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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是这样，那么，解放区呢？我们看看延安就可知道。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例，下设美术、戏剧、音乐、文学四系，内中名师汇萃。以文学系为例，何其芳、周立波、沙汀、严文井、陈荒煤、曹葆华等无一例外地都执起教鞭。（见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页93，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扬本人是鲁艺的主要行政领导之一，还一直担任文学系专业课和全校的大课教学。 可见，李先生的“人才论”恐怕确是李先生的一己之见在彼时并无普遍性，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解放区（根据地），都是如此。 可是，世易时移，白云苍狗，几十年之后的今日，高校却出现了一系列怪现状：本科教学中，有的教授不上大科甚至基本不上课，上大课的多是讲师；研究生培养中，教授只带博士生，而副教授才带硕士生。这已不是某些地方院校的通例，而是举国普遍的现象。笔者本科就读于南方某一流名校，硕士就读于京城一流学府，所见形势尚且如此，遑论普通院校！？ 比如说，南方的该校为本科二年级学生开设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全校文科必修课，上课名单上有该学课一位大牌学者（学科带头人），但在连续数年的教学中，学生均无缘得见这位久仰的学者。该学者虽然常在国外访学、讲学，但总不可能忙到无暇露上次面吧？另外，该校公共管理学院的某系有一本科专业课由某著名学者任负责人，但该学者总是开课之初和大家见一次面，以后历次课就由其博士生代授。连续数年，一直如此。——是该学者不善授课吗？非也。该学者学养极深，口才奇佳，深孚众望。只可惜，那些本科学子只能空慕其名直至怅然毕业了（也许高考填报志愿时，也许不少学子正是冲着其大名而选择此院系的）。当然，我们无意于对该学者个人有任何倾向性看法，因为该学者亦确有苦衷：既要领导科研，又担负行政；既有硕士生若干，又有博士生十余名，且常外出交流。此时，再要抽空给本科生备课授课，已是几乎无可能。 而在京城的一流学府，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有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教研人员不无关系。但跟根的还是体制上的原因。——当然，笔者决非对那些学者个人有任何看法，家家有难念之经，人人有难言之苦衷。但这种现象的普遍化，根因恐怕不在教师个人，而在于体制了。这确实值得反思。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是为了培养研究生。只是，如果说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出优秀研究生，那么试问：没有优秀的本科生，何来优秀的研究生？现行体制，无异于在莘莘学子长身体练“童子功”的关键时期，让其营养不良训练不够，结果矮子成堆；到研究生阶段，硬要在“矮子里面挑高子”。这种做法，岂不灰色幽默？治学之事素需严谨，作学问不同于搞文艺，可以凭一时之才气灵性而有所创获，没有多年的惨淡经营苦心修炼，何来学术硕果？上述做法，何异于沙滩造塔平地造高楼？ 莘莘学子离不开指导，何况是在其初入大学急需引导启蒙的关键时期呢！无论是兴趣爱好、方法思路、性格和信仰，此时都是关键的形成时期。可惜，大学注定要让他们失望。 当然，平心而论，教授授课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时见，因此不可能对其科研全无影响。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鄙意以为，教授授课，其利如下： 其一，有利于教授之涵泳。一般而言，教授多已有相当的学理积淀和识见阅历，因此，其思维能力和学识功底定已达到相当程度。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硬币也有其两面。教授在功底深厚思维深湛的同时，也未必就不形成“片面的深刻”，这种片面，易成某种思维定势，有时未必对自己研究都有裨益。而初涉学术的莘莘学子，虽然道行尚浅、修为未逮，但却有其思维活跃的后发优势，因之也更具创新精神和锐气。这种趋新精神，或许有时可弥补教授抱残守成之倾向。古语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此中道理不言而喻，何况教授是与百十莘莘学子同“行”？！所谓“三个诸葛亮，不如臭皮匠”虽说不无可能，但更多的还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因此，教授如能亲临教学第一线，无疑可以藉人之长补己之短，借年轻人的新鲜血液来更新自己，所谓“教学相长”是也。如果一个教师只能看到他人之短，那并不表明对方实无足取，只能表明自身缺乏发现的眼光或兼容的心态，或者不具备的学习能力。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能成为合格的老师呢？