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世界史 > 访谈 >

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上)(20070131)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转自学术批评网
    张京华博士约我为他主编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写一篇随笔性的文章,介绍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的治学路径,以便为后学提供典范,进而振颓风、纠偏差。这样的内容如果由黄先生夫子自道,必定能将个中三昧准确全面地披露出来。但先生虽然已是八旬老人,依然笔耕不辍,眼下无暇他顾,我只好对张博士恭敬不如从命,以一个受业者体会的角度来谈谈先生的治学路径。惭愧的是我生性鲁钝,学殖荒疏,同先生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要想完全理解和追随先生,谈何容易。因此,我勉强命笔,只能是管窥蠡测,不足以反映先生治学全貌之万一。虽然如此,但“横看成岭侧成峰”,总还是能从某个角度窥见庐山真面目之局部的,于是乎斗胆操觚。
    我于1980年考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有幸承先生耳提面命;3年后毕业返河南,承蒙先生不断赐寄著作,对我涵濡终生,使我受益无穷。对于先生的治学,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四点。
    一、 求真务实、当仁不让的学术品格
    我入陕西师大就学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学术界长期作为错误政治路线的附庸,禁锢还没有消除,思想僵化,心有余悸。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内容是怎样研究历史。他讲到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认识论问题,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他引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说法,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要依据文献,对文献需要考证,作调查研究,所得结论是否正确,再回到史料中去加以检验。要学好目录学,懂得治学的门径,避免走弯路。要学好古汉语、外语,以便利用文献,并与海内外学术界交流。要学好基础知识,触类旁通,引类联想。要接受前人、他人以及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吸收人家的说法要交待,以明确责任,在人家的基础上要有所发明,对构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云云。这些说法在当时还是犯忌讳的,因为大陆易帜(解放)以来即把考证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学术方法大加批判,规定只有理论分析才是不二法门,于是提出以论带史,甚至发展到以论代史。先生为考证正名分,指出这个古已有之的学术传统,和《实践论》的路数是一致的,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只有辨析资料是否可靠,加以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当时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的。不久,先生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去拜谒史念海先生。他抨击了文革中的伪学术,凭空捏造,曲学阿世,署名一人,行文却说“我们认为”,好像代表着一大批人,去吓唬别人,认为这种学风极坏,和明末一样,但经过顾炎武的倡导和实践,终于出现了乾嘉学术的大好局面。他对史先生说:“你就是顾亭林,他们几位就是钱大昕、王鸣盛……”话音未落,史先生忙说:“我哪比得上顾亭林!”先生说:“比得上的,你的《河山集》还比不上《天下郡国利病书》?”先生同一大批坦荡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遘阳九,从此遭受政治迫害,并下放劳动。(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就不是劳动?既然劳工神圣,劳动光荣,怎么作为俟罪的场所,惩罚的手段,须下放才能臻此佳境?)很多人被整怕了,变得谨小慎微、消沉怠惰。但他没有这样,还是敢于求真务实,表现出坚强的学术品格。我们在对他敬佩之余,懂得了从事史学研究应该怎样起步。
    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求真的心旅历程,是与非是不容含混的,不管是什么来头。他对陈寅恪先生极为敬重,但对其隋朝和唐初依然存在关陇集团的说法、“胡”与“狐”的关系、安史之乱主力“羯胡”即昭武九姓胡的说法,都一一撰文辨析反驳。其余论文批判纠正的对象,有缪钺先生东魏北齐三次重大冲突都是汉人与鲜卑人之间政治斗争的说法,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贺昌群先生的“常田”即永业田、“部田”即畿外州县公田的说法,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被曾国藩抽毁部分内容的说法,邓云乡先生的王国维《颐和园词》本事,(这句话去掉)以及一些学者关于隋唐兵制、“永贞革新”、两税法等等说法。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文,无不晃动着一个个性鲜明的黄氏自我,真正做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和那种人云亦云、赶风头、凑文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有些人认为做学问只是个学养的问题,知识积累的问题,不对,学品即人品,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只有真正把握着自我,才能顶天立地,纵横捭阖,不盲目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只有认识到做学问的社会责任,敢于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真理,当仁不让,才会卓然有成。假如哥白尼、布鲁诺没有胆量坚持正确的日心说,屈从于错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教会恶势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巨人。黄先生所以成就斐然,秘诀首先在这里。
