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就人生追求还是学术兴趣而言，先生生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是他对陶渊明的挚爱。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20多年。2003年他出版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厚达900页的《陶渊明集笺注》。书中内容包括校勘、题解、编年、笺注、考辨、析义，并附有和陶诗十种、陶渊明年谱简编等。为了整理此书，先生广泛调查研究了国内外《陶渊明集》的各种善本，选择汲古阁藏宋刊十卷本为底本。这是各种善本中最好的，也是现有各种注本从未用过的孤本。所用五种校本都是宋元刻本，并参校各种总集、类书、史书。其中所校陶集异文多达七百多处，校记中一一注明，并对多处重要异文作了考辨。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底本以及其他各种宋元刻本的面貌。先生此书兼采各家之说，其中多有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而从未被人注意者，也包括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对各家之说必详加考辨，择善而从，且断以己意。先生此书既带有汇校和集注的性质，又有很强的独创性，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可谓一种新的尝试。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易，实则含义深邃。对于此书的笺注，先生在字词、典故、史实的解释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又不满足于此，对许多含义深刻而被人忽略的地方，必旁征博引，加以阐释。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多有自己的说明，对一些史实也不放过。先生曾在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地讲授过“陶渊明研究”课程，并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就陶渊明作过专题演讲。所发表的多篇论文，在1997年汇集为《陶渊明研究》一书出版。这些研究成果都吸收到《陶渊明集笺注》一书中，使此书不同于普及性的注本，而具有学术性。书中所附和陶诗，对于深入研究陶渊明接受史有重要意义。有的和陶诗十分罕见，是根据手迹和孤本整理的。《陶渊明集笺注》在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先生《论和陶诗的文化意蕴》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对北宋以后大量的和陶诗作了深入的阐释，并指出陶渊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可以说和陶诗是先生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先生从小就喜欢喜欢陶渊明，在追求自然和朴实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宁静，另外又向往和追求哲人的那种自省、自觉。他用两句诗总结自己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先生说，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的过程。他曾经为陶渊明纪念馆撰写了一副楹联：“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篱下菊，岂甘了此一生。”显示出他们心灵的相通，也表达了对于前贤的理解和尊敬。夜深人静，喧嚣散尽，先生每每披衣静坐于他的书房中，与陶渊明衷心交契。很多人把先生看作是一个具有陶渊明风范的人，先生自然反对，但在他身上确实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清高。 承传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 先生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是承传中华文化，二是沟通中外文化。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既注意高深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向大众普及。 1992年初，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命他为主任。中心章程规定：为了充分发挥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雄厚的学术实力，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事业的发展，经学校领导批准，成立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在袁先生的主持下，中心编辑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先生在发刊词中说：“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纳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学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先生站在中国学术承传的高度，站在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站在古今和东西融通的高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前途，其新锐精到和宏放激切让人感奋。至今，《国学研究》已经编辑出版了17卷，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心还组织并资助了30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十多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编辑为《国学研究丛刊》。中心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每集三十分钟，一百多位北大老师参加讲解。根据《中华文明之光》改编的少儿读本《中华文明大视野》2003年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提出来特别讲一讲：一是《中华文明之光》播出后，各界人士好评如潮。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亲自打电话赞扬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在贺信中指出：“你们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举国哀悼的那些日子里，《中华文明之光》曾是中央电视台每天连续多次播放的主要节目。二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之际，中心主办了有17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和很有深度的交流。袁先生在会上作了开幕辞，题为《文化的馈赠》，响亮地提出一个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主张。馈赠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不是彼此对抗而是彼此尊重，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繁荣。提倡“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互相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高度昌盛。“馈赠”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注意，这次会议也被誉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2001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又出任院长。在袁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国学研究院招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班，目前已招收了五届学生，第一、二届已经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博士一毕业就被一所重点大学聘为副教授。国学研究院还组织北大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院系的36位教授和副教授，共同撰写多学科交融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袁先生把这项工作当成承传中华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他和其他主编亲自参加撰稿，大家齐心协力，经过六年多的认真钻研、反复讨论、多次修改，今年四月《中华文明史》终于出版。全书共分为四卷，约160万字，400幅插图。初版印了一万一千册，一个月后就加印了七千册。 14年来，这个虚体性的研究机构出版的各类著作约两千万字，为学术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为学者们施展才能搭起了舞台。 为学术繁荣献策 先生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中的任何一个职务都足以让人敬慕，但先生说：“我只把这些看作是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袁先生的头衔和职位，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主动谋求的。