相反，那些深谙此中真义的学者，倒是乐于亲临执教，民国年间的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饶毓泰、刘仙洲等一流学者也亲执教鞭，现今的有些明智的学者也都一直坚持着本科教育，而其治学照样硕果不凡。 退而言之，所谓教师，其旨在“教”，教授亦不例外。“教学”才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是其保持教职的基本底限，一个连职业规则都不遵从的人，何以为人师表？“研”而不“教”者可其做“学”者，做研究员（研究人员），但没有理由晋升教授（教师），没有理由占据日渐紧张的教职。一个充斥着“研”而不“教”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多大差别呢？ 事实上，“教”“研”关系，并非一个简单的工作安排问题，而涉及到一个大学的基本定位，实在不容小觑。西方的“研究型”大学当然注重研究，但并不因“研”而废“教”，反而是“教”“研”并举，尤重本科教学。我们如果举“研”而废“教”，恐怕已失去了“研究型大学”的本真。这样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杨福家先生指出，“大学“要有“大爱”，此言确然。西方名校确实“大学”有“大爱”，比如纳什的经历就被广为征引；当然，还有罗尔斯的经历。但有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作为一流名校的哈佛大学鼓励学者治学沉潜，重质甚于重量，可以容许罗尔斯多年无著述刊行，但并未鼓励他废弃教学；哈佛更没有因其“研究型”而忽视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当然，罗氏本人也未必会做只“研”而不“教”之想）。——因此，教授亲事教学只是尽其本职，这点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为长远计，特别应鼓励其本科教学。 “大学”之魂在“大爱”。“大爱”之“大”，也许并不限于学校对教师之“爱”，更应当涵盖教师对学生之“爱”。而教师对学生之爱，最好的表达莫过于躬身教学，培育英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爱”又从何谈起呢？ 另方面，做学问固然应沉潜涵泳，应耐得住寂寞，但若总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长期孤寂的书斋生活易使人心态枯涩、下笔枯槁，对人的视野和思维亦有其不利影响，易使治学者远离地气，缺乏鲜活的感性体验。治学的苦乐均只能抑郁于心，有苦无可宣泄，有乐无人分享，其滋味何如？长此以往，入得书中而难出书外，必致疏于世事，不仅于己不利，更谈不上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关怀。倘若教授能时不时到书斋之外走一走，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多走走，无疑有助于保持年青积极的心态和温润平和的心境，克服苍老心态与孤僻乖戾之气，也可在此过程中与学生分享快乐和教研心得，互相启发。——这又何弊之有？！ 相比之下，有的教授就明智了许多，研究之余，或为文，或授课，或关心时事，或寄情山水，倒也娱人娱己，保持了温润的心境与平和的心态，真正实现了“把学问做得有趣”。 其二，有益于学生之培养。对一个问学伊始的学子而言，启蒙者的意义至关重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治学风格、研究理路，甚至对其学术品位、人格境界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年青学子在性格、才学等方面都尚未定型，因此最具可塑性，最是选“苗子”练“童子功”的关键时期。而此时，教师的意义不止于“授业”“解惑”，而且同样在于“传道”，那些极富历练、深具才学的名教授，其涵养、气度和胸襟，在耳濡目染中，对那些莘莘学子而言，具有何等的魅力，那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不排除有虚名而无真才之人，但更多的还是有名有实之人。整体而言，“名师”的才学、品位与识见，恐怕不是“非名师”所可比拟的。“名师”未必出“高徒”，但其概率总是要远大于“非名师”出高徒吧？有名师为梯为烛，学子成材岂不更容易些？！（笔者回首当年的本科教育，不禁感慨系之。） 百余年来，举凡人才辈出之时，必是名师执教之日。老北大、老清华是如此，后来的西南联大亦复如此。叶企孙先生身为一流学者，却为中国培养了近百名院士（学部委员），开创了中国数理学界的半壁江山。其中的意义，难道是那些“研”而不“教”的学人可以比拟的吗？ 1930年代前后老清华的大批人才，如“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杰”（贺麟、陈铨、张荫麟）、“四才子”（张荫麟、钱钟书、夏鼐、吴晗）、“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以及联大“物理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等，均出自吴宓门下，这虽说并非吴氏个人之功，但与吴的熏陶也并非全然无关吧？！吴宓的作为一代导师的意义，也许不在其作为一代学人的意义之下。“弟子三千”的吴宓，其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作为教师，还有比这更大的荣光吗？ 