您的博士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对元代分封制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综合性的研究，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得到了当时众多史学前辈的好评，甚至一向以“严师”著称的杨志玖先生也亲自做序，并给予了很高评价。杨先生还特别推重您文章中对“投下”一词的考证和对中原投下食邑置路州问题的研究，认为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实在难能可贵。” 可以说，这篇博士论文奠定了您在元史学界的最初地位，也是您开始向知名学者迈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请您谈谈创作体会。 ● 我1988年底通过这篇博士论文答辩，并于来年获得博士学位。92年博士论文得以正式出版。不久《历史研究》韩志远书评和日本著名学者杉山正明给予赞誉。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称这本书“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并在编著该书相关内容时较多采用了拙著的一些观点。总之，这篇论文的完成，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我有如下三点体会： 一是精心选题。元史时间跨度有限，又是国际上的显学，前人研究已经比较多，博士论文题目不太好选。选题时主要考虑的是，第一，做元史研究，要优先选择在元代举足轻重的课题，尤其要优先选择蒙古主体或主流的部分。第二，在蒙古千户、怯薛、分封三大支柱性制度中，唯有分封制度庞大复杂，史料丰富，疑窦较多，尚有继续钻研的较大地盘和机会。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明智和有益的。它既可以让我做一番以分封为中心的集团性研究，又便于较迅速、较准确地认识理解元朝历史的真谛。 二是有因有革，重在创新。针对国内外学者研究元代分封较多的情况，我在总结以往成果的基础上，抓住“投下”的意义及其与分封制的关系，“中原投下”和“草原投下”的联系与差别，诸色投下户的身份地位，诸王、贵戚功臣分封的异同，各种分封实体的内部结构和权力机制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例如，“投下”一词与元分封关系密切，一般论者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把分封制称为“投下制”或“投下分封制”。我则从“投下”对音、本义和引申义的考释起步，廓清迷雾，正本清源。指出“元投下”是蒙古语“爱马”的汉译，其本义为部落或部，又谓部落首领、贵族或贵族首领所属的军民集团。引申义为蒙古千户军事游牧集团和王公贵族封地封民。狭义的投下，主要指分封投下；广义的投下，则应将军队投下、分封投下都包括在内。贵族“头目”与投下民的领属，是投下的内在联系；部、集团，是投下的外在形式。又把分封投下析为诸王兀鲁思投下、五户丝投下、私属投下三种类型，专章予以详尽的探讨，进而将元投下和分封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三是披沙拣金，论从史出。遵循“竭泽而渔”和务必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原则，我曾经走遍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民族学院图书馆等，像大海捞针般地广泛搜集资料。还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歧异，钩沉索隐，以小见大，解决某些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例如，在研读史书时，我注意到《元史•太宗本纪》和《元史•食货志三》有关窝阔台汗丙申分封受封者人名、封地大体相同，又颇有差异的记载，抓住不放，随即爬罗剔择，追根寻源，逐一考订诸封君所在路州行政建置的变动情况。终于揭示阐明了世祖初结束蒙古分封与汉世侯二体制嫁接嵌合局面，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划一食邑，众建路州的历史真相。 ○ 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不仅对政治制度史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更对现世中国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借鉴意义。您早在1996年就主编并出版了《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创见性地勾画出五大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种主要模式，即地方分权、极端中央集权、分寄式中央集权，成为当时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五大朝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专著。同时，这也是您由专精向博通迈进的一次成功转型。请您谈谈当时的创作情况，以及对中央地方关系问题的思考。 ● 事实上，在这部专著完成之前的90年代初，我已与杜家骥学兄合撰过一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从框架上理清了秦汉以来官僚政治的几条线索，这对于以后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大有裨益。 我思考并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始于90年代初承担原国家教委“七五”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在这以前，王超、李怀孔、王云度等已发表过若干篇文章。以唐宋元明清五个主要朝代为对象，比较系统地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拙著则是第一部。由于没有前人更多的专门研究和可供参考的体例，加上五个主要朝代均有一大批断代史专家，我们的研究既有拓荒性质，又随时可能撞到断代史专家“枪口”上。我和其他四位撰搞人当时的心态，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不仅负责体例上的设计安排，更在统稿和撰写中担当主笔。最后，这部28万字的书稿，共花费了我们五位作者三年多时间，用力之多，自不待言。 这部书中，我们采取了突出地方分权、极端中央集权、分寄式中央集权三种模式，从行政统属、财政、军事、司法、监察诸领域分别考察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等方法，尽可能勾勒各王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面目和发展线索。还特别注意论从史出，尽可能立足于第一手资料的论述阐发。最后，我还就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螺旋式曲折发展，地方分权、极端中央集权、分寄式中央集权三模式评骘，影响制约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诸因素等，谈了自己的看法。着重指出，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比，进步性和合理性较多。宋元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几乎完全取代地方分权，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而从特定性质、目标及消极后果看，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处理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方式。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平衡与协调的关系。在权力分配上，既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从事区域发展建设。一般认为，两汉郡守负责制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楷模。两汉以后，时而内重，时而外重，长期没有真正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问题。元明清三王朝的行省督抚等省级官员在主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同时，又以封疆大吏的角色掌管了相当大的诸色地方事权。在他们身上似乎看到“分寄式中央集权”的影子。此类较特殊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不论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如何，面对疆域广袤、民族众多的国情，也会在中央集权的体系或框架内逐步地、有选择地吸收一些地方分权的合理因素。这本书面世后，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其中不乏学界名流如白钢、葛剑雄、周振鹤等，复旦大学等不少重点大学历史系还将这本书列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目，甚至必读书目。最近，我又给人民出版社交付一部《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书稿，全书120万字，前后耗时八年，预计2007年底可以正式面世。希望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扩展延伸到上下五千年更长的时段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