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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今天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吴承明、汪敬虞二位先生九十华诞，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件幸事，非常感谢吴门的师兄弟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我，在此我代表吴门众弟子、代表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们这一代经济史学者是读着吴、汪两位先生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书跨入经济史学门槛的。记得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经济史的专业课就是从读吴老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开始的，而我开始做经济史研究则是从巫宝三、汪敬虞先生著《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统计资料开始的。由于我有幸在吴老的指导下完成我的博士学业，因此今天受吴老的众弟子的委托，在此对先生多年来对我们在学业、人生道路上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年和九十华诞的时候，作为学生藉此机会让我们回顾师从先生求学的过程中，从先生的治学道路、先生为中国经济史学繁荣发展所做的贡献、先生教学育人的大家风范，从中获得启迪，为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第一，先生的拳拳赤子爱国热忱、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耄耋之年依然对事业孜孜以求，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典范。吴承明先生自青年时代开始就作为学生领袖，投身于爱国救亡的运动中，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在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出工作期间同时担任《新蜀报》的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社会职务，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43年先生赴美留学，在美国著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或“金钥匙奖”，并称为“贝塔·西格马·伽马”荣誉学会会员。1946年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回国，回国后先生先后在政府部门、银行等任要职，同时在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兼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等。先生一生既有在实际工作部门的经历，又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教学经验。忠诚的爱国热忱，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知识素养，为先生学术事业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高瞻远瞩谈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引导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被禁锢了多年的学术界开始接受国际学术发展的新成果，一时间各种理论、学说纷纷传入中国。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系统论等新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学术界被借鉴和使用，在史学界也引起一场反思。吴承明先生从80年代初开始即多次在学术讨论会上谈经济史研究如何借鉴和使用这些方法，并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意见》[①]，其后又发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②]等一系列讨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分别从历史观和方法论、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等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了各种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利弊、如何具体使用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提出了“史无定法”的宏论，被经济史学的后辈作为治史的座右铭。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③]，则是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的力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 第三，蓄而不露、厚积薄发，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框架。吴先生坚实的历史学积淀与数理经济学功底，将经济学理论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市场入手对商品交换、价格、货币、人口等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构建起研究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新框架。《中国资本主与发展史》虽为吴承明先生与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但是因为许涤新先生1988年不幸病逝，实际上从这部书的规划、设计、重点章节的撰写、修改全都由吴先生主持完成。而且由于这部书的编写时间历时20年，所以待书出版时许多新的研究资料被挖掘出来，为了使这部巨著能够达到预期的高水平，第二卷和第三卷全部书稿都是吴先生亲自修改补充新的资料。我记得1990年我在日本做研究期间，行前即得到先生向日本学术界的推荐，在日期间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先生曾在信中讲到他每日早上5点钟左右起床修改《中资史》第三卷，当1993年这一卷出版后，南开一些参加这部书编写的教师看到署名自己的一章内容时，竟然发现所使用的资料大多已被更新，而署名却依然是原来的作者。 吴先生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全方位的，他不仅是“史无定法”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近年来在与先生探讨学术问题时，先生多次提醒我，研究经济史不要仅仅用经济学方法、数量方法，要关注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而且他还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先生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同时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以期从中西比较中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根源。 第四，奖掖后学，鼓励创新，关注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我们在座的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很多都直接得到先生的指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1986年夏天，当时我刚刚读了一年经济史硕士研究生，在我的导师刘佛丁教授的鼓励下，为了完成“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文，利用暑假的时间刘佛丁教授带领前去北京拜访经济史学界的名家。虽然自硕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刘先生一直让我读吴先生的书，而且为了让我尽快的熟悉和掌握先生的研究，刘先生让我为吴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写书评，但那次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当时真是感到诚惶诚恐，不敢随便张口。当刘先生说明来意后，吴先生及鼓励我说出我的想法，在先生的鼓励下我斗胆道出想重新评价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即得到吴先生的支持，而且先生还把刚刚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借给我，并为我介绍了很多先生刚刚接触到的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资料。当我的这篇论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后，先生又给我写信对这篇论文给予详细的评价。1991年我从日本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我希望能够师从吴承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为了让我能够兼顾工作和学习，吴承明先生提出先生在南开作兼职博导，我在南开读书的办法。虽说是兼职，但是先生分文未取，每次我到北京就教于先生都是满载而归。当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先生为我补充了很多文献。至今我依然将先生亲手为我修改的博士论文原稿，作为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的一份珍贵的纪念珍藏。 吴先生为很多年轻人的著作写过序言，每一篇序言都是一篇相关理论与方法评介的学术论文，鼓励创新、指出不足。吴先生有一句名言：带学生，指导论文是不带观点的，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鼓励，从先生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大家风范。在我指导研究生，特别是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后，先生不仅关注着我的研究还关注着我的学生，即使是在先生年事已高，又患眼疾的情况下，每年都要为我的学生审阅博士论文。今天他们的代表来了，而且远在国外的，得到过先生指教的学生专程从韩国赶来参加今天的盛会，向先生表示感谢。 先生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只要先生发现问题就直接指出，在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中，我的大师兄刘福寿写的《珍贵的一课》就是记述了先生铸颜雕宰、诲人无声的师德师心。 吴先生曾经10多年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不仅在任期间还是因年事已高辞去会长职务以后，都在关心着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对南开经济史学科的关注，南开的老一辈、新一辈经济史学者都得到过先生的帮助。前些年因为有些原因我曾经产生过、也实际做过离开南开的想法和举动，每每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总是对我讲，南开是经济史重镇，不能放弃。当我离开以后因为学科建设需要，校领导请我回南开而我举棋不定的时候，先生马上打电话给我明确表示他是南开校外支持我回到南开的人。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吴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代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对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祝福。 学贵有师，先生的哲人心宽、中和慈祥的为人之道；淡泊名利、吐论凝神，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研究；至博至深、至精至严的作品；有教无类，破除门户之见提携后人的为师之道，都是先生为我们树立的人生楷模。我们作为后辈，饮水思源，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为中国经济史的繁荣、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祝吴承明、汪敬虞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