    二、 极致境界的学术追求
    先生没有城府,喜怒必形于色,说话不遮掩,时而来几句月旦评,还要交代“内部言论,不要外传”,给我们一个什么都看不上眼的印象,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和要求的。有一次,他问起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情况,顺着话题对我说:“一个史学家掌握着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料,弄得很熟,但只会顺着资料的表面意思加以梳理、归纳而写成论文、著作,充其量不过是三四流的史学家。一流的史学家应该鞭辟入里,透过资料的表面意思去挖掘、发明,甚至得出和表面意思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才叫本事,才是功夫。”他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正在发行,就为我们代购人手一册,亲自送到我们宿舍来,说还有几种即将出版,注意购置,要认真学习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我读了《寒柳堂集》,认为陈先生利用的都是常见书籍,却能探微发覆,迥异于他人,例如关于隋末李渊改旗,指出是向突厥称臣,接受突厥颁发的“印绶”狼头纛,陈先生真有眼力。先生说:“这就是一流史学家与普通学者的区别,要好好向寅恪先生学习。”显然,先生追求的正是这种极致的学术境界。
    对于其他领域,先生也是这样。他家墙上挂着一幅相当出色的山水画,是他的岳父童书业先生画的。我们免不了惊叹一位历史学家居然会作画,但他却说:“文人画。”即作为文人余事的绘画,同职业画家的精品相比尚有差距。先生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用的是毛笔字的写法,注重间架结构,运笔讲究顿挫,有时还用回锋。他觉得哪一笔写得不满意,就描一描,或者擦掉重写。他的行楷极有媚趣,我们照着模仿。他还从事篆刻,篆字写得极有功力。但他没有认为自己会写字,待参观了几次书法作品展,觉得有些作品简直是“鬼画符”,自己这才写点字参展、发表。1981年春,他带领我们南游问学,临行之际问我会不会作旧体诗,我说作不好,他说:“路上要作。以后肚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了,作起来就容易了。”那时没什么人作诗词,更没有诗词刊物,人们熟悉的只是被奉为当代诗词最高峰的作品。我对此挑剔了一番,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此类对句和出句意思相同的现象太多。他说:“合掌,合掌,诗家之大忌。”他也作诗词,偶或发表的悼念老师龙榆生先生、友人杨廷福先生的格律诗,都是很有情调的佳什。
    对于真才实学,对于有功底的论文、书籍,先生是相当佩服的。他经常介绍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以及那一代杰出学者的成就和观点。此外,他认为周祖谟先生整理校释《洛阳伽蓝记》,虽没有另一个校注本征引繁富,但把传本弄混了的正文和子注重新区分开来,是最好的本子。他见陈仲安先生整理点校的《北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认为整理得实在是好,特意买了一套。他看到杨廷福先生发表《唐律》研究的论文,卞孝萱先生发表鉴真研究的系列论文,认为其方法既唯物又辩证,南游途中特意安排我们到上海和扬州拜见两位先生,请他们为我们讲课。
    先生以极致境界作为自己的追求,必然把学术性看得很重。他要求我们从事正规的学术研究,即便是编教材、写普及读物,也要有新东西。有一次上课,他说建国初期他刚参加工作,要求给“抗美援朝”捐钱,自己没有钱,就写了两(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出版后将稿酬全部捐献。他说:“这样的东西我不愿意署真名,署的什么名字,你们考证去吧。”我当即说出他的署名,他惊奇地看着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我说有特异功能,这在那时是个很时髦的术语。其实我哪有什么特异功能,那几天先生从西安交通大学搬家至陕西师大,我们帮忙,师弟张治江发现这两(一)本书,拿给我看,我偶然记住了署名。
    极致境界是没有终极边缘的,把极致境界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就会永不满足,永不停顿,所谓“希圣者亦圣之徒也”。而没有这种高层次追求的人,稍微取得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顾影自怜,以为普天之下皆莫我若,实际上反倒画地为牢,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便是鲲鹏和燕雀的差异。先生学术研究所以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高标准追求息息相关。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南游途中,他见庐山的介绍文字把柳公权放在李邕前面,说时代弄错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柳公权的书法成就和名气比李北海大。他看着我们几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将来名气大了,就排在我前面?”我们哪有这一天!就我来说,在批判“师道尊严”、吆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当着中学教师,学生根本不学习,整天胡闹,实在是烦透了。文革结束,中止了十多年的研究生招考得以恢复,自己不过借机改换门庭,混碗舒心饭吃,岂敢奢望在学术研究方面成什么气候。而且,如今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我也没敢作身后配享文宣王庙、追赠个太子少保之类头衔的非非之想。但先生对我们寄托着期待,希望我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做出大成绩,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理想,参与他的人生追求。
    三、渊博的知识依托
