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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对业师郭守田先生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年龄差距太大。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他是祖父辈的师长。因此，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间，面对他大智若愚的隐士般的风貌，我十分拘谨，除了请益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外，其他个人话题绝不敢主动涉及，以免思虑不周，有所冒犯，而他对我这个小弟子（不仅年龄小，个头亦小），除了学问，几乎不闻不问。我到北京工作以后，虽然仍然与他保持着较频繁的书信来往，但客观上要了解他个人青壮年时期的事业人生，就更加困难了。 我知道郭先生的名字很晚，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当时全国高校历史系的学生大都知道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的配套资料《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是由郭先生主编。当时只是记住了郭先生的名字，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更不会设想日后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 1983年，我从招生简报上读到郭先生和朱寰、孙义学两位先生联合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便决定试试运气。说“试试运气”，是因为我知道，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建国以后一直世界史研究的重镇，我国许多世界史方面的著名学者都曾在那里学习过；而郭先生与林志纯（日知）教授是这个重镇里受人尊敬的“二老”，要考取他们的研究生，难度很大。但我当时求学心切，还是斗胆报考了。也许由于上苍的垂顾，我通过了笔试，并接到通知，于1984年4月26日到长春东北师大接受面试。我提前两天动身去长春。这是我第一次出关，记得当时关内已是春暖花开、生机昂然了，而关外仍然是料峭风寒，山坡的背阴处还有不少未消融的积雪。我是喜欢雪花的人，一路上透过车窗不时看到一片片的积雪，情绪很是爽朗，虽然我对面试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但眼前的景色使我预感到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望见车窗外变幻的风光，想到自己求学深造的梦想很可能变成现实，心中很兴奋。 4月26日早晨，我与同时前来参加面试的王晋新、宫秀华两位学长来到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接受面试。本来面试将由郭、朱、孙三位先生共同主持，但当时朱、孙而先生有事不能前来，由郭先生一人主持。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神采：高高的个子，微微有点驼背，满头白发，脸庞棱角分明，依稀可见年轻时的风采。那天郭先生精神很好，面试开始后，简单交代了几句，大意是：专业知识已经考过，不必再重复了；况且，入学后专业训练还要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宜加强外语能力的训练，所以我们的面试只测验外语水准。接下来我们三位考生每人按指定范围翻译《剑桥中古史》的一个章节。面试进行约一个多小时，记得当时我心中颇紧张。测试完毕，郭先生只是简单地总结说，看来外语学习还需要加强。据郭先生后来告诉我，我翻译的数量在三人中最多，但还是不太合乎理想。初次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说话不多，颇严肃、木讷。 接受面试后不久，我接到正式录取的通知。80年代初期研究生培养规模还不大，招生人数很少，考取研究生很难，不似目下录取率高。所以，在接到录取通知后的那段短暂的日子里，我的内心荡漾着“春风得意马蹄疾”陶醉感和人生初获成功的幸福感。 1984年9月入学后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当时的三位导师中，郭师已经退休，不再授课，所以实际授课的导师是朱、孙二位先生，但我们的论文可由郭师指导。在研究生生活的前两年中，虽然我与郭师缺少课堂上的联系，但在教师阅览室里我经常可以见到他。当时东北师大的规定，研究生可以在教师阅览室读书、查阅资料，由于教师阅览室秩序好，人数较少，我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读书。郭师退休后很多时候也在那里读书，我们经常在那里见面。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是我印象深刻的：一是他告诉我他自己因为年纪大了，不敢用功了，每天读书只是为了消遣。我曾问他常读什么书，他告诉我只是随便翻一翻期刊杂志。但我很快发现，他的“随便”阅读并未脱离固有的学术兴趣，大凡最新的研究动向都在他的注意范围之内。他阅览的范围很广，几乎包罗一些普及性的读物，可以说明这一点是，我在《外国史知识》（这个刊物早已停刊，现在许多青年人对不知它的存在了——笔者）上发表的一篇习作，他也注意到了，并在见面时主动提到。我问他世界史专业培养上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当时由于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生外语水平不高，有的先生只好从外语系毕业生中招收学生，而且入学后也往往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学外语上，我们是否也这样做？郭师告诉我，学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史）不能忽视外语，不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是不合情理的，但也不能忽视基本研究技能的培养，熟练的写作能力是其中的技能之一，它可以培养一个人严密思维的习惯和表达能力。他肯定并鼓励我坚持写作练习。这些话后来我一直铭记在心。二是他似乎从不主动过问我们的学业，一切由我们自己把握。我当时的理解是，郭师已经退休，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不然。后来我从孙义学先生那里知道，郭师虽然博学，但为人素来低调，不愿夸示于人；且作为教师，深通“不愤不启”之道。