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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垚；学术构想；“求同”理路；历史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垚先生是我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多年来，他基于“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构想，开创出宽阔的“求同”学术理路，对中西封建社会进行诸多深入的比较考察。他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建树，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西方学理模式的偏见及其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深化了对封建时代中西历史异同的认识，促进了对封建社会历史规律的探索，推动了中国史学界历史比较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K092＝7；K825．8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9-0108-08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Laws of the Pre-capitalist Society ——Ma Keyao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MENG Guang-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China) Keywords:Ma Keyao; scholastic conception; logic of seeking common;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Abstract: Professor Ma Keyao is one of the initiators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in our country. For many years, ac cording to the scholastic conception of‘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 ages of pre-capitalism', he has opened a wide scholastic logic way of seeking common, and made many tho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of feudal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cleaned up prejudices of the scholastic models in the West and influenced Chinese historians,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s and generalities of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feudal times, promoted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laws of feudal society, propelled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 in Chinese historical field. 作为一种为史家所普遍认同与践履的学术理路与研究方法，严格地说，我国的历史比较研究开启于上个世纪后期“文革”结束后。自那时起，作为我国历史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马克垚先生就一直在该领域中勤奋耕耘。为了揭示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对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古史进行了诸多严谨深入的比较，在当代中国史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引人瞩目。 一 “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 马克垚先生是我国研究中古西欧史的著名史学家，他的比较研究的学术理念是长期涉历中西历史、悉心独立思考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先生就进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深受严谨求实、融汇中西之学术传统的熏陶。最初接触史学他就喜欢中国古史，多受益于名家的课程。其中“受启发最大的还是选修课”，如张政娘先生讲殷周制度，汪籛先生讲均田制，旁征博引，史料分析之细致，观点论证之周密，使他“眼界大开”，对治学门径渐有所悟。毕业留校任教后，本想从事中国古史的教研，却服从分配去教世界史，师从于齐思和先生①研究西欧中古史，受诲良多。齐先生中西兼通，留学攻的是美国史，“国学功底又相当深厚，尤长于治春秋战国史”。从齐先生问学时，除了世界史外，“谈的较多却是中国史，特别是乾嘉之学，段戴钱王”。另一方面，马先生当时参加了齐先生主持的《世界通史》第4卷的编写，“接触到奴隶社会的类型、分歧、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有关社会形态的大问题，于是“对社会形态史的整体研究状况，所存在的问题，资料、工具书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1～2]正是在这样的治学环境中，马先生滋养起严谨治学的学风与“淹贯”、“会通”的眼光，也萌发了历史比较的思绪。而齐思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理路，对他日后的研讨也多有启发。齐先生撰著《周代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对中西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对比考察，指出两者相去不远：“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还引庄子之语证之云：“庄生有言，‘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吾人亦惟有自其同者视之而已矣。”马先生对此见解十分肯认，后来他在介绍齐先生的学术成就时谈到了这一观点的价值。[3]由此，他开始以中国史为参照来研究西欧中古史，并试图从法权的角度来探讨当时的学术热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为此而阅读了罗马法与西方法律史、法制史方面的书籍。经过多年思考，他撰文参加讨论，旨在从介绍西方法学概念入手来区分土地所有制与所有权，并说明东西方古代社会在这一方面的共性。[4]在此后，虽曾受“文革”所累，但其独立思考却绵绵不断，渐入佳境。在他探索古代社会形态的比较视野中，人类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虽然在途径、形态上呈现出特定的多样性，但都必然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所共有的统一性，如果只强调多样性而忽略了统一性，历史就成为毫无规律可言的“大杂烩”。正是基于这一独立思考，马先生从批判国外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缺陷、梳理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含义着手，提出了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宏大学术构想，由此开启了其历史比较研究的广阔路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齐思和先生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辩》等，后来才转入世界史领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比较，主持编译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部史料集，还曾撰写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论著，成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事实上，这一学术构想是从马先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思而开始拓垒的。对这一重大问题的争论关系到对东方古代社会形态之性质及其异同的认识，因而自19世纪末发端后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日本与中国的学者都对此展开激烈争论。只因政治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后来在苏联被视为禁区，在新中国的史坛上也一度沉寂。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动，苏联学者又对此掀起新一轮大讨论。