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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渊博学识，是勤奋的结果，甚至是拼命的结果。我入学那年，他已55岁。那时，师母童教宁老师和先生的哲嗣寿成上班都很远，都不在家吃午饭，先生便对付着吃一点。一次，我们见他就着书房里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下挂面，搅进去一点剩菜，就算一顿午餐。午饭后他伏案假寐片刻，一直读书、写作，持续到子夜时分，只在师母下班回来自己趁便吃现成晚饭的短暂时间权作休息。次日上午若没有教学、开会等活动，他起床稍微晚一点，便又进入头一天的状态，只有半上午去收发室取报纸，聊充休闲和健身。他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唐史史料学》的《自序》成文时间署的是“1989年春节”，《文史探微》的《后记》是“1999年2月16日农历己卯年元日”，《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自序之一》是“2002年元旦”。如此拼命，是以健康和生命作赌注的，风险很大，窃以为不宜提倡，列位看官慎勿效颦。 四、严谨精湛的推论分析 北朝末期至中唐时期的政治史是先生研究的主要课题，我认为其突出贡献有三个方面。 其一，系统周密的阶段政治史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出版，虽然仅有10万字，却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该书与乾嘉学人仅仅对勘史文、孤立议论史事不同，是用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审视唐代政治，建立起研究唐代政治史的体系框架；但研究范围只是唐代政治史的某些方面，很多内容不曾涉及，并且存在一些疏漏、错误。后来问世的一些通史、断代史、断代专门史，只有吕思勉先生的《隋唐五代史》对于隋唐政治有充分的叙述和分析，其余或者没有多少交代；或者对旧史伪造弥合的说法信以为真，略加串讲，撇开历史大势去谈论个人品质、昏庸英明、忠奸贤愚、骄侈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去区分所谓进步与腐朽；或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盗”、“贼”、“反”都解释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朝廷的正义斗争，对官僚内部的政见歧异、争权夺利以及政治作秀进行查三代式的阶级成分分析，纳入革新与守旧、庶族与士族之争的范畴。后出的一些帝王传虽然包含政治内容，但鲜有创见，皮相勾勒和无聊议论居多。一些散见于期刊上的论文虽时有上乘之作，但学舌、炒剩饭及平庸者占有相当比重，且构不成体系。先生常说自己是吕思勉先生的学生，但学问像陈寅恪先生。他21岁时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受到很大的震撼，认为这本书运用的科学方法把自己“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后来对该书的一些疏漏、错误不以为然，需要加以匡正，补苴罅漏。他对唐代政治从唐初研究到中唐，写出专题论文，然后扩充加工，上浮至北朝末期和隋朝，成为38万字的专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他认为魏晋时期出现封建领主制回潮，隋朝和唐初又转型恢复为封建地主制，唐宋是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会，自己这部专著就是从政治的层面阐释转型期历史的具体情况的。至于晚唐政治，转入地方藩镇相争，从而形成五代十国动乱局面，至北宋初期才告结束，这实际是另一个研究领域。因此，他按照社会主要矛盾划分阶段从事研究，不套用朝代起始时间。这部专著只凸显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很多自己的说法，人所共知的政权更迭、一些典章制度以及自己没有特殊见解的内容概不涉及。这是一部超越前人和时贤的著作，可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互补，而在系统周密、具体而微、精致准确和讲究章法文笔等方面，又远胜陈先生一筹。 其二，建构阶段政治史的严密体系。先生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来硬套活生生的历史，因为历史的内容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民族、战争、外交、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信仰、习俗、衣食住行、婚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等，即使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影响历史进程走向的往往不是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他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首先把握的是重大事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是其重镇，并断定官僚派系的分化组合，始终围绕着权力利益的争夺分配，殊不代表庶族士族、关陇山东、进士门荫、进步腐朽，更不是有意识地体现先进力量的历史主动性，至于某个集团中某种成分居多、施政后果积极消极，那是另一回事，不体现集团的属性。我认为这是非常精辟的主张，只有这样阐释历史，才可避免滥用阶级分析法（有时只是不加分析地贴标签）带来的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窒碍难通、凿枘捍格、尴尬可笑的局面。