    1983年2月,先生给我们传达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的情况,讲到程千帆先生批判锯箭疗法:一个中箭的病人找郎中治疗,郎中把露在肌肉外面的箭锯掉,说:“治好了,你可以走了。”病人说肉里面还有一截箭,郎中说:“我是外科,里面那部分你去找内科。”程先生批评现在一些人知识面太窄,研究学问只管自己专业那一点点,超出范围便茫然不知。黄先生告诫我们,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情,要有献身精神,知识都是相关的,要扩充知识面,融会贯通,避免形而上学,避免出现空白。自我们入学以来,先生一直在这样培养我们。他给我们开的课,从先秦学术一直讲到现代,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小学、石刻文字、历史地理、宗教学、档案、方志、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他给我们开了很多书目,讲到各自的得失,以及如何利用。我们感到先生遍历四库,含英咀华,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这20年间先生在海内外出版的书,有学术专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术论文汇编《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学术札记《树新义室笔谈》,学术随笔《学苑零拾》,教科书《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含《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等等,学术普及读物《〈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校点整理古籍《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和几种正史的节选注译本,以及印谱《黄永年印存》。这些学术书籍或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或体现自己的心得体会,全由先生自己执笔撰写,这和有些人先谋取行政职务然后利用权势猎取学术虚名,或者自己挂名主编而由别人撰写自己并不在行的书稿的做法迥然不同。就拿先生觉得不足挂齿的普及读物来说,《〈旧唐书〉与〈新唐书〉》是应邀给《祖国丛书》撰写的小册子,但里面说的那些话,指导读者如何研读这两部书,无论是乾嘉史学名著、古代笔记名著,还是近人的多种中国史学史、史籍提要题解之类书籍,都没有类似的只言片语。因此,张国刚先生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第794页评价该书“极有创见”,“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对初学唐史者也是很好的入门之作”。先生其余正规的学术著作,更是胜义纷陈,惊世骇俗。
    先生承担的指导研究生专业,先是唐史,后来还有古籍整理、历史文献学。他的研究以唐代政治史为主要课题,对于唐代的经济、文学、社会生活、习俗,都有重要的成果。后来又上溯到北朝、隋朝。其余论文还研究先秦历史文化、东晋北朝文化、宋代诗词、元代话本、明代小说、太平天国、近代诗文、古代书法等等问题。凡有撰写论文经历的人都知道,一篇精粹论文的产生,犹如披沙拣金,收获的金子只有几粒,而所折腾的沙子不知道是金子的多少倍。先生写这么多专题论文,其阅读量之大可以想见其仿佛。先生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史学,而且是国学,从他对版本学、碑刻学的极精深的建树来说,甚至比传统含义的国学还要宽泛。拿小学来说,时下的现代汉语专家未必都懂,但先生作诗词要讲究唐宋声韵,读线装书、作古文要熟谙文字、训诂、文法、修辞,研究“部田”时还利用《广韵》、《玉篇》等韵书、字书,运用通假、俗体字等知识,终于弄清了部田即薄田,推翻了贺昌群先生的错误解释。先生平素随口讲几句话,都是学问。一次他说:史先生名念海字筱苏,肯定取典于“苏海韩潮”,是前人推许韩愈、苏轼的文章波澜壮阔;锡以嘉名,体现父亲希望儿子成为文豪。一次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书名取典两处:“十驾”出自《荀子·劝学篇》“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是自谦之词;“养新”出自宋人诗“芭蕉新叶间新枝”(原句记不确了),“枝”“知”谐音,取“新知”意。(钱大昕自序:“‘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枝’,张子厚咏芭蕉句也,先大父尝取‘养新’二字榜于读书之堂,……题曰《养新录》,不敢忘祖训也。”)
    1962年,顾颉刚先生曾申请把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给自己当助手。但三年画饼充饥刚刚收场,菜色还未消退,“阶级斗争”的弦反而绷得更紧,先生带着一个政治歧视符号,怎么可能调到北京呢?如果先生这次能够成行,就要追随顾先生研究先秦秦汉了,会取得现在这样辉煌的成就吗?且看他那几篇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论文。《释〈天问〉》一文研究屈原那首晦涩难解的长诗,先生重新调整错简,理顺了该诗叙述问题的层次和顺序,认为战国时期楚人形成独特的历史观念,既以商和东夷的观念为基础,又渗入了诸夏的传统,与商和东夷已不尽相同。这是只会议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一文“大背旧说”,在对童书业先生所持证据作多处补充之余,进而推测吴迁江北的年代,并从历史大势分析其必然,从地域观念和史迹观念两方面,归纳出“层累造成的古史”的规律之普遍性。《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指出《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李斯因韩国人郑国来秦国修渠而从事间谍活动一并被逐,因而上书谏阻逐客,不可信,郑国渠事更是“荒谬不根而非史实”;《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相国吕不韦坐事免职,境内大索逐客,李斯上书阻止,可信。后两篇是先生20出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的文言旧作,已相当见功力。此外,先生在文革中极困难险恶的条件下,为童书业先生临终前抱病撰写的数万字的《春秋左传札记》作修改和加工,使之能和童先生的《春秋左传考证》合为完璧成《春秋左传研究》一书出版。无疑,凭着先生渊博的知识,超凡的能力,执著的追求,研究国学的任何领域,都能取得巨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