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吴先生的博学多识，这些常识性的知识，是不可能认识不到的。他之所以认为儒家思想也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不能够用作批判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武器，显然是为了配合那位文化高官的“宏论”。那篇“宏论”认为，人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不需要人本主义了，因此，提倡人本主义是在以人本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这种“宏论” 显然是逻辑不通的：第一，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截然对立的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地吸收以往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创造的优秀思想遗产，而人本主义无疑是新兴资产阶级优秀思想遗产的重要成分，也是人类优秀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本主义，相反，极其重视这份遗产并继承和发展了这份遗产；第二，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就可以排斥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同是封建主义的敌人，如果说在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是投枪，那么人本主义则是匕首。既然我们承认，在近代中国社会，封建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我们为何不能投枪、匕首同时使用？事实证明，我们最近这些年高扬“以人为本”，正是继承发扬作为人类优秀遗产的“人本主义”。第三，儒家思想虽然谈“人”，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同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是一丘之貉，在本质上都是束缚人性的；第四，现代资产阶级挂着“人本主义”的招牌做了许多不人道的事情，我们难道可以据此抛弃“人本主义”、为封建主义辩护吗？因此，在我看来，人本主义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一道用来批判和肃清封建主义的。这是我当时就有的想法，尽管并没有表现在当时的文章里。 文章写成后，我便寄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吴先生知道我写文章的事后，派人与《世界历史》编辑部交涉，希望不要发表此文。编辑部的诸位先生认为，应坚持学术平等原则，应对学术名家和无名作者一视同仁，遂将我的文章发表在1991年第5期上。虽然我在文章的末尾借用亚里斯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恳请“吴先生鉴在下热爱真理之心”，但他的不愉快是可以想见的。这种不愉快固然是因为像他那样一位权威学者受到一位无名之辈的冒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年轻人对他们那一代人不得不承受的“言不由衷”的痛苦缺乏理解的同情。 事过之后，我思索良久，感到很是抱歉。一方面为自己少不更事，年轻气盛，对前辈缺乏了解的同情；另一方面则是想到我的三位业师都与吴先生有着不错的关系。郭先生与吴先生是同辈人，朱寰先生对于吴先生则是晚辈，如果因我的关系而影响师辈们的交往，则是我之大过也！于是我在给郭先生的信中说明了此事，孰料郭先生回信中并无责备之意，却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大意是，尊重前辈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影响学术上的探讨，学问是平等的，就是我（指郭师本人——笔者）有错，你也应该指出来；吴先生年轻时留学海外多年，对西方学术精神了解很深，一定不会介怀。我由此明白学者的情操，也使我对郭师的认识更加深入：郭先生是与世无争的人，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那场众所周知的知识分子灾难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深知以言获罪的可怕，此后几乎不著一文，教学与授徒严格恪守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但追求真理的热情固从未稍减，对学生追求真理的鼓励也不曾中断。 