1992年3月，先生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天，经别人提醒，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政协常委里有自己的名字，才知道自己今后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了。1996年他被民盟的前辈领导人提名，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先生又被河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接着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先生来说，法律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先生为了很好地履行一个代表的职责，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法律草案，先生像做学问那样认真推敲，提出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袁先生在北大文科全体教师的大会上的演讲至今仍经常被人谈起。他演讲的题目是《学术的风气与学者的风范》。他说：“目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一些学者忘记了学术的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有的人甚至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的手段换取一时的名利。这简直就是学术自杀的行为！”他呼吁“树立学术的气象和学者的风范”。在2002年秋举办的北大文科论坛上，袁先生做了题为《多元与自主——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人类文化生态》的主题演讲。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的进程，但不应当也不会导致民族文化特色的消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既不是单一的全球文化，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化多元的繁荣和文化的自主。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应担负起文化馈赠的任务，寻求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我们欢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同时认为中华文明应当更主动地走向世界。”这篇演讲继《文化的馈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先生在这段时间从事社会活动最有成效的事情是，2003年3月8日上午在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大会发言：《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几点建议》。袁先生多年来深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先是在这次全国政协的联组会上就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如下建议：要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靠长期的社会实践，靠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知识、智慧而取得的，积累性比较强，知识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容易引起争议，难以很快得到公认成为定论，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所以，要特别注意防止短期行为，切忌急功近利，不能助长浮躁作风”。要提倡和组织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分支相互的交叉和融合，也包括文理之间相互的渗透。他建议制定国家级的攻关计划，类似自然科学方面的863计划、973计划，集中人力财力解决一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他呼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这是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重要途径。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要“双管齐下”，既需要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要像组织院士写作科普读物那样，组织社科领域内高水平的学者撰写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和机关干部的社科普及读物，也可以充分利用电子网络开展工作。”要合理地开发和配制研究资源，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力度。他提到“大学的文、史、哲、考古等系的录取分数呈下降趋势。在中国这样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文明古国，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社科方面的投入，对于缺少其他经费来源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史、哲、考古等，政府应当给与更多的扶持。他还建议由中央就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起草并下发一个文件，以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过了几天，袁先生又被选为大会发言人，仍然就这个问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了阐述。由于这次发言很有针对性，所提的建议也很中肯，不仅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在媒体上公布后还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常怀感激之心 在采访中我始终都怀着一个问题，由于担心会不会触及先生的创痛而没有发问，但最终还是问了：“先生既然在这个地方曾经遭受过不白之怨，为何还是一往深情，并且老而弥笃？”“我的气质和学问都是北大给的，没有北大就没有我的一切成绩，为北大做贡献是应该的。再说，比较起来我还是十分幸运，真没有什么委屈。”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甚至觉得这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袁先生说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并不是过分的谦虚，而是他的真情流露。他说：“我能做出一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家的帮助和成全。本应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留下许多缺陷。”常怀感激之心，表明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周围人的善意。常存惭愧之意，是一种可贵的反省精神，表明一个人智性的健康和完整。惟其通过反省，不断看到生命中尚需充实的空间，生命才具有不断走向充实的可能。 我急切地想知道袁先生在学生期间都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告诉我：亲自教过他的老师就有：杨晦、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冯钟芸、魏建功、王力、袁家骅、高名凯、周祖谟、林焘、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周一良、邓广铭等。林庚先生是他多年追随的导师，林庚先生是以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而受到尊敬的大师。如前所述，林先生在给袁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自然地流露了他对这位弟子的赞赏，他们师生之间不仅有着学术上的师承、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有着朋友似的默契。难怪袁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版中将他和林先生的合影放在正文之前，也难怪在袁先生书架的一个明显位置上，摆放着袁先生和林先生的合影，林先生清癯而坚毅，袁先生充满敬意和幸福。袁先生每逢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研究院这14年来的工作成绩时，总是由衷地感谢跟他密切合作过的一百多位老师，感谢副院长兼秘书长吴同瑞和秘书处的其他老师们。他说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只不过能够体谅人、团结人而已。的确，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觉得心情愉快。 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我心中的北大》，在文中说：“北大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有大海才能比拟。”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海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智慧，获得了宽容，获得了勇敢。惟其如此，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先生才显得那样雍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