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打成右派,与向达、荣孟源和陈梦家等人一起作为整个史学界的右派典型,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批判。 学术人生 1902年,雷海宗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两年后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27年,其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学位论文选题时,大多选择做有关中国学术的文章。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学生有比较深厚的中国学术功底,同时也是因为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相对陌生,通过论文答辩比较容易一些。比如早先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其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雷海宗却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来撰写博士论文,并且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因而深受其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雷海宗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主要讲授外国史和中国史,同时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先后发表《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孔子以前的哲学》等论文。1931年,他转到武汉大学,任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方法,以“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为根据,推断周朝元年应当在公元前1030年与前1020年之间,从而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的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而汤王中原应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1932年后,雷海宗先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主要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史学方法等课程,有时也讲外国史课程。他还编辑了一套《中国通史选读》共7册,作为铅印讲义和教材。至抗战爆发前,他先后发表了《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1938年,他将这几篇文章的题目略加修改后,又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这部书是雷海宗的代表作。 其后,雷海宗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成为“战国策派”的主将之一。他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出版。“战国策派”主要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等,当时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学派。 到1949年全国解放,雷海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文章,如《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司马迁的史学》、《古代中国外交》、《中国古代制度》等。同期所发表的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由于雷海宗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国民党当局曾经动员他“南飞”,并为他准备了机票。但雷海宗不为所动,毅然决定留在清华园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1951年2月,北大、清华等高校的63位教授组成3个土改参观团,雷海宗与清华的吴景超(团长)以及北大的朱光潜、贺麟等人一起,参加了西北区的参观团。通过这些活动,雷海宗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了自我批判。在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批判性文章,如《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并捐献了全部稿费。 1952年秋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历史教学》杂志编委。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等课程。他所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1954年底,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思想文化界以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清算。雷海宗也写了《胡适哲学观批判》一文(未公开发表),参加了批判运动。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因为在学术方面的一系列言论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停止了教学活动,科研工作也难以进行。但他仍没有完全放弃学术研究,精心译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1961年底,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此时他已身患不治之症,不能行走,但仍然在次年春天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为200多名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他在重病之中顽强支撑,讲课时仍显得精神抖擞,使很多学生深受感动。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去世,终年60岁。 1979年,雷海宗的“右派”问题被彻底改正。 “右派”言论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会后,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到天津传达会议精神。天津市委邀请了部分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听报告并进行小组讨论。 雷海宗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极为大胆的发言。他从建国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谈起,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我们国家的建设特别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他看来,“百家争鸣”之所以“鸣”不起来,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资料的缺乏。接着,他谈起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由于这段发言对理解雷海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停滞论”极为重要,因此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须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讲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 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们的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之后,现在也有条件纠正。如何具体做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讨,但首先必须大家对整个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小组的发言和讨论每天都要整理成简报上报康生,康生应当看到过雷海宗的发言(冯承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2003年2期)。但他的这次发言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4月14日,《人民日报》派3位记者到天津,召集李建勋、吴恩裕、季陶达、雷海宗等10位天津知名教授召开座谈会,讨论“双百方针”。雷海宗又一次在会上发言。他重复了上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主旨,但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他说,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谈的主要是当前的革命问题。雷批评教条主义者说,马克思、恩格斯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雷认为: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课补上。他举希腊史为例指出,62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就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可能没看到。他如果看到,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雷强调,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但这一次发言很快就带来了麻烦。一周后,《人民日报》刊出雷海宗的谈话,标题是《社会科学需要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引人注目的是,《人民日报》在前面加了“编者按”,后面加了“编者注”,并用了黑体字。编者按说: “座谈的发言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人民日报》1957年4月21—22日) 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雷海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天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对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首先表示,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他也认为最近62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他所强调的只是过度忽视了对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他在谈话中所说的“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一句话中,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而上半句“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是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他说,我们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从而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他强调指出:这个意思,他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跟他当时的一种想法有关系。因为在座谈会的半个月以前,他在曾经在天津的另一个座谈会上发过言,主旨相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他就把自认为不言而喻的话用半句话带过去了。 他把在那个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的原稿附在信后(主要部分已录于前),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4月28日刊登这封来信时,没有直接对它发表评论。但是,同时刊登了季陶达的《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吗?》一文,“认为马列主义停留在1895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的”。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表明《人民日报》的态度。 就在这中间,也就是4月16日,《人民日报》派学术文化部编辑袁佑铭访问雷海宗。雷海宗主要谈了对教条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出来,就是吃了教条主义的大亏。苏联教条主义到了极点,不论什么杂志也好,小册子也好,都是教条主义的东西,都是找一点材料,套上早已过时的结论。他说,这些东西哪一本是经得住学术上推敲的? 对马恩列斯的著作,他也作了大胆的点评: 学术著作就是那种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在革命运动中,应付当前问题的东西,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比如说“物质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千古不灭的道理,不管什么国家、什么人,都得承认它。这就是真正的东西,让你不得不认识。比如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但是,列宁的“经验批判论”就不同了,就差得多了。为什么呢?……做学问是要有学问的基础的。……马克思人家读过正规大学,学问的基础原来就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对现实情况材料的研究,自然就不同。而恩格斯就差了,虽然也读过大学,但后来干了别的了,不像马克思那样。至于列宁,一直在干革命活动,原来的基础就不好,只是在被赶到国外以后,革命指导不上了,这才只好读点书,但是研究也很有限。因此,列宁的学问比起恩格斯来,又差得多了。所以,基础学问要紧,……你说到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这本书算不上是个什么学术著作的。好几十年来,因为斯大林个人的关系,谁也不敢对这本书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动一个字就是不得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最坏。教条主义的统治势力就是这样来的。斯大林死了以后,大家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了。(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44期) 雷海宗还进一步谈了“雅典宪法”以及国内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问题。他特别嘱咐袁编辑,这次谈话“最好不要发表”,因为害怕“引起一些不安来”。后来确实没有公开发表,却刊登在中宣部主办的专供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了。 1957年6月2日,天津市社科联组织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争鸣论坛。由于有《人民日报》“按语”的教训,雷海宗本来不想作演讲,但禁不住反复动员,还是以《世界史分期与世界上古中古史中一些问题》为题发表了讲演。 他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说起,认为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他认为经典著作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唯一较有系统地谈过的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所根据的也只是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他强调,今天掌握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较多,因此,应该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他指出:把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铁器时代的后一段划为封建社会的习惯性分法是不科学的。这样就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同时又把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违反了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至于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的人,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调,因为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经验、技术,今天没人知道。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以铜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伦为例,提出了“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观点。他认为,只有罗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罗马当时经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虏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他还提出了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铁器时代前一段,他主张仍然使用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词,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罗马很短时期有”。他认为,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他举例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的是罗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做奴隶,而这已是16、17、18世纪的事情,如果说这是奴隶制度的残余,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残余,这也可以说明就全世界的历史来说,没有奴隶制度这个社会阶段。(6月5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报道时只是客观地介绍了雷海宗的讲演内容,未加任何评论。实际上,当雷海宗的演讲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有人当时就说:“雷先生的这篇演讲没准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冯承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2003年2期) 厄运降临 4月份正是中共积极鼓励人们参加“百家争鸣”,是促“放”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按语”显然与整个形势不合拍。据说是因为“邓拓很有意见”,并打长途电话到天津,要求组织批判。又据说是“因为毛主席生气了”,才没有紧接着对雷海宗展开批判。直到8月份,雷海宗被定为右派,他的厄运才开始降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