后来我作论文由郭师指导，才明白孙师所言不误。 研究生第三年主要进行论文写作。根据郭、朱、孙三位先生的分工，郭师指导欧洲文化史方面的选题，朱师指导经济史方面的选题，孙师则指导日本史相关的选题。我选择研究的是中世纪英国史上的一位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e），因此归郭师指导。记得有一次我到孙师家中请教一些问题，谈话转到我的论文上，孙师颇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论文由郭先生指导，是你的幸运；郭先生学问极好，只是述而不作，太可惜了；他为人谦和，从不勉强他人，由他指导你的论文，你应该主动请教，他不会主动告诉你如何做；即使你向他请教，他也不会断然地指出应该如何如何，而只是以商量的口气建议你“似应如何”等等，所以你一定要虚心，不可唐突。由于论文写作的关系，我与郭师有更多更密切交往的机会，也更多地了解了郭师性格中的这一面，但我至今并不了解他何以形成这样的性格。不过，据我最近这些年的观察，这一性格特点在他那一辈人具有普遍性。 1987年7月我毕业离开长春，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1988年春我随系里的几位研究生去西绒线胡同戚国淦先生家中听课，似乎从戚先生身上感受到以前在郭师那里感受到的那种气质特征。这种特征，我不知用何种字眼来恰如其分地加以描述，是“儒雅”？“厚道”？还是“洒脱”？不管用怎样的字眼来描述，这种气质特征在我们这一代人上是很少见到了。第一次见面时我向戚先生做自我介绍，并向他赠送了我的毕业论文。戚先生听说我是郭先生的学生并由郭先生指导论文时，非常热情，对我说，我与郭先生见面不多，但从第一次见面，就是一见如故；你的论文由郭先生指导，一定不错，张云秋（我的师兄——笔者注）的论文也是郭先生指导，质量颇高。戚先生使用“一见如故”这个词语，给我留下的影响极为深刻，事过多年，我还记忆犹新。戚先生对郭师的尊重不是出于客气和礼貌，而是学者间的相互钦佩。2003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讨会上，当时已85高龄的戚先生讲话，除了对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表示欣慰，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表示鼓励外，还赋诗一首，表达对郭先生等七位老一代学者的敬意，感谢他们为开拓中世纪研究所做的奠基性的贡献。戚先生那种醇厚的学者风范，令所有在场的与会者感受颇深。戚、郭二先生惺惺相惜，恐怕与情趣一致、境界相埒不无关系吧？ 郭师一生坎坷，终生贫寒。80年代中期以后他同全国知识分子一样，处境仍十分尴尬。当时的书生，头上的紧箍咒虽稍有松动，但经济处境却随着“官倒”的猖獗，物价大涨未见好转。1987年的春天，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见郭师，问他近来怎样？他告诉我正在修订以前由他主持翻译的科斯明斯基的《中世纪史学史》和柳勃林斯卡娅的《中世纪史料学》，工作大致完成。我从郭师那里知道，这两本书是苏联高教部规定的高校教材，是苏联马克思史学的代表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在苏联有很大影响。这两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对中世纪史学史的具体贡献，更在于它们的学术史意义——人们可以从这两本书中大致窥见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水准，所以，理应出版，同中国读者见面。他接着告诉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条件是要先交付四千元钱，他没有这样一笔钱，看来出版无望。四千元钱对当时的“官倒”可谓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但对于郭师这样的穷书生却是一笔巨款。他说这话时一如既往，语调平淡，但我从这平淡中却能体会到他的失望和无奈。郭师一生几乎没有留下个人著述文字，坚持“述而不作”，以免授人以柄，以言获罪；他从事翻译，无非是想以有生之涯做点有益之事，或者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罢了。在那个随意在别人的著述中寻出几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的荒谬时代，对书生而言，缄口沉默是独善其身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或是躲避风暴、苟全性命的最后选择；而从事学术著作的翻译是仅次于保持沉默的人生选择，算得上是“积极作为”。这两本书是他晚年的主要工作，倾注了他的心血，也寄托了他的希望，而这样的劳动成果，竟不获出版，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些年来，每忆及此事，都令我心中酸楚不已，阴影挥之不去。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我代郭师向中心学术委员会提出出版资助申请，获得通过，被列入“西学文库”丛书，不久将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与读者见面。如果郭师地下有知，也许会感到些许宽慰。 我是郭师指导的最后一个学生，此后他再没有指导其他学生。记得我毕业离开长春前，我去他家辞行。他家住在四楼，没有电梯。临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下楼，我认为他年时已高（当时他已78岁高龄），上下楼太费力，不必客气，但他一再坚持，并在下楼后送我走出一段路来。告别时，我向他鞠躬，然后转身离开，因想到很快离开自己熟悉的师友和环境，心中不免凄慌，心绪颇乱。待我走出好长一段路后，忽然想起应向他回身致意时，发现他竟还站在那里目送着我，未曾离去。那一幕情景想来似乎就发生在昨日。 我到北京师大工作后，与郭师的联系减少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拥有一部电话绝对是特权身份的象征。郭师家中不能安装，我住集体宿舍，更不可能有电话，而且打长途费用昂贵，也不是穷人所敢奢望，所以我们只能以书信联系。他告诉我，晚年甚是寂寞，希望我有时间的时候多给他写信，一是能给他提供点外面的信息，二是可以了解我学业的进步。最近我从郭师家属和师友那里知道，郭师晚年经常提到我的名字，对我颇多牵挂。而在我这一方面，因自知资质驽钝，这些年中对工作不敢少许懈怠，对学业的追求更是不遗余力，再加上少不更事，在这种匆匆的生命旅程中，我实在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对我的这份情谊，未免辜负他的期望。 