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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学方法论，其目的无非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洞见历史发展规律，并且用力少见功多，即“事半功倍”的研究途径。我认为研究历史没有多少窍门可找，既要勤奋又要有时间的积累。研究自然科学和文学创作可以早出成果，成名于年轻时，但研究历史的人却是在40岁以前很难有大成就。首先你要有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因为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写出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著述。我给自己立有座右铭：“天资愚钝凭勤奋，事倍功半终有成。聪明才智荒学业，虚度年华空一生。”要“勤”，包括眼勤、脑勤、手勤、口勤和腿勤。眼勤就是多看书，脑勤就是多思考，手勤就是多记多写，口勤就是多问多切磋，腿勤就是多实地考察。要“奋”，就是奋发有为，比别人多一倍甚至十倍的努力，百折不回，最终总会有所成就，才不至于“虚度年华空一生”。 具体到著述写作，我倒有一套工作程序，也可以在这里谈一谈。一旦确定某一课题，我首先搜集资料(已有的资料更要充分利用)。我的方法是摘录卡片，每张卡片只记一条资料，以便于后来按类分组。资料内容包括三方面：一为原始史料，二为理论指导，三为学者的有关论述。资料收集齐，还要认真审核，剔除不能用的，然后把保留下的卡片按不同类分成一组、二组、三组……再根据卡片分组拟写出所要著述的大纲。第一标题下用第一组卡片的内容，第二标题下用第二组卡片的内容，依此类推。将来全文写完卡片也就用完，我把这种写作方法叫“一遍净”。我认为这种工作程序有三点好处：一是避免写前忘后，使思路通畅无阻；二是避免卡片太多，使用时给自己造成混乱；三是避免内容前后重复或自相矛盾。凡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写作程序，我以上所谈只能说适用于我自己，不是人人适用。特别是现在有了电脑这种工具，写作和研究的手段更科学、更实用、更便捷，但读书和写作的基本程序还是一样的。 问：现在的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在学风和研究路径上还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您认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局限，应该怎样加以克服？ 答：必须首先说明，我认为现在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就史学领域来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成果的丰富多彩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考古和文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还不能悉数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所及时吸收。“文革”后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如先秦金文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秦公大墓、秦陵兵马俑、明清满文老档以及历代无法计数的铜、铁、瓷器和纺织品，都足以改写中国古代史。这些虽不能说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一点儿都没有吸收，但吸收也是微乎其微，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史是一仍其旧的老面孔。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注意吸收文物考古新成果，考古学界也应主动提供信息和资料，帮助历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更主要的还要靠国家组织考古文物界和历史学界等多学科大协作，像“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那样，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状况肯定会有大改观。 二是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是两层皮，未能紧密结合。边疆史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一向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随着新编地方史志的推进，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等地区都出了地方通史和民族专史，边疆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作为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古代历史”的专门著作《中国古代史》，还很少关注和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十分遗憾。如何把两方面的研究力量和成果结合起来，写出一部内容丰满面貌一新的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古代历史的《中国古代史》，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 三是现时各地方的古都故里之争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海外姓氏寻根、文化寻根活动的升温，大陆各地为发展旅游吸引投资，一股姓氏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在兴起。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强拉名人，妄称古都故里，造成了学术界的一定混乱。如老子故里，《史记》写得很清楚具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也即今天的河南鹿邑。但却凭空冒出个“安徽说”，说老子是安徽某地人。不仅地方部门这样讲，学术界也有人唱和，影响就大了。再如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问题，学术界原本没有分歧意见，但现在也是争论不休，以致真假难辨。这类争论对老一辈学者不会有影响，真者自真，假者自假，但对后来人则有以假做真之虞。还有梁山伯祝英台，本是戏曲小说中之传奇人物，一些地方却将之说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纷纷开会论证其故里。类似问题很多，我在《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7日)一文中讲了“研究姓氏文化三忌”，已有所论及，此不赘言。 问：由于社会背景和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在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上，解放后的史学工作者很难比得上解放前培养的那些史学大师，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您认为我们现在治学应该如何打破严格的学科壁垒，真正做到厚基础、宽口径，或人们常说的“文史哲”不分家？ 答：我要说明，我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历史总是在发展，应当是后来居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后来居上，而是总的趋势是后来居上，其中必有一大批人后来居上。历史不总是直线上升，而是有进有退。让现代人烧彩陶黑陶，再好的窑工也烧不出仰韶、龙山时期那样的精品，但今天的瓷器要比古代的彩陶黑陶好过千百倍。现代人造纺车，不会比古代的纺车好使，但现代纺织机比古代纺车的效率更高亿万倍。同样讲考据学，解放前的先辈的考据水平已赶不上乾嘉学派，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却高于乾嘉。要论古学的功底，解放后培养的固然赶不上解放前培养的学者，但后来者思路新，眼界宽，方法新。特别是“文革”后培养的一代学人，都掌握电脑等新技术的运用，又广泛吸取世界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能力肯定不会低于前人。从现在已经发表的史学论著看，今人在数量上不仅远超以往，质量上也不乏上乘之作。这是总体形势。具体到某一方面，解放后特别是“文革”后培养的学者，古学根底较为薄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熟悉，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为新技术的掌握只是便于史学研究，不一定就必然会产生超过前人的学术成果。 