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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7年农历腊月26日生于河南偃师牛庄。新中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历纪年。我按春节常在二月的习惯，估计我的生日应是1928年2月8日。这就是我的各种证件所记生日的来历。 我属兔，童年时代，一位算命先生说我命运不佳。因为腊月的兔子缺草吃，困难很多。我的父母过早去世，使我失去童年的温暖，更迫使我仅读初中一年即开始农业劳动。当时我缺乏科学知识，往往把算命先生的无稽之谈和自己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日寇侵犯豫西，家乡沦陷，不幸遭遇更是雪上加霜，渴望读书的愿望更显得渺茫了。 放下枪杆子，拿笔杆子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变卖了父母留下的土地和房子，读完了初中。1948年3月，家乡解放，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接着，到洛阳读完高中。1951年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学习。这时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安下心，扎下根，全心全意为祖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一切。既然投笔从戎，在这样的氛围中，当然不再考虑上大学的问题了。专心致志学习军事技术，别无他求。当时的军事学员无不如此。 做梦也未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军营生活一年后的一个早上，出操的号音刚落，值星员立即整顿队伍，就要出发。指导员很快过来了，他在队前点了11个人的名字，我在其中。这11个人被带到部队，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国家很快要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培养大量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凡年龄在28岁以下，有高中二年级以上文化程度者，都要到大学去学习。你们都符合这个条件，现在你们要放下枪杆子，拿笔杆子去。 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当天就把自己掌握的枪支弹药上缴，办完各种手续，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已经有了感情的军事干部学校了。 改变前进的道路，虽然只是一道命令，但也颇受触动而思绪万千，不由自主的回忆起求学道路的艰辛和曲折。父亲曾经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他不识字，常受人欺负，要我必须读到中学毕业。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要求儿子读到全县最高学府毕业，真不容易。事与愿违，1943年父亲38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从此，我的求学道路就开始时断时续极不顺利了。这时，轻而易举的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国家还提供了调干助学金，真是喜出望外。不过，这时我已24岁了，正是现在青年人读研究生的年龄。 选择史学教师的职业 既然上大学的方向是肯定的，接着就需要考虑选择某一学校和某一专业了。我们这些调干学生必须遵守一条规定就是首先考虑西北地区高校的生源较少，只能在西北地区的高校中填报志愿。至于选定史学专业，是受了中学教师的影响。上初中时，校长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上高中时，校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这位校长还在1950年当选为洛阳市的副市长。不难看出，中学校长不仅是学生敬仰的老师，也是当时社会上的名人。正是这些原因，我成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了。从此，我开始为史学专业奋斗终生了。 在同班同学中，我年龄较大，同学们都称我老牛。这使我感到有很大压力，因为年龄最小的同学比我小六七岁，显然这意味着我是一个落伍者。 由于年龄的劣势，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刻苦学习，争取在相同的时间学习更多的东西。更加自己智力一般，也许要以勤能补拙的精神取得较好的效果。于是，我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史学教师的一员。 初步走上史学教师的岗位，如履薄冰，谨慎小心，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任务。除了做好助教的一般事务工作外，我就努力读书，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在阅读中，最早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陈垣老前辈的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全篇内容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牢记至今。就是陈垣老先生在中年时代就把《资治通鉴》读了七八遍。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自己要把《资治通鉴》读七八遍是不现实的，但应该争取读两三遍。事与愿违，这个愿望至今还没实现。可以肯定，今生是无望实现了。 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有客观原因的。1956年秋加入教师队伍，1957年六月就开始反右斗争了。那时侯，我们三个人同住一间宿舍。有一天，其他二人外出，我一人在房中读《资治通鉴》，忽然一位同志破门而入，通知我去开会。在浓烈的政治氛围中，我稳坐读书，这是很不协调的，估计要受批评。果然不出所料，在不久的一次会上，有人严肃地对我说：“老牛，你怎么不看这是啥时候，能读《资治通鉴》吗！”当时自感理亏，以默不作声接受批评。 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全国陷入困难时期。这时候，我产生了非常天真的想法：北京是首都，一定比西安情况要好。要想读书，还是离开西安为好。于是，我乘机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1959年12月到北京去了。 在办理报道手续的过程中，一位师兄告诉我，导师汪篯先生是当时反右倾的重点，正在挨批。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立刻想到学习必然受到影响。 果然不出所料，去拜见导师时，汪先生情绪低落，不想多说话，除了几句初次见面的话以外，根本未谈研究生的学习问题。事实上，客观形式也不容许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研究生进程。紧接着就参加了几次反右倾的批评会，这大概就是研究生入学的思想教育。不到一周，就接到去农村劳动锻炼的通知，一去三个月。农村的三个月，亲身体验了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情况，内容十分感人。不过，这不是本文叙述的内容，省略为好。 从农村回到北大，主要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批判修正主义。整天集体学习，开会讨论批评，三段（上午，下午，晚上）不停。那时侯，修正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恶的敌人。一位老先生说：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资本主义思想，但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因为修正主义的定义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我没有披马克思主义外衣，所以没有修正主义思想。不难看出，当时说起修正主义，人人谈虎色变，莫不担心自己和修正主义有所牵连。 