本来，在国内求学的这些年，我从未对出国留学产生过太高的热情，然而9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压抑状态使我无限彷徨，我开始怀疑是否可以继续埋头读书。苦闷之中我开始考虑是否有其他办法可以继续我的学业。正在此时，我的希腊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到希腊学习，这个消息对我不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希腊是我心目中富有诗情画意的国度，是西方文明的故乡，是我无限向往的地方，对于我这样立志以读书为终身职业的人，能到那里读书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一介书生，工作换来的工资仅能糊口，怎样维持在国外的生活？看来只能申请希腊政府的奖学金。有意思的是，我的申请竟然获得批准。 临动身前一个多月，我写信给郭先生辞行，他很快回信（1991年7月14日），首先表达他的欣慰和祝福，认为“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如不在京工作，未必有此机会”，应该多加珍惜。我在信中告诉他我可能要改学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交流史，这既是希腊导师的意见，也是我慎重的考虑，因为我隐约地感到，这个领域有很多事情可做，大有可为。郭师在信中肯定了我的看法：“你今后研究方向改为中国希腊关系，应该说导师有眼光，你读中国史当然要省力。以前齐思和写过中国与拜占庭的关系，罗念生专攻希腊戏剧，得过希腊政府的奖励，你会比他们好些，原因是自己努力，再加上听从导师的意见。”齐思和、罗念生二位教授是我很敬仰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郭师提到他们，实际上是为我提出了一个学习的目标，鼓励我后来居上，更上层楼，为我国的学术事业做出贡献。 为了坚定我的信心，他还特意提到我未来的导师，“我感到（你的）博士导师很内行，也确有眼光。实际上，过去研究得差些，应多加补充。记得马君武的哀希腊诗中译争相传诵。拜伦虽是英国人，但能投身希腊革命，赖有此译文更能扩大宣传。将来你能成功，我也可以附骥尾了。你到国外远离祖国，望多珍重，勿过多劳累为要。”有意思的是，他还在信的末尾附加了一句：“徐家玲、陈志强（南开）在萨罗尼加大学时似不及你改变方向更好。”在我看来，郭师此言绝对没有贬低徐、陈二位学长专业选择的意思，只是反映了郭师个人主张中西兼治的意见。实际上，徐、陈都是我的学长，在各自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都有很好的成绩。近些年来，我们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拜占庭学开展研究，形成了很好的配合。 1991年8月下旬我到达希腊后很快投入紧张的学习，每天下午与导师见面，讨论专业方面的相关问题，学习希腊语。在这近个把月的时间里，我在希腊语的发音和语法方面已有了相当的基础，所以在9月下旬进入萨罗尼加的亚里斯多德大学语言学院学习时，压力虽大但尚能承受，只是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独和寂寞时时相伴，心中充满了惆怅。这时唯一可以舒缓压力、慰藉心灵的手段便是给师友写信，而最大的快乐则是展读师友的来信。杜甫诗中“家书抵万金”的意境，在这时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时每有郭师来信，都会使我几天兴奋不已，读信成了我生活中的最美妙的享受。金圣叹以其阅世经验，总结出人生中的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其实，还应有另外一个“不亦快哉”：久处异国他乡而接读师友信，不亦快哉！我当时的情形曾经是，每日读希腊语困倦时，便取出来读一遍，一日竟至数次，虽然其中的话差不多都能背诵了，但读来仍兴趣盎然，如沐春风。郭师的每封信似乎都充满了鼓励的话语。 根据我手头保存下来的几封信函，在我初到希腊的第一年中，除了叮嘱我注意身体外，郭师的信主要涉及三个话题：一是布洛赫《封建社会》的翻译，二个是希腊语的学习，第三个是我的论文选题。1991年11月18日复我的信中写道： 绪山同志： 收到来信甚感欣慰。你的留学生活早已开始，想来一定很忙。我想你这一年主要把希腊语读好，其他可以暂缓，同意你在暑假里译布洛赫的《封建社会》。 博士论文方面须明年暑假后确定，但先考虑有必要。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研究丝绸之路，不知可否把它和论文结合起来？前人似乎认为一名僧侣用手杖带出蚕卵秘密到达希腊。对此说法应有适当评价。现新疆社科院有《西域研究》，我还没看到，待以后看到时当有收获。齐思和以前写中国和拜占庭关系，当时并不成功，因所谈内容大多为名物训诂之学，实际用处不多，虽然篇幅很长。今天看来你的导师要求你的总是切合实际的，既照顾到你以前的专业情形，又能符合实际需要。对此我给以深切的希望。