“文革”时期，马先生在编写《简明世界史》查阅资料时，从《历史问题》、《亚非人民》等刊物上了解到了这一新动态，并搜集了不少材料而进行反思。他在后来回顾说，这次讨论比以前更深人，“过去以西欧历史为依据的史学理论模式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乃至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不成熟的手稿“都作为经典理论，只能变成教条主义”，有害于史学研究。[1～2]通过思考，马先生认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并不能成立，要深入展开对世界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以学理辨析为契机，排除盛行于西方史坛并影响到苏联以及中国史学界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的干扰，实事求是地进行重新探讨。为此，他撰写了一篇详细的介绍文章，发表在197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动态》上，由此开启了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再次大讨论的端绪。与此同时，为了弄清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马先生对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作了细致梳理，以图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根本上消解西方观点与话语霸权对国内史坛的影响。他对经典作家论述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依据的材料及其认识过程的发展作了认真的辨析，进而慎重指出，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专制主义、社会停滞落后等所谓的亚细亚社会形态诸特征，本是经典作家主要从东方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归纳出来的。但随着其认识的深化，他们逐渐对这些社会特征予以怀疑和否定。而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西方学者抓住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只言片语进行引申曲解的产物，旨在通过对古代东方社会之特殊性、停滞性的证立，来巩固“西方中心”论的权威支配地位。[5]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先生开始对国际史学界有关东西方社会历史形态的认识进行深层考察，进而将研究主旨置放在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上。他指出，早在18、19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注重“对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研究，虽然是“从帝王将相进而及于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认识总的来说是“头脚倒置”，但仍取得“巨大的成绩”。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根据西欧的历史，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总结出一系列定义、概念，描绘出该社会的特征，成为日后认识这些社会的标准”。不过应看到，他们所裁量出的这些标准“都是以西欧为根据的”。对于广大的亚、非、美洲地区的历史，他们“既不了解，又夹杂一些偏见和轻视，一般都以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社会，并非历史的主干”。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情况有所变化。“一些马列主义史学家(主要是苏联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上认识历史的客观规律，并具体地论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这样的论述虽然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但仍“不可避免地因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西欧中心论，不自觉地仍是以西方为主干，为典型，以东方为特殊，为‘化外’”。[6](序言，P1)因此，尽管他们“强调亚、非人民的历史地位，努力从统一性上阐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各国历史，但实际上仍然达不到统一，仍然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貌合神离”。这样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随着东方社会的变动与发展而日显缺漏。“二战”以后，随着东方广大地区的民族运动的开展和独立国家的涌现，随着对这些地区古史研究的长足进步，“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以其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呈现在史学家面前”，对西方人总结出的学理模式进行严重挑战，“这种挑战突出地表现在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中”，向史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序言，p2)在马先生看来，世界历史发展并非是不同社会模式或历史道路的简单组合或机械拼缀，而应该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单纯地证立或分类出不同的社会模式，而应当进一步从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社会模式中去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共同的历史规律性。那么，又怎样去探讨这样的历史规律性呢?对此，马先生认为：“一是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的古代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对西欧已经形成的概念、规律等也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考察，看它是否是科学的抽象，是否符合西欧的具体情况。在双方都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逐步综合比较，才能求得真正共同的特征，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6](序言，p2) “建立前资本主义诸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深刻地彰显了马克垚先生史学探讨的主旨与理论、方法体系，同时赋予他开阔的比较视野来审视西方的历史，进而对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历史的异同进行辩证考察。 二 对历史比较的理性认知与“求同”理路 马克垚先生对其学术构想的构建，是沿着历史比较的路径展开的，因而对历史比较方法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比较研究在史学研究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7]因为“从比较的角度做研究，视野开阔，有益于发现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古代和中世纪而言，由于有关的材料搜集、研究得差不多了，西方学者很重视从比较的角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在今后的史学发展中“将越来越受重视”。[1]具体说来，历史比较的学术价值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历史比较是揭示人类社会演进发展之共同历史规律的必由路径。在马先生看来，要从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归纳、推演、抽象出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一”)，阐明世界历史特殊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出东西方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仅仅靠单纯的地区史、国别史、民族史、断代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大跨度的综合的历史比较研究。那种“单一”领域的“孤立”的历史研究只能说明其某一历史现象的独特的、具体的“个性”。只有在“单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才能说明它们所共有的普遍性，揭示它们都具有的共同的历史规律。