浓烈的政治氛围使我不知所措，导师汪先生又因病住进医院，自感从西安到北大来读研究生是错误的选择。同时，国家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人人感到生活困难，我的感觉更为直接。在西安的助教工资是65元，到北京读研究生只有45元，1960年2月又有了儿子。负担加重，收入减少，读研究生是空想。于是，我决定终止研究生进程，回到西安。 陕西师大历史系同意我回来工作，北大却坚决不准。北大管研究生的一位领导说，中途离开对北大影响不好。最后，我直接写信给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这样，七个月的研究生历程走完了。 回到陕西师大，心情舒畅，领导分配什么任务，我都愿意接受。这时候，全国经济困难，人人生活艰苦，但不搞政治运动，大家精神轻松，得到一个读书的好机会。除了1962年下放劳动一年外，我的确读了些书。由于读书范围较广，领导分配我教两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对任务完成的还不错。后来，又奉命准备开中国史学史的课。虽然因形势变化没有开课，但我还是发表了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总而言之，经济上的困难时期，读书的收获是不小的。 1964年，困难时期刚过，政治运动又急速而来。农村开始社教，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不可阻挡地进入学术范围。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文艺的各方面等，都使文科教师感到暴风雨已经来了。 运动初期，我相信领导的布置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斗争。年轻教师应该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让步政策等有关问题，我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自认为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效果明显。后来逐步明确，那只是在极左思潮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 狂风巨浪般的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各个行业、每一个人。我这个中年人，白白浪费了最宝贵的精华年月。如果说还有收获，那就是又一次读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和《西游记》。读这些书，虽然捞不到革命行动，但也没有风险。到故事中去找乐趣，也使人在政治束缚中感到一时轻松。 真正开始教学与研究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知识分子也挣断受捆绑的绳锁而开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中断多年的大学招生制度得到恢复，做为教师也真正开始教学与研究工作了。 就教学方面说，我所从事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不再是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取舍教学内容，更不再用生搬硬套的手法去为现实斗争寻找历史渊源，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说不再考虑某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说，历史教学开始真正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公正、客观地叙述和评论历史的发展。也可以说，教师的头脑更单纯了，因为不需要谨小慎微地提高应变能力，去应付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唯一考虑的是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科学的精神。 更令人欣喜万分的是史学研究的气象更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史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等问题。后来，又把历史简单的归结为阶级斗争，凡是与阶级斗争不能直接挂勾的历史现象，都不在史学研究的范围。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各种史学研究的机构与学术团体日益增多，史学研究的专刊与社会科学刊物，各省市自治区都陆续增设。更为可喜的是史学队伍不断增加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既发扬了老一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又带进了新的研究手段（如使用电脑），使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显示出新的希望。 从年龄上处于前后衔接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虽然虚度了人生的精华年月，但也算赶上了历史前进可乘的末班车，年逾半百才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暑光。退休前的时间不多了，自己的能力也很有限，只有抓紧时间，才可勤能补拙。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全心全意为历史教学与研究付出最大的力量。 人生的道路难免出现曲折。正当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有所前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问题迎面而来了。 1983年秋，校领导要我做历史系的系主任。当时，我大吃一惊，心想自己不是做领导的料子，对历史系领导不好，也许就领倒了。再者，自己55岁生日已过，干四年系主任就该退休了，史学研究的愿望必然不能实现。我诚恳地向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但未能如愿。同时，也有几位同事竭力促使我接受任务。这样一来，我就只好于1984年走马上任了。 一年的系主任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实际困难比我想像的多，我相信，比我高明的同志大有人在。从历史系的工作考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应该另请贤者来接替系主任。决心已定，遂向党委呈送辞职报告。党委书记和校长虽数次找我谈话，劝我继续工作，我仍不改变主意，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像解放了一样感到轻松。同时，我开创了陕西师大系主任主动辞职的先例。 离开系主任的岗位，从历史系到了唐史研究所。这时的教学任务是面对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我是非常认真的。因为这对自己来说，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当然没有经验。幸好我与赵文润同志能够真诚合作，配合默契，凡是我有疏忽的地方，文润老弟总是主动帮我补救。现在我们都退休了，至今还经常回忆这段往事，念念不忘有始有终的十年情谊。正是这些原因，我们对研究生的教学任务，还算完成的不错。看来，实实在在的合作共事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尽力做些史学研究。在这方面，我迫切希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改革开放前，自己虽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不能充分反映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不能像切西瓜一样，一刀把前后两段分开。因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文章中，难以避免的还有前一阶段的影响。所以，我这一生的一些史学著述，不知不觉的体现着时代变迁的痕迹。这正是人们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