比如一部断代史肯定韩愈对古文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便说“跟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颇有关系”，否定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却又说他“代表着当权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于何以一身而二任焉，却不作任何解释。文以载道，韩愈怎么要用这个阶层的文去载另一个阶层的道？庶族相对于士族是进步力量，和被认为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共处一个社会，又怎么评判庶族的历史地位呢？所以，先生的研究放在整个史学界中，真如杜甫《戏为六绝句》所说：“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其三，严谨精湛的推论分析。先生对于治学，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低层次地辨析资料的是非，不做规律性的研究，不探讨历史大势，不揭示社会发展的脉络。先生对于一位和陈寅恪先生年相若的唐史巨擘非常敬仰，但认为他资料是熟极了，却不擅长理论分析，只会解决细节问题而无助于以小见大，对府兵制和两税法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高级资料员。二是空理论，搬弄洋圣贤并非研究中国的法言作为结论，先入为主，找几条资料为之作注解，甚至曲解资料以附会，置与之乖剌相悖的资料于不顾，认为这是苏修学风，北方某城市很盛行，千万不要效法。因此，先生治学既重视资料的实证，又重视理论的阐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主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相吻合。其间探微发覆，往往能驱除资料表面的迷障，揭出被其遮掩的内幕，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使圈子里的人感到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而自己却没能孤明先发。 这里举个例子。安禄山叛军占据潼关后，唐玄宗逃难至马嵬驿，随行禁军杀掉宰相杨国忠，其族妹即玄宗宠妃杨贵妃被缢死，史称马嵬驿之变。《旧唐书》有两种说法，一是“士兵不得食”，“饥而愤怒”，即士兵的自发行动；二是“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即禁军首领和太子勾结而动手。学术界从而各主一说。先生认为如果是自发的士兵哗变，则必然军心涣散，军纪荡然无存，局面无法收拾，何以事变后秩序井然，禁军把玄宗一行护送到遥远的成都，后来又护送回关中；如果是陈玄礼勾结太子，何以他不随太子北上灵武，在太子登基称帝（唐肃宗）后成为中兴功臣，反而随玄宗播迁，成为玄宗的铁杆心腹，在玄宗回长安被肃宗隔离软禁时作为党羽勒令退休。先生发现《旧唐书》中有“及禄山反，玄礼欲于[长安]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的说法，断定事变只能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然而这位史称“以淳朴自检”的老将军同杨国忠没有恩怨，杀掉他也轮不到自己这样的禁军长官接替其宰相职务，而且他还是承恩的皇亲国戚，杀他要承担风险，若没有既与杨国忠势不两立、又有权势的人作后台，那是不敢贸然行事的。先生考索史籍，分析40多年间的政治事件和派系分合，揭示这个后台必定是士兵动手过程中没有露镜头的宦官高力士。先生认为高力士是玄宗当年政变起家的同伙，有40多年的交情，宦官只能借助皇权维持自己的权利，没有取代皇帝的威胁，因而受到玄宗的信任。高力士早已代替玄宗处理朝政，是唐代最早出现的内大臣，必然导致外朝宰相和内廷宦官之间的矛盾和仇隙。高力士以前曾在玄宗面前攻击杨国忠，想假手玄宗把他剪除掉，玄宗犹豫不语，在二者之间搞平衡。禁军将领内部分为派系，高力士在整掉几个将领的同时，拉拢陈玄礼，使他提升为禁军最高长官，自己成为实际上的太上长官，以至于这次趁离京外逃之机，利用禁军杀掉杨国忠，并迫使丧失实权而必须依赖禁军保护的玄宗将杨贵妃处死。先生这样分析，便超越了马嵬驿之变的狭窄内容，不但清理了半个世纪的派系纠合，宦官与政治、外朝及禁军的关系，玄宗肃宗父子及其两大集团的关系，并且廓清了学术界流行的内外朝激烈斗争始于唐顺宗时期和宦官控制禁军始于唐肃宗时期的说法，而均提前到玄宗时期。而这一切都是史书不曾明说的，甚至连暗示的线索都很少。 先生善于利用墓志，化腐朽为神奇，来揭示政治内幕和重大现象。两《唐书》说太子中舍人刘濬垂拱二年（686）被酷吏陷害杀掉，“妻子籍没”，但具体情况没有交代。先生据其墓志，弄清楚了他原本是拥护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执政的，在光宅元年（684）徐敬业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时，他参与征讨徐敬业，做招抚安置工作，后来被贬逐广州，遭酷吏杀害，但妻室子女并没有籍没为奴婢。此犹小者。大者是：垂拱元年正月，他的父亲宰相刘仁轨以84岁高龄在洛阳去世。墓志说：“太后俾宗族之臣崇吊问之礼，拟为改革，潜欲禅篡，收率土之望。先大臣之家既作威福，令表劝进，功当隗始（郭按：《战国策》说：燕昭王欲招揽贤士，郭隗说：先以重金买死千里马，活千里马就来了。王先从隗始，贤于隗者即可不远千里而来。于是燕昭王筑宫——后说成黄金台——拜他为师，果然，乐毅、邹衍、剧辛等人才纷纷自列国前来投靠）。”但他断然拒绝，说：“忠臣守节，不附邪谋，死而后已，未敢闻命。”于是“便被密奏，长流岭南，终于广州”。这便是他遭贬被杀的缘由。先生进而否定了垂拱四年伪造瑞石、加尊号，载初元年（690）僧俗上书劝进，是武则天为正式革唐为周作准备的说法，而上推到垂拱元年（685）武氏家族头面人物出面动员刘濬充当上表劝进的带头羊。