例如，要说明封建社会是普遍存在而非西欧独有，就得进行东西方比较、中西比较，通过比较“从世界范围内说明封建社会的问题”[8](序言,p4)。再如，“选择一些典型，对其古代社会做深入的重新研究，相互比较以求得新的相同之处，这样我们会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各民族、各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也掌握得更为准确”[9](序言，p2)。西方的“西欧中心”论及其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已经构成了史学界探求历史规律的障碍，更需用科学的比较加以廓清。 其二，通过比较研究深化对东西方历史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垚先生多次强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乃学习、借鉴欧美史学的先进成果而来。我们使用的理论、概念、定义等大都是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总结西欧历史实际得出的，其中固然包含一些普遍性真理，但也有不少西欧特殊性的东西乃至谬误。如果以教条主义态度去全盘接受西方的学术成果，最终只能“依样画葫芦”，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为此，应当采取创造性的态度与方法，着眼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对西方的研究进行怀疑与分析，从中批判地鉴取有用的东西。对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所构建的模式和结论，也同样可以怀疑和修正。而要在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手中要有一个比较的对象”，要以真正的世界史眼光来进行思考和比较，“特别是我们是东方人，是中国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东方的情况来和西欧的历史相对照，就自然会提出一些西方人自己也提不出的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10] 作为一位严谨求实的史学前辈，马先生对历史比较的难度与要求自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同样也是一实证性很强的学术领域，对“单一”的历史现象探讨本非易事，而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象对比，阐明它们的异与同，则更不容易，因此他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事件，还往往搞不清楚，何况要把两方面都搞清楚而作比较。还因为中外历史研究方法多有不同，要拿中国和西方社会来比较，有时因为概念不同、观点不一，似乎无法比较，弄不好就是东拉西扯、胡乱比附。”[8](序言)他还曾自谦道，对于历史比较“我从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运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过”[7]。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先生不主张机械的、肤浅的对照，特别是那种宏观的“形态”或“体系”比较，而认为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故他指出，“应对比较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它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内容、特点等等，都应把握好”[1]。为此，他特别提倡选择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较小的题目来对比，因为这样容易对所比较的对象作深入研究、把握，进行科学的比较。经过长期的积累，再作宏观的综合，根据大量的“个案”比较的研究成果再作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 立足于探讨历史普遍规律的学术旨趣与对历史比较的理性认知，马先生在比较上走的是一条“异”中求“同”的学术理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比较在中国勃兴时就显示出“求异”的倾向。当时，随着改革启动与国门开放，学术界忽然眼界大开，起而寻找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历史根源，于是纷纷进行比较，力求探明自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欧社会的发展差异，进而阐明中西封建社会在本质上、结构上的差异乃至更多、更广泛的历史现象的差异。基于这样的旨趣和理路，“求异”派强调中西社会结构的不同及其对各自发展道路的影响。自明清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及其所造成的“西力东渐”为中国带来的屈辱记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缓启动与艰难推进，都给“求异”观点以明显的“经验事实”支撑，而自“五四”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也为“求异”派提供了凸显的学理参照。因此，“求异”派的观点也就成为历史比较的主流观点。应当说，“求异”派的理路与观点并非完全是不经之谈，其中不少也是严肃思考与探索的产物。而在诸多比较中，一些“求异”派学者对中西社会发展道路中的诸多历史现象的差异，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更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诠释。但总的看来，其中的一些学者虽然力图打破“西欧中心”论的桎梏，却不能自觉地与“西欧中心”论划清界限，常常滑入那种东西方社会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的“陷阱”，甚至走向“抑中扬西”的情绪化的极端。 在浓厚的“求异”学术氛围中，有着自己学术构想的马克垚先生自然不会随波逐流，而是以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独辟蹊径，在历史比较中开创出一条鲜有人问津但却前景广阔的“求同”理路。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各地区、国家的社会结构应该有基本的相同之处，当然也有各自的特点”。原来西方学者建立的东西方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直观材料基础上，夸大其特殊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二战”后，第三世界与西方的史坛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否定了传统的对东方社会的看法”，而且揭示出过去西方古代社会“固定的、僵硬的模式并不与变动不居的历史现实相一致”。如今，尽管这样的模式被打破，但对史学研究仍深有影响，“而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距，自然也很容易使人从过去各自特点上看问题，而不是寻找其共同之处”。为了真正认识与理解东西方古史的异同及其所包含的历史规律，就应当以新的历史视野，“选择一些典型，对其古代社会做深入的重新研究，相互比较以求得新的相同之处，这样我们会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各地区、各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也掌握得更正确”。[9](序言，p1～2)数年后，马克垚先生在回顾当时的“学派分野”与自己的学术理路时，再次对其“求同”理路作明晰说明。他指出，“求异”与“求同”这两种看法“都构不成理论，只能是一种工作假说，虽然我并不否定它们都是经过严肃的研究和思考的”。自己之所以属于少数的“求同”派是因为感到，“主张东西社会结构、道路多所不同的学者，大约是从原来强调东西方差异的既定思维模式出发的”。这样的理路是否合适值得推敲，这是因为，“现在历史科学的发展，已经对过去的东西方社会特征提出许多异议，首先是东方社会的观念大变，东方社会并非那么落后、停滞，没有历史，而西方社会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它并非老是那么充满活力，走在别人前面。各社会内部的结构、形态、组织以及其发展的轨迹，也不似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原来认为差别很大的东西方，其实有许多是相同的、相似的”。因此，在比较过程中就不能一味强调各自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应当将其统一性与特殊性作同步把握与辩证整合。这就需要重新研究历史，“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对世界历史的看法，而不要那种充满西方的历史偏见的既定观念”。[8](序言，p2～3)要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要对西欧、中国、阿拉伯等几大文明作“封建规律性的综合”，舍“求同”别无他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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