因此，名师执教，献一己之力，育万千英才，不仅是“大爱”，更是“大智”。 其三，有益于学风之营造和学统之传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名校学风的形成，也非一日之功，而需要时间的积淀。好学校可能有很多标准，办好学校也有很多途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是就重视人才，特别是名师。百余年来，举凡真有见识的校长，长校之初，第一件事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广延名师，蔡元培是这样、罗家伦是这样、梅贻琦是这样、胡适之是这样，傅斯年、竺可桢、王世杰也是这样。英雄亦需用武之地，而名师的“用武之地”当然莫好过于三尺讲台。大而言之，这有益于一所大学的学风的形成；小而言之，则是有益于学统的传承和人脉的酝酿。知识的积淀、学理的传承，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续。生有涯，知无涯。士不可以不治学，治学之务，任重而道远。有限的个体生命，怎能穷尽无限的知识追索？薪有其尽，而火仍传。只有通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才可能攀登知识的高峰，这显然不是一个人一代人所能为之。二三十年代清华奇峰突起，渐而出现了所谓“清华学派”，这自然有赖于陈寅恪、刘文典、杨振声、闻一多等大名名家学者的云集，但也同样离不开陈诠、贺麟、张荫麟、钱钟书、曹禺、李健吾等后生新秀的涌现。而西南联大更是不必说：如此艰苦的条件，如此战乱的环境，在短短数年之中，涌现出如此多的俊彦，如此高的人才出炉率，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的名师执教，那是不可想象的。 就个人而言，学人执教，可以最直接地把自己的知识、思想、心得、体会、体系传授给学生，这比纸面传授更直接、更逼真，也许还更有效。以民国为例，昔之王国维、陈寅恪同为学问大家，可是后来的景况就很不同。王氏身后颇为寂寞，而陈氏则相反。究其由，重要的一点是王氏素来重研究而疏教学，主要只是晚年在清华研究院供职，而陈氏青年时代即开始任教于各大名校，弟子甚多，学术传人也不在少，虽无真正多少意义上的嫡传弟子，私淑弟子却不在少数。当年授业于清华和联大时，已有教授“之教授”之誉，不用说常来听其课的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等名师，单是学生吴其昌、蒋天枢、钱钟书、周一良、王永兴、蒋天枢、丁则良、许世瑛等等，而这些学生，也大都是人中龙凤，既有如此人气、气场和人脉，陈氏之学焉能不兴？比较二位大师生前身后之遭际，自当明了。 同样，上文所说的李方桂先生至今已是名之不闻、学之不传，恐怕也与其重“研”轻“教”不无关系。 即是如此，就不难想见，其四，这也有益于大学精神的培养。联大的教育是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在整体上基本模溯了此前清华的办学理念、精神和模式。关于联大，一般认为，其要有四，一是“大师办学”，二是“教授治校”，三是“通才教育”，四是“学术自由”，其实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名师执教”。所谓“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教授不仅要“治”一己之“学”，更要指导学生“治学”。名师可能不是道德完人，亦未必是学思全才，但至少有其独到之造诣。在大学体制中，作为个体的名师，其行止也许未必具备太大的实质意义（毋宁说是象征大于实际），但如果把名师授课（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加以制度化，则意义至大至深。作为一个整体，大批名师亲执教鞭、传道授业解惑，得天下英才而以名师教育之，这样大学，必是生机活力的大学。 惟其如此，空而又空、玄乎其玄的所谓“大学精神”，就已不再是止于某些纯粹的口舌义理之辩，而是落实为蓬勃的发展，是俊彦汇粹，是英才辈出的硕果。这种精神是无形的极需时日的，却也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同样，大学也需要一种“精神”；缺少这种精神，就会缺钙、软骨，爬不起，也扶不来。否则，再多的资金，再好的管理，再好的硬件设施，再多的“有关部门”的重视，都不可能弥补这一致命性的缺失。 总之，重视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教授授课、特别是名师给本科生授课，实是得大于失，不仅有利于教授自身的提高，也有益于学生，有利于学统之传承、学风之养成，而且有利于整个大学的建设。 对李方桂先生“人才论”，笔者不敢苟同。作为李先生的个人选择当然是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而言，则不可大意。为大学的长远发展计，一流人才不仅可以稿研究、搞行政，更要亲临教学第一线。教学相长，师生并进，学风延绵，学统不绝。惟有如此，假以时日，大学才能重光昔日之辉煌，酝酿明日之奇迹。 六十年前，西南联大以其“大智”“大爱”、以其“刚毅坚卓”的精神创造了昔日的奇迹，那么，今日的大学又该以怎样精神来迎接明日的辉煌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