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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都是享誉中外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泰斗，都是我们的好老师。十年前在庆祝老师们八十大寿会上，所里曾要我代表中青年后学致词，我当时曾因两位老师古稀之后仍不断发表炉火纯青的新作而赞叹“生姜还是老的辣”。这十年来两位老师又不断发表新的学术成果，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庆祝两位老师的九十华诞，令人倍感高兴！ 关于两位老师的治学方法和成就等，刚才方行先生、杜恂诚先生等已经作了很好的总结。我本人有幸在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毕业后参加研究工作等阶段都不断得到两位老师的教益，在这里我想结合自己一些亲身感受谈谈两位老师在培养学生奖掖后进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和启迪。 二十多年前，我正是读了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论著以后，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下决心报考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在硕士生阶段，我的导师聂宝璋先生一再要求我们精读严中平、吴承明和汪敬虞先生等老学者所撰写经济史论著，我们还选修了吴承明先生等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课余时间我常抓紧向吴老师请教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其他课程例如外国经济史课程等有关问题，吴老总是耐心地回答。吴老师在答疑时所讲的要我们注重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学习外国经济史时应注重掌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原因等，我一直牢记在心。最近问世的《大国崛起》电视系列片编得很好，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加上各国经济结构演变特点等内容将会更好。现在我自己编写有关世界经济史教材，进行世界经济史教学准备时就注意按吴老当年的教导做。在硕士生阶段，我虽然没有听过汪老的课，但是汪老发表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论著使我读后收益很大。我的硕士论文中引用了汪老的论著，我还把论文呈交一份给汪老师请他批评指正。没想到汪老师花了很大功夫，仔仔细细地修改了我的数万字论文，并帮助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上，这使我非常感动。更令我感动的是，汪老师后来还对我说他要向我“检讨”，说他在修改我论文时把一些不该删除的内容删掉了。当时使我心头一震：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汪老这种热情奖掖后进，又严谨治学，虚怀若谷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在我攻读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张国辉和吴承明、汪敬虞三位先生组成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小组，他们在我的博士生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给我的教导，不仅在那三年，而且一直到现在都使我受益很大。例如，三位老师都主张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应当精读一些经济学名著，张国辉先生推荐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吴承明先生推荐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汪敬虞先生则推荐读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并且希望阅读时要注意几种版本的比较，我深感读了这些书对我现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很有帮助。起初我对几种版本的比较阅读不大理解，后来在对严老这一重要专著不同版本的阅读过程中逐渐领会了汪老师的深意，认识到这确是一种助人“长功”的精读方式。 吴承明、汪敬虞两位老师对中青年学者既热情帮助，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即使在我们毕业后仍然如此。吴承明先生为了鼓励我从事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研究，曾经把他有关中国经济统计的一些卡片和有关资料借给我复制。他有关“史无定法”，有关相对价格，有关历史的连续性问题等论述，以及关于道德理性、工具理性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给我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以极大的启迪。我在博士生毕业后参加了汪敬虞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汪老师可以说是手把手地又带了我们好几年。他提出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并和我们十多位课题组成员们一起讨论，要求我们把“发展”的一面要讲透，“不发展”的一面也要讲透。汪老师对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评价很高，要求我们在进行相关专题研究时一定要先认真阅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吸取其长处,再考虑写出我们自己的特色；他强调写文章一定要讲质量，要“摔在地上当当响”。我在初稿里曾原样引用了一位前辈书中的统计表，被汪老所批评。我辩解说我已注明了出处。汪老则说不注明出处是“偷窃”，虽然注明了出处，但原封不动地照搬，不做自己的加工整理则是“偷懒”；决不允许“偷窃”，也不能“偷懒”。我接受了汪老的批评，再对原表进行加工整理，注释也相应改为“据某书某表改编”，才得到汪老的认可。1995年本课题进入审改阶段，主编对全部书稿的审改工作量很重，而原先协助汪老协调课题组工作的朱荫贵学兄要赴日本深造，领导上要求我除了写好自己的一章外，接替荫贵协助汪老。汪老对全书文稿审阅细，要求严，文稿一改再改，审改阶段持续了两年。汪老首先要我审阅他自己写的书稿，并坚持要我提修改建议。我试着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汪老都愉快地接受了。汪老又坚持要我把他已审阅过的其他文稿连同他的修改建议再看一遍，并提出我的看法。当他生病住院及患眼疾时，则要我先看课题组其他成员新写的文稿，另纸写上我的修改建议，他的病稍好些时再连同我的修改建议一齐审阅。课题组各成员分别都是工矿、农业、交通、商业、金融、财政等经济史领域研究的专家，汪老又是经济史学大家，精读他们的文稿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机会，又能和汪老讨论修改意见（还要和原作者一起磋商）则是更难得的学习机会。这两年可以说表面上是我在协助汪老，实际上是汪老不仅教我写文章，又手把手地教我审改文章，使我受益极大。我在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研究方向集中在中外经济关系问题上，这两年汪老师的带领使我对近代工矿、农业、交通、商业、金融、财政等经济史领域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后来人民出版社的责编对我们的书稿提出了800多个问题，汪老因我对全部书稿都较为熟悉而派我去出版社解释）。我在汪老家讨论文稿时常一谈就谈到中午，汪老总是热情地留我一起用餐。马俊亚曾在文中谈及他在汪老师家吃饭之情形，邓先宏也怀念师母做的香酥鸭，而我可以说是学生辈中在汪老师家吃饭次数最多的了。吃饭时师母老是给我碗里加菜，每每使我有一种“精神物质双丰收”之感。 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对年轻一辈学者的爱心，都不仅限于他们自己带的研究生，而是一种博爱。两位老师经常热情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新近交往的中青年学者。吴老并给许多年轻一辈学者的专著撰写了序言。李伯重教授曾说吴老的每一篇序文都是对相关专题学术发展的精辟总结。汪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修改稿子，发表时却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汪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工作时，很累，一度累病住院，但是当时有一位年轻学者写信请汪老师帮助查找一部英文资料并希望汪老译成中文，汪老仍然无私地挤出时间满足了这位学者的要求。 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在学术观点上也有些分歧，他们仍相互敬重。汪老对吴老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评价很高，而吴老在《经济研究》发表书评把汪老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称之为金字塔式著作。两位老师和而不用，相互敬重，在为人为学上都是我们后学的楷模。 我们现在也在培养研究生。这方面我们也要搞“爱心传递”，把老师们对我们的爱心及研究生教育的方法等传递下去，使学术薪火代代相传。 敬祝两位老师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