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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龚留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摘 要 题】访谈录 【关 键 词】朱绍侯/军功爵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史》/史学观和方法论 春天，开封古城东北隅，一座静谧的庭院。推开虚掩的木扉，满目绿色令人心旷神怡。芳草绕径，青苔印屐，奇花点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间一棵虬枝老树生机勃发，苍翠浑然。谁又能说，这不是寓所主人的传神写照呢？ 老树春深更著花。 半个世纪来，历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以其充沛的精力和坚韧不拔的作风，耕耘在学术园地，著作等身，新说迭出，享誉于海内外史学界。应《史学月刊》编辑部之约，我们决定对八十高龄的朱先生进行一次学术访谈。以下是采访笔录的整理稿。 问：朱先生，您是历史学界尊敬的知名前辈。半个世纪过去了，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请问您在学生时代，为什么要选择历史学来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 答：1926年我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贫民家庭。不久全家迁居沈阳，我在这里读的小学和中学。要说我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有两个主要因素，都植根于我的学生时代。一是在中学时就爱读历史演义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这样就引起了我对中国古代人和事的浓厚兴趣。二是我在读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时，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史的是进步教授滕宗汉(又名滕敬东，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他讲课幽默生动，条理清楚，并且旁征博引大量史实来宣传爱国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我最喜欢听的反而是历史课。兴趣是一个年轻人最好的向导。这样，在我1949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时，因为它没有教育系，我就决定转入历史系学习，先读本科，又读研究生班。 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治学经历，从而形成有别于他人的学术风格。请朱先生您结合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谈一谈在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读研究生时，主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8月毕业后，从东北来到中原，任教于河南大学，主讲课程是中国古代史上段(从上古至南北朝)。我在工作后的前三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等在课堂上站住脚后，然后才开始搞科研。我的体会是，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不搞教学就不容易发现问题，科研会无的放矢；不搞科研会使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就浮在表层，人云亦云。教学没有坚实的学识基础，不可能把课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效果不可能好。 我刚开始搞科研时，主要是跟着史学界的热门课题跑，自己还提不出问题来，这就说明自己对科研还没有真正入门。上世纪50年代，史学方面的热门课题又被称为“五朵金花”，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其中除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外，其他方面我都写过文章，特别是对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的课题写文章较多。所以我的老乡、陕西师大的赵文润教授开玩笑，说我也是靠农民战争起家的人。 跟着热门课题跑了一段以后，我认为这样不行。如此随大流，人家顶多认为你是属于哪一派的成员，而你很难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成果。于是我就思考出几个“冷门”课题，如军功爵制研究、户籍制度研究、治安制度研究等。我认为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但当时还没有人深入进行专门研究，我如果进行拓荒，即使成绩不大，也会有创新意义。 在这几个课题中，我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坚持得比较好，先后出版了《军功爵制试探》和《军功爵制研究》两本书，而且我如今正在对后者做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根据近一二十年新发现的秦汉简牍中有关军功爵制的资料，可以把过去人的错误认识订正过来，把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增补进去，算是给我40年的军功爵制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于户籍制度的研究，我只是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两本书中，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阶级阶层的地位变化等涉及宏观历史演变的一些根本性东西联系起来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古代治安制度我自己除了写过两篇文章外，没有更多的深入研究。但是我曾经组织几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共同撰成一本65万字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对中国古代历朝的治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在课题研究中，喜欢写成组的系列文章，我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可以把自己对某一课题研究的时间拉长，方便个人全面思考进而能渐次深入，以便最终解决某一问题。二是便于全面详尽地搜集资料，并使资料在写系列文章时从不同角度得到充分的利用。三是有计划地写成系列文章，每一篇文章就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排列起来显得很有逻辑和层次。四是把系列文章组合成一本著作，这样的书可以保证内容充实，观点和材料结合紧密，学术成果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如果是先定书名，再执笔写书，容易使人走东拼西凑的捷径。我写的《军功爵制研究》和关于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几本书，都是由先期发表的系列文章组成的，书中的每个课题都是我长期深入研究的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 问：朱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研究的领域牵涉诸多方面，除了十几部专著和教材外，您还撰写了150余篇论文，可谓硕果累累。请问您的代表作是什么？并请展开谈一下该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 答：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我认为比较有特色的还是《军功爵制研究》。这是我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子过程中发现并加以研究的问题。在读史书时，经常会遇到赐爵的问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中都记有二十级爵制的名称，特别是在涉及秦的历史事例时，好像爵位比官职还重要，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下决心搞清这种爵制的来龙去脉和它的产生背景、演变缘由及其作用价值。秦汉简牍的不断出土，给我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长期研究得知，这种爵制的名称叫“军爵制”，通俗地被称为“军功爵制”，是秦汉时代一种非常重要的军政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反对西周带有世袭性质的五等爵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 这种爵制对立有军功和事功的人员既赐给爵位，又赐给田宅，与名田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斗争中，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军功爵制曾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秦代，爵位重于官位；在汉初，大小官吏也都拥有爵位，因此通过赐爵培养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但是从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逐渐衰落而趋向轻滥，从而也不再被人重视，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对这种制度就记载甚少，使之几乎湮没无闻。我对此加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搞清军功爵制曾经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近些年来，我根据秦汉简牍提供的新资料，进一步解决了军功爵制研究中的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如刘邦在入关前和楚汉战争中施行过楚国爵制的问题，军功爵制中有侯爵级、卿爵级、大夫爵级和小爵级共四个等级的划分问题，汉初以爵赐田宅的具体实施问题，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以及爵级与官级的对照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军功爵制在秦汉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把握秦汉社会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问：在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者准备构建一个学术体系？而这种成体系的学术课题的确立，又主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答：搞学术研究，不可以没有计划，也不可以没有长远的规划。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即兴涉猎浅尝辄止的做法，不可能产生系统的具有相当分量的和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著作成果。我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军功爵制，都是长期计划下的产品。前者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后者我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仍没有停止研究。我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目的，是想搞清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演变情况、中国古代剥削关系的演变情况以及土地制度对剥削关系演变的作用，并由此最终通过这些研究，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及其演变，我在读大学时就知道井田制是土地公有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就正式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大学任教后又知道了史学界存在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的学术争论。我还知道土地制度史上有个普遍规律，即先有公有制，后有私有制，在二者之间有个土地长期占有制。但在中国以往的土地制度研究史上，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土地长期占有制的过渡环节。于是，我在研究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名田制(或称受田制、辕田制)时，认识到名田制就是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按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其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有三点改变：一是废除井田制下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土地定期轮换制，改为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二是亩制计量改小亩为大亩。周的亩制是百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商鞅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仍百亩给一夫。三是土地占有与军功爵制挂钩。商鞅宣布“明尊卑爵秩等级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按每人军功爵位的高低不同，赐给不同数量的田宅。允许立有军功者在原基础上再加赐田宅，斩一敌首“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