你在国外要随时注意身体，不可太累，要适当娱乐，作生活调剂。专复。即颂，近好！郭守田 11月18日 1992年初夏我完成语言学习后返回艾奥尼纳（Ioannina）大学，给他写信说明翻译《封建社会》的设想及攻读古希腊文的苦恼，郭师在7月10日给我复信，写道： 绪山同志： 收到你的信，知已经结束语言学习，回到艾奥尼纳并开始翻译工作，甚慰。 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尚未与我联系，如需要我校对你的译文时，我当然努力，不敢马虎，我的法文和德文基础都差，主要靠字典和专业知识，但有并无把握，只能努力而已。 至于古希腊文问题也只能在回国以后有充分时间在继续深造。若在国外多花时间，当然妨碍业务提高和生活的安静，不知此种想法如何？事实上只有四年时间，不可能挤占来提高古希腊文，所以我同意你的意见，回国以后，事在人为。 在国外求学不易，特别是生活上能保持健康就不错了。望适当休息，注意劳逸结合，不宜太累以致影响健康。待开学后虽有写论文的目标，也应把生活安排好……顺复，祝你身心健康！郭守田， 7月10日。 1992年的整个暑假两个多月时间，我全身心投入了《封建社会》的翻译，随后将译文抄清后陆续邮寄给郭师。郭师的校对工作也开始进行。1992年10月12日他在复我的信中说：“9月27日的信我是10月9日收到的。远道得到你的消息，非常高兴。……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校对工作我当能尽力而为，只是孤陋寡闻。当然，应极力避免出现舛误，以免影响信誉。诸事请放心勿念。”1992年12月12日，在校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给我写信，说明校对工作的情况并对我的译文表示肯定：“布洛赫《封建社会》的校对工作我的进度缓慢，我知道劳逸结合。你的英文程度比我强，我知道你能正确对待，不会因有人赞扬就飘飘燃了。”这是我与郭师交往中第一次听到他的正面表扬，但显然又蕴涵着警告。据郭师的家属和同师们学长们说，郭师晚年是颇以与我通信为欢娱之事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待弟子的谨慎态度。这也可见郭师所持有的为师之道。 我与郭师的通信持续到1993年1月。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93年1月19日，除了谈《封建社会》翻译校对的相关问题外，主要是对回答我询问他准备修订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的出版事宜，原文如下： 绪山同志： 寄来稿件和信是15日收到的，所嘱各项当按你的意见办，尽量做到无误，但没把握。 中华（书局）出版了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见1992年《书品》第2期），对你能有用，比读外文书方便多了。据称荷兰学者胡耶曾将此书收入阿拉伯舆地丛刊第六卷内。 你熟悉的商务（印书馆）三同志，相信程度都不错，你可完全信任他们。我觉得在京读书方便，消息也灵通，比我强多了。 你在前几年曾寄来译稿，当时我确曾有意交（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出版。后见到霍利斯特的书，感到他所收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没有，尤其是罗马法方面的。我恐怕有错误就没敢印出来。虽然牵涉的人不少，现在我已无意于此了。有负盛意，甚感过意不去，请谅解。专复。顺颂，时祺！郭守田 十九日。 郭师信中最后所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的增补修订，是他晚年的工作之一。他认为80年代修订过的这部资料需要进一步修订，曾要我帮他翻译前期宗教改革方面的资料，他信中称“现在我已无意于此了”，显然是因为90年代初全国面临普遍的出版困难，只好放弃原来的修订计划。据徐家玲说，郭师临终前，有两件事感到遗憾，这是其中之一；另一遗憾是未能亲自完成我翻译的《封建社会》一书的校对工作。就在这封信发出后不久，郭师因不慎摔倒而受伤住院，数月后因医疗事故而辞世。临终前将我译出的《封建社会》稿件托付给徐家玲，嘱咐她善为处理。这一切，我在事后才知道。 正如我的另一位业师朱寰先生在1994年1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言，“郭老师谢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一大损失，实在悲伤，无可奈何！”对于身处异国的我而言，郭师的仙逝除了带来悲伤之外，还使我多年熟悉的生活中少了一项重要内容：当我下意识地走向那不时带给我惊喜的信箱时，再也见不到他以我所熟悉的舒展字体写成的信函了。许久以后，我似乎从梦中醒来，渐渐意识到，郭师已经离我远去，我们已是阴阳相隔了。…… 2005年9月15日写就， 10月15日修改。 （感谢张绪山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