关于“史学大师”，他们的出现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机遇有关。像陈垣、唐长孺等泰斗级的历史学家，他们古学根底深厚，学术成就斐然，解放后受到学术界的景仰。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古学新学都有高深的修养，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有开创之功，后来成为史学界领袖。他们的“史学大师”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解放后培养的学人，在运动不断的背景下，有的成了革命先锋，有的成了被批斗对象，专心业务者被划为“白专”，要想在其中树立起史学大师何其难哉！尽管如此，在解放后培养的史学家中，也还是有一些拔尖人才，在我的心目中有的人也可以被视为大师级的学者。我还觉得在“文革”后培养的人才中，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有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如能假以时日，肯定会有出类拔萃者面世。但在“千峰争秀，万壑争荣”的形势下，一枝独秀也很难。不过再难也终会产生史学大师，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学术研究的学科壁垒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学术研究有两个发展趋势或规律：一是越来越向专业化发展，二是边缘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协作。从学术发展的专业化方向上看，文史哲应该分家，这有利于各自学科的深入，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但这并不是说研究史学的人可以不懂文学和哲学。历史学家的著述需要用流畅的文笔，清楚明白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陈列自己的论据，没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是不行的，语言表达也是需要有文采的。同样，历史学家也需要有哲学修养，要有哲理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样写出的论著才能说理透彻，条理清楚，环环相扣，不容置疑。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像“瘪三”一样，枯燥无味，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言不及义，他要想成“家”恐亦难矣。文史哲三者都是博大精深的专门学科，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专治一门兼学其他还是必要的，要想门门皆精，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了。 再谈各学科的互相渗透互相协作问题，这作为一种学术发展方向，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有些综合项目如卫星、飞机、汽车……的研究制造，都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协作攻关才能拿下。历史学也是这样，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必须是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年代学以及物理学、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大协作才能完成预定任务。对其中的参加者，并不要求他兼通各科，但却必须精通一科，发挥其知识构成在总任务中应起到的那部分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学科互相渗透的两个大趋势并不矛盾。当然我们不排除有的学者既精通一门，又兼及其他，“一专多能”会对学术研究起到锦上添花作用，协作起来更容易沟通。另外，有些文化普及型的工作，并不需要精通一门学科，反而需要“多面手”，那又另当别论了。 问：历史学研究需要继往开来，您作为史学界的一匹“识途老马”，请展望一下新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前景？ 答：随着电脑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更多地被应用于历史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将会比20世纪更加精彩，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是可以预言的。 随着文物考古新发现的不断积累增多，从远古到明清的历史都会有许多新的资料补充。再结合除汉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古代历史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中国古代的历史将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改写。这样，一部部崭新面貌的中国古代断代史、专门史著作将会陆续面世，一部部崭新面貌的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也将陆续问世。 由“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主持编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明年将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以填补传统二十四史中后二十史无注的空白(即使“前四史”中的原注释也不再适应现代人的阅读需要，必须重注)。这将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供更为便利的资料条件，也有助于史学新成果的更多涌现。 “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中国古代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已可推至四千年前。等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完成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将被落实。21世纪写出的《中国古代史》将把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清晰周详地加以描绘和论述，以提供给年轻一代的读者。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前程远大，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在其中大展宏图。 采访结束后，我们对德高望重的朱绍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祝愿他这样一株久阅霜寒的老梅铁枝更健，克享高年，为芳草葳蕤的史学园地更添新翠。 朱绍侯，男，汉族，1926年生于辽宁新民。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5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部。曾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和顾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和顾问，河南省史学会会长和顾问。《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和《今注本宋书》主编。朱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学术研究，尤其注意利用简牍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古代名物制度。已出版有《军功爵制试探》、《军功爵制研究》、《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雏飞集》、《汉元成二帝传》等学术专著，主编有教育部确定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和大学文科参考书《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以及《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历代宰相传略》等，并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另外，朱先生主编的《今注本宋书》约300余万字，有望于明年正式出版发行。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证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