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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领导的安排，我接受了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隋唐卷的部分任务。接着，又接受了史念海、张岂之先生主编的《陕西通史》隋唐卷的部分任务。另外，还参加了不设主编而有四位编委（我是其中之一）分头负责的《资治通鉴新注》。最后，又参加了漆侠先生主编的《中国改革通史》隋唐卷的部分编写。这些书的编写，前后用了数年的时间，直到1994年3月我退休时尚未出版。稍感安慰的，是1983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渊建唐史略》，1989年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唐代的史学与通鉴》，同年，又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与赵文润先生合著的《隋唐人物述评》。 退休以后 1994年3月，我按规定退休了。自觉得已进入老年人的行列，走上人生的另一阶段了。不料，当年我又应聘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对于文史馆的性质、任务等，我不甚了解。到了文史馆，发现馆员都是老年人。年过花甲者应属于年轻人，年逾古稀者可算中年人，80岁以上的才算老年人。当年我66岁，当然应是年轻人。这时，心情变化很大。前半年刚退休时，自认为是老年人了，后半年加入文史馆，又变成年轻人了。这不能不使人兴奋万分，乐以年轻人自居。 精神的力量，确有很大作用。同时，退休是奉命休息，并不等于精力已经耗尽。史学研究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于是，到1996年夏最后两个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开始了史学研究的另一阶段。 偶然的因素也往往影响一个人思想和行动。正当我想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有所前进的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撰写二十五史新编中的《唐书》。由于出版社所限时间较短，我力不从心，在取得出版社同意后，我约请西北大学杨希义先生共同完成了任务。该书于1997年出版，1998年又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1997年春节，一位好友转来一封人民出版社的来信。从信的内容看，该信已在办公室停留至少半月了。因我已退休多年，不到办公室去，再者寒假期间办公室仅一人值班，信在办公室停留较久，是正常现象。不过，信的内容使我兴奋异常。原来是人民出版社约我撰写《唐高祖传》。我注意唐高祖的研究，是从1980年开始的。由于借到黄永年先生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由此得到启发，在陆续阅读有关文献中，不断深化自己的想法，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的文章。到1994年退休的时候，基本上打下了写专著的基础。1996年，开始撰写《李渊评传》。由于其他任务碰撞，到1997年春节才写了四五万字。这时，接到人民出版社约我写《唐高祖传》的信，当然喜出望外，正像欲过河而船来一样的高兴。 撰写工作还算顺利，1997年12月写完，次年元月寄往北京，1998年11月出版了。2000年被美国博库公司上了互联网，2005年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十多年来不断搜集资料，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完整思路的结果。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一般历史教材中，都没有占到必要的地位。于是，我写了一本《安录山史思明评传》，系统论述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并通过其全部过程说明这一事件的社会影响。该书于2000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关于碑文与墓志的知识，我非常缺乏。虽然去过碑林博物馆、昭陵博物馆，都是走马观花，收获不多。后来，校友张沛同志送我一本他编的《昭陵碑石》。把碑石文汇编成书，看起来很方便。这样就促使我对碑文和墓志发生了兴趣，陆陆续续写出了十几篇文章。于是，我想把这些文章和以往研究唐代文化的论文，合编成《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请出版社出版。我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三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魏全瑞同志的大力支持，2002年顺利出版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退休前参与编写的四部大型多人著作也先后出版了。《中国通史》隋唐部分于1997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陕西通史》隋唐部分于1998年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资治通鉴新注》于1998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改革通史》隋唐部分于2000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另外，我与朱本源老师还接受文史馆的任务，共同主编了《史学论丛》，于1998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退休前后的一些史学著述，都有机会得到同行们的批评了。 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疾也日益严重，视力每况愈下。到2004年，阅读与写作力不从心，基本上停止工作了。但总觉得闲坐无聊，自己兴趣也不广泛，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旅游，总想找点心爱的事情干。正当这时，王双怀同志好像了解我的心事，给我出主意道：把你近几年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可出一本书。不久，当王双怀同志又一次做此建议时，我就决定动手了。 十多年前出版的《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不足20万字，以此书为基础，再加上后来发表过的论文，共30多万字，定名为《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准备出版。关于出版问题，我又厚着脸皮和魏全瑞同志商量。