1989年以后，北京高校的氛围和学者们的心态——其实全国高校的氛围和学者们的心态也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是过来人都熟悉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哀叹令人心灰意冷，萎靡不振。我不甘心蹉跎时光，浪费生命，躲到北京图书馆（现在改称国家图书馆）读书。在那里读到重印的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萌生了翻译的念头。我跟商务印书馆的于殿利（我的昔日同学）谈起我的想法，他说商务印书馆早有翻译此书的计划，只是尚未找到合适的译者，你不妨做来看看。我向商务印书馆提出申请，并交出一份试译文字，商务方面基本同意我的承译请求。但因我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所以商务方面建议找一位资深校对者为我作校对。我首先想了郭师。郭师与商务印书馆有过良好的合作，是商务方面推重的学者，对我的想法甚感满意。随后我写信给郭师谈了想法，郭师很快回信，对我的设想大表赞成，并谈了他对布洛赫其人和布洛赫《封建社会》的看法：布洛赫生前参加抵抗运动，为国捐躯，是一位情操高尚的爱国者；他的《封建社会》是中世纪研究领域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应该尽快译介给中国读者；我老了，难以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了，你年富力强，又有雄心，一定可以把这事做好。有郭师的鼓励，我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在89年以后那段不平静的日子里，翻译《封建社会》使我的心灵暂时远离了尘嚣，获得了难得的平静。 这些年我逐渐认识到，我从骨子里不是一个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人，更不会对发生在身边的书生故事停止思考。我一直坚持认为，一个以研读历史为职业的人，对身边的人事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缺乏敏锐的观察和领悟，就不太可能对历史长河中发生的那些人和事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人们往往强调鉴古知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对历史学家而言，相反的原则也是同样有效的：要想透悟历史脱不开对现实的观察，认识当世乃是认识历史不可缺少的手段，因为“东学西学皆为人学，古理今理不外道理”。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我坚持把观察当代之事作为领悟历史的妙诀要道；也正是这一信念，常常使我萦怀于刚刚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物。 8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思想觉醒的时期，从思想禁锢中刚刚爬出来的中国人首先质疑的是，那场刚刚过去的几乎使整个中华民族陷于灭顶之灾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何以在中国肆虐长大十年之久，在这场讨论中，各种问题都被提了出来。针对“大革文化命”中不胜枚举的种种反人道行为，“人本主义”（或称“人道主义”）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由此出现了的五四运动以来不曾有过的热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来是一件于我民族思想解放大为有利的事情，但习惯于专制思维的人士却感到十分不自在，于是一位文化高官出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一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权威大文随之炮制出来。与之相适应的是，史学界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一组出自史学家手笔的有关“人本主义”的讨论文章出现在世界史研究的中心刊物《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上。其中有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的一篇名为《人本主义能够用作批判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武器吗？》的大作。可以看出，这组文章中，大多数文章虽名为批判人道主义，但还是较公允地肯定了近代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运动中打出的这面旗帜。 数年之后，事过境迁。新的人、事变化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数年前发生的与文人学者相关的这一事件。1990年，我重读吴先生1984年发表的文章，不觉产生了许多疑惑。吴于廑先生是学术界熟悉的前辈，他在史学研究上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一直对吴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吴先生是那一代人中具有真正书生本色的优秀学者。但他在《世界历史》的文章却不是体现他书生本色的作品，不能代表他的本意，可能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应景之文，因为，在我看来，此文显然不符合“修辞立其诚”的著述原则，具有明显的“帮闲”倾向。于是，我以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的无畏风格，写了一篇《略论儒家思想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向吴于廑先生请教》的文章，名为请教，实为商榷。我在这篇小文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是以个人主义为其核心内容的，目标是追求个人权利、个性尊严和个体价值，是个人中心主义，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的儒家文化所说的“人”，是家族和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它强调的不是个体之人的尊严和价值，而是“人”组成的关系网，是“人伦主义”而非“人本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