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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殷弘老师要讲运气，因为他的行程排得很紧凑。得知过两天老师就要飞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参加国际会议了，记者在时殷弘老师下课后赶紧预约时间。"要不就现在吧！"时老师快人快语，毫无架子，后来更把他在香港《文汇报》上的谈话内容和《欧洲》杂志上的文章电邮过来。这样，就开始了我和大师间的访谈。 一 “乐于此道就不觉得牺牲” 作为中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大家，时殷弘老师堪谓著作等身：他发表的个人学术专著7部，发表的学术论文、政治评论约200篇，均有广泛深远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然而，成就背后是他不为人知的艰辛付出。 “我的生活是‘亚健康’的！”时老师笑着说。他坦承，为了做研究，他经常从早到晚都坐在桌子边打字、看书。也为了做学问，他放弃了锻炼、看电视和至爱的摄影，甚至在当上研究生后就“与小说绝缘二十年”。谈及此，时殷弘老师话语中透出一丝遗憾。“但乐于此道就不觉得牺牲了。”他说。 时老师孜孜不倦的治学之道让他赢得了许多好评，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悟到智慧和快乐。他在《文汇报》上如是说：“做中美关系研究，数十年如一日，读书当饭吃，不是那么愉快。但是，又可以接触到古今中外顶尖的学问大家；从书中看到、学到他们的智慧，这种快乐无法言喻。” 而最大的快乐，时老师说，就是能形成自己一套系统的思想，并写出好文章。可写好文章绝不是易事：“我写文章每每废寝忘餐，一以贯之，全神贯注，非写完了不能自已。要是写本书，就更是如临大敌了。” 二 不为功利只为求知 虽然为做研究无奈与小说绝缘二十年，但时老师知识面之广、读书量之多，不能不让人惊叹。文革那段上山下乡的经历虽然艰苦，但也为当时不过初二教育程度的他提供了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马克思的《资本论》伴他度过漫漫长夜，单是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他就看了三遍，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也看了两遍。另外，雨果的《九三年》、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也让老师手不释卷。尽管当时读书的物质条件就只有一张矮方桌，一个破旧水车轴心做的小凳，一盏煤油灯，但读书的快乐是巨大的。更难得的是，当年全无功利心（考大学已经绝望），只是出于一种对知识的渴求，甚至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读书乐。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时殷弘老师主要看英文书，按他的话说，是要“看学问‘大家''的专著，学他思想方法的长处。”本科历史系的他，做研究生时专注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史的专业书，“研究国际关系，要读洋书，洋人名著是首选”。他告戒青年学生，看书时要动脑筋，书后的参考文献要仔细看，注释要读明白，更重要的是看其思想方法、说道理的程序，甚至体会其文风。 作为时殷弘老师带的第一届硕士生，张光平很敬佩老师的治学严谨。“他看了近100本外文书，才写一本薄薄的书。”老师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你看到时老师的背有点驼吗，那是他看书看出来的。”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老师，自然让学生敬重。 三 “我不大理睬，也从来不辩” 作为学者，尤其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学者，难免会碰到学术观点有争议的时候。对此，时老师有自己的风格。“我不大理睬，也从来不辩。”当然，时老师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时老师把心思都放在治学上，人际关系想得很少。”张光平说起了日常生活中的时殷弘老师。他说，时老师平时不喜欢应酬和客套俗话，反对学生请吃饭，而对一些想以批判名人出名的"枪手"也不放在心上。 “他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张光平这样评介导师。虽然忙，但时殷弘老师基本保持与学生每周一次电话或E-mail联系，因出国拉下的课也会在周六补上。 看过时殷弘老师文章的人，都能发现时老师善于从大历史、大战略层面考察国际战略决策问题。但生活中的他也有心思精细的一面，例证就是他懂烹饪，饭也做得很好。虽然难得有时间下厨，但每次吃饭时他对菜肴却能有一番细致独到的品评。 四 寄语莘莘学子 “现在的人们基本知识建构不够，讲多看少。”时老师对当下浮躁的社会风气表示担忧。他认为，我国在教育和学术研究上是“发展中”，甚至可以说是“欠发达”的。因此，他告戒青年学者，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眼光，或者说抱负，不能满足于在学校、同学中是个什么地位，要看到国际水准。但同时，任何学问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应从理解它的最基本的ABC做起。一般来说，这比知道多少新的流派，看到多少去年或今年出的书有用得多。 至于中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时殷弘老师相信会越来越好，但目前中西差距还很大，因此要多看洋人尤其是洋人大家的书和文章。同时要注意培养一个鉴别能力，并结合中国的问题、价值取向，结合世界各项基本潮流和中国的健全发展方向，学习和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