重臣之子拒绝充当带头羊，无法号召其余人效尤，反映武则天此举不得人心，推迟了她革唐为周的日程，促使她大事拔用新进小臣及酷吏，来代替和清除政治反对派。这只是私利的驱使，决无出以公心的可能，因此，唐人和今人颂扬武则天破格用人、扶持新进庶族地主，皆是无稽之谈。再者，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日庚子唐宪宗死，次日唐穆宗继位。旧史都说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庆）弑逆所致，但先生分析储位之争，认为是穆宗弑父夺权，陈弘志奉命执行而独自背了恶名。他又以墓志作为佐证。这方墓志说：“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这“永新”年号今已不见于任何典籍，说明“事属政局特殊变动”，“提前改元”，“但稍后感到如此做法易引起人们对帝位交替产生疑问，于巩固统治转形不利，乃又取消此永新年号而按正常办法在第二年正月三日辛丑改元长庆，同时将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丁丑赦文中改元永新之文字删除，其他文字中有永新年号者也一律窜易或毁去”。这便使这段被史书蒙蔽千余年的公案得出正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先生这样利用墓志证史纠史，和那种见史书舍弃了某人的次要履历，而墓志有所记载，就认为可补史籍之阙，有着天壤之别。 我对先生的绝大多数见解都是极其赞同的，并受到启发，成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指导，但对有的说法也持不同意见。我的论文和专著对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官僚派系的分野，安禄山叛乱的个人文化因素与外重内轻客观形势的关系，杨国忠对安禄山叛乱所负的责任，李林甫对盛唐局面的贡献及对他的评价，韩愈反佛的历史地位等，都和先生说法不同。先生向来鼓励学生有自己的见解，意见相左也不以为忤。但我对先生的治学方法一向极其服膺，只可惜不能完全学到手。对于理论分析，我还马马虎虎（我当初呈交先生的几篇文章，从选题到引用洋法言，都可能会让先生把我划归空理论一党），文笔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先生的考证功夫我却很难学会，我读古书太少，而且记不住。不少人惋惜我长期在等而下之的“上庠”牛刀割鸡，可我自知不是骐骥，作为驽骀服盐车而上太行，又安敢辞焉！何况听笙缑岭、濯缨洛浦，未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去年即2004年10月，先生欣开八秩，在西安的一些黄门侍郎张罗着给老师祝寿，我因故滞留洛下，失去了忝列末座的机会。嗣后承先生赐颁刚出版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大著三部，我拜读之际呈寄三首七绝致谢，云：“立雪程门二纪前，指麾畛域夐无边。睽违函丈嵩云远，恩渥犹多锡巨编。”“政治推勘最费神，错综复杂伪充真。探微发覆驱迷雾，寒柳以来惟一人。”“左呼芥子右须弥，汇集鸡窗织话题。跃上岱宗舒远目，周遭培塿只嫌低。”诗意可与上文互相发明。 先生也有偶尔疏忽的地方。《唐史史料学》据《奉天录》自序“夫史馆（官）之笔，才、识、学也，……元一不敏，敢窃凤凰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云云，说：“可见赵元一是史馆中人，就在乱事平定后撰作此书”。但自序中说：“元一代居关右，世业三秦，……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圣恩。”这后几句本是唐初僧人法琳辩解僧人出世出家为不忠不孝的话，原文用字略有不同，作“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见于《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续高僧传》卷24《法琳传》及《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赵元一自序又说自己“迹不践于丘门”，即不是孔门儒生之亚，那么，他肯定是一位僧人，而不是史官。《奉天录》卷4用极富感情和文采的600字篇幅，描写唐德宗一行上千人逃难途中身临绝境，人饥马乏，突然看见僧人和寺院，受到丰盛的饮食款待，得以继续播迁。德宗“俄忽之间回首返顾，但见空山万仞，石壁千寻，草木不生，罕逢人迹。皇帝倍生惊异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诸佛圣化也，国祚之所恃，苍生之所仰。愿朕早克京师，天下通流，必无留难。’”这哪里是史官的直笔，简直是传奇、甚至是《妙法莲华经》化城的写法。赵元一只有是佛教徒身份，有着强烈的宗教感情，才会这样措辞。但《唐史史料学》认为《奉天录》是研究泾师之变的“第一手资料”，“其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则指出了这本被人忽视了的史书的重要价值。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列子》中九方皋相马的故事。九方皋一眼就认出良马，秦穆公问起“何马”，他答以“牝而黄”。马被牵回来，却是“牡而骊”。九方皋因而被嘲笑为“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只有善于相马的伯乐惊叹他独具慧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先生忽略了常人所能看到的东西，指出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便是九方皋相马的本领。像我这样的《兔园》陋儒，见到的仅仅是小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