不料，魏全瑞同志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安排具体任务落实在编部主任贾云同志身上。现在该书正在进行校对中，不久即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首先是王双怀同志的热心推动，起关键作用的是魏全瑞同志的果断决定，解决许多具体问题的是贾云同志的辛苦努力。不言而喻，我的所作所为，是和同志们的友情密切相关的。 为年轻人超越自己而高兴 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孔子认识到年轻人能够超越前人，固然是高明的见解；但他没有认识到后人超过前人的必然性，也就是他还认识不到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在人类一代胜过一代的前进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事实证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能力不断有所提高。人们由自然界的奴隶逐步走向能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进而保护自然。人们也亲身体会到，随着历史的进程，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前人办不到的事，后人办到了；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后人解决了；前人不能占有，更不能享用的事物，后人得到了。难道不是吗！慈禧太后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修建颐和园，但她不能强迫人们为她制造电视机，进而通过电视机扩大自己的视野。第一个原子弹的制造者，他的老师肯定还不会制造原子弹；首先设计出电脑的科学家，他的老师肯定还不具备创造电脑的必要知识；开始制造手机的人，他的有关知识肯定也在其老师之上。总而言之，后人超越前人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规律。 后人能够超越前人，但不能够否定前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人的精力和寿命却非常有限，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所以，社会发展是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地许多人发挥作用汇集的结果。后一代人的前进，很自然的要总结前人的经验，吸取其教训，站在新的起点上，继承发展前人已有成就，而不是从头开始。从这种意义上说，后人必然超过前人，决不可否定前人。 概括起来说，后人超越前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社会的原因，由于前人的社会作用，人们认识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前人经验可资借鉴，教训不再重复，水涨船高，人们的聪明才智高于前人，有了超越前人的客观条件。其二，个人的原因，由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全球化、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人们不再像个体小生产时代那样，不求进取，安于现状，少数有所追求的人，也不过是为了所谓功名利禄，而不想有利于社会的需要。当代的年轻人，人人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竞争就是动力，谁都怕在竞争中落后，个个争先恐后，勇往直前。这就决定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在干着前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是都在超越前人。 我在与一些年轻人的接触中，特别是在和自己的学生接触中，深深体会到他们正在超越自己，或者早已超过了自己。总的看来，他们肯定都超过自己。 在我熟悉的学生中，在学校任教者不少，以在高校任教者为例，他们使用电脑的技能，我望尘莫及；他们所开的选修课，都是自己的专长，我不曾触及；他们的科研项目，都是知难而进的新课题：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他们在社会竞争中都取得了教授、副教授的职称，还有成为博士生导师者。 从事党政各项工作的同学们，他们的工作能力、领导艺术，我十分佩服。在这方面，我是低能之辈。只有学习的必要，没有说话的资格。看见几位同学肩负重任，独当一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我不能不认识到，国家政权职能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有关人才的智慧和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的。 在出版战线工作的同学们，他们非常辛苦。学术界的劳动成果，是通过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公诸于世，使其产生社会效益的。我得到过他们的直接帮助，从和他们接触中使我体会到，他们的领导、策划、组织、编务能力，都是卓有成效的，我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说我是他们社会作用的直接受益者，确是勿庸置疑的。 热心文博事业的同学们，他们千方百计促事文博工作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考古工作者不断发现新的文物。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大量文物的出现，都说明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有伟大的贡献。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都是通过文博工作者的展示和宣传产生社会作用的。 大量事实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断向人类提出新的要求。人类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延续永不间断的。这就是说，下一代人必然要做前一代人没有做完或尚未开始的事情。也可以说，年轻人正在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做为教师，能够亲眼看到学生正在从事老师无能为力或一无所知的工作，当然是高兴万分的。因为学生超越老师，意味着社会又向前发展了。意味着年轻一代又为历史的进程增加了新的内容。谁能不为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而高兴呢！ （感谢李万生先生推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