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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我与他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不讲，却讲了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读博士，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行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国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国内的“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国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左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们国家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提出推翻“三座大山”，成了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从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不当北大副校长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国内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解放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份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 “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建国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惟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昂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5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5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5年大概也就70－80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最后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5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件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与北大同龄，与北大同在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笔者带着学生去看他。时有电视台记者在场，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先师已过百岁，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先师与北大同龄，北大百岁，先师亦百岁。陈翰笙20多岁回国之际，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正教授，是当年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先生过世时，已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生命跨越三个世纪，真神人也。 先师活了107岁有余。1940年代与宋庆龄办“工合”，过手的钱千千万万，大部暗中偷运延安，自己却一生廉洁简朴。他从无额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补贴出书。离去时，竟仅余不到6万元存款。大概是举丧之资不累旁人吧，先师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并随其早逝之爱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辟一室，建“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吴志攀亲任主任。先师工作之厅堂已原样搬入这里。翰老的亲友学生们，可在此重温那些温馨的往日。 先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奋斗了漫长的一生，其辉煌业绩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记录。但我深知，陈翰笙属于学生，他热爱学生，百岁之后甚至还“哀求”北大校方送学生给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脑里，最后的一缕余光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在北大图书馆219室开设“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经过。希望他们在中心门前的铜牌前停一停脚，像我当年那样，问一声，“谁是陈翰笙？” 进来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铜像和遗墨与北大学子们同在。 原载：《凤凰周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