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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经常听老人讲，就是除去读书之外，都是百日之功。就是不管学什么东西，你学一百天就差不多了，但是读书不行。哦，要不了一百天，但读书就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就想，读书读多久？我就当着我的学生说，一千天行不行？我们四年，我们读一千五百天的书，你读书怎么样？当年邓正来先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78级11班的班长。邓正来老师在川外读书，但是据他说，二年级以后，就在咱们学校听课，所以他就认为他是在回母校。(掌声)(付子堂：咱们学校78级，就是龙校长那个年级，只有10个班，邓老师是11班班长。)(笑声)当时我们就10个班，在编的，据说是咱们78级是365个人，就刚好是一年的时间，当然邓老师是第366个同学，(还)当班长。(笑声)他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和我们78级的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就那样度过了他那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也就注定了他以后的人生。当然了他还有很多更感动的故事，比如，早上买几块饼干，然后背着个书包，从川外，应该是东山大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大楼，走到沙坪公园，然后要一杯水，他就在那看书，看到晚上，然后就走着回家。他就是这样读出来的，他的一千五百天就是这样度过。我们能吗？这种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付子堂：书中自有红烧肉。)(笑声)那么我们是为这个而活的。当然我们今天读书有没有这样一个动力，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有时候想，我们能不能够享受这样一种孤独，能不能在这一千六百天、一千五百天保持每天读书。邓老师每天都读，我们每个人每天能读多少书。我就想邓老师，现在黄金屋有了，颜如玉有了，他还要读书，我也不知道，还读什么啊？(笑声)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他的志业，我认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能不能把有些同学说认为的读书是一种痛苦当作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每天幸福地生活在这种“痛苦”之中。谢谢！(掌声) 邓正来：思想优美，以思想悦人；身体优美，以身体悦人。最后都是悦人，但是我想，你要悦人也好，取悦于他人也好，首先你要有一个特别基本的前提，就是你要悦己，你要让自己愉悦，你要让自己感动。 我想讲几个我亲身经验过的小故事。85年我研究生读完了，我就想辞职，不干了，但是没有工作，你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我又是特别不会生活的人，该怎么办？我思考了十天，我给我父亲写了封长信，我告诉他我的这个决定。我问他和我的母亲，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父亲也给我写了封回信，他告诉我，这是你自己的一生的起点，这个起点要由你自己来决定，我们给了你生命的起点，你的人生的起点应该由你自己来选择，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掌声)因为有父亲的这一番话，我就非常简单地、从容地走向了一个对自己人生承诺的道路。我当时没有生活来源，靠的是教外语获得的几十元钱。我没有地方住，怎么办？我有同学分配在一个杂志社，同学白天上班，晚上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宿舍，他就给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我就打地铺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跟朋友聊天，聊晚了回不去，怎么办？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背着我自己的书包，去地铁底下跑步，热就停下来继续看我的书，非常激动地看着那些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了。到了今天，我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同样要告诉你们的是，这背后的看书的感情和读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变，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那才是最根本的。我现在依旧可以讲，没有了现在的这些条件，让我再回到当年，我看书的感情、读书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掌声) 这里面所凸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基本的人生承诺，它也许不宏大，它也许不重要，非常渺小，也非常短暂，紧要的是你对它的承诺你兑现了没有。同时再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某些基金会特别想资助像我们这样的学者。有一次他们可以拿出数万美金，由我来牵头做一个非常大的项目研究，这是一笔任何人都会为之动情的数目，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对不起，研究可以做，题目必须我来定。他们说，邓先生，你想做什么样的研究。我说，你们如果有足够的雅量，就让我来做一次对贵基金会的历史调查，做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你们资助中国所有暂露头角的学者——刚刚暂露头角就受到你们资助，所有比较有意思的论题你们都去资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究竟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雅量让我来做一项这样研究？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为难，我告诉他们，洛克菲勒基金会跟你们一样，也在不断地资助着中国的学者做研究，只是时代不同而已，他们是在49年以前。他们从最早资助协和医院，后来支持南开大学的工经系，再后来支持燕京学院的社会学。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驻中国主席甘恩提出中国本土化的研究，于是乎就产生了现在的吴文藻、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等先生的努力。我是说他们的档案都是开放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学者是如何的为了谋取资源而走上这一条本土化道路的。我们可以做这份研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雅量，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得让历史来评判。后来，我与那些基金会彼此双方就再也不联系了。(掌声)我们难道不需要钱吗，需要，但你必须要有你的原则，你可以给我很多钱，但是我们做的题目必须我来定，做研究的方式必须我来定，否则我不做，这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内在的、保持的那一点点的自由和独立，这就是你真正的、人生当中最核心的东西。诸位，你们可以去考试，但是要记住，你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们人生当中的那点自由和独立，谢谢！(掌声) 问：为什么“五四”之后再没有出现像陈寅恪等全方位的大师，这个同学还写了冯友兰，我擅自把冯友兰删掉了。有的只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学者、教授，这到底是国家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据说你接受张文显之邀时，被迫打断你的读书计划，怎样看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定位？问题之二，请问邓教授，您谈学问人生，您是否认为所有人生——无论是辉煌抑或平淡，皆蕴涵了学问？如果是，那么政治人生呢？如果政治也是人生，亦能出学问。邓先生您又为何表现出对“政治”的敏感和回避呢？您不认为能在政治人生中也能提炼出大学问吗？问题之三，邓教授，刚才张教授谈到您不关注热点问题，而是静下心来做学问，但是学问学问，不是应当用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吗？请问您如何看待学问与现实的关系？谢谢(掌声) 邓正来：三个问题。大概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化、专业化与通盘知识之间的紧张和关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治人生和学问人生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学术与具体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很复杂，坦率地告诉诸位，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讲，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它在不断的专业化和专科化、专门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学者主张要打破这些学科的界限。这两者之间不仅在中国(关系)紧张，在西方社会紧张尤其激烈。至于中国为什么越来越少通才性的大师，而越来越多专门的技术、专科性的教授或者教师，或者学者？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中国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在1920年在北京，在当时的北平做了人力车夫调查以后，开始刚刚确立。然后又有南开大学工经系的努力，又有了燕京学社的社会学派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才刚刚起步。但是，(随后)抗日战争又爆发了，抗日战争爆发完了以后，解放战争开始了。1949年以后的院系调整、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运动，诸位都是知道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今天，坦率地说，历史非常短暂。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知识分子的努力，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诸位，尤其是那些做出一点点成就的学者的努力，他们都是完全个体性的努力，不是这个体制成就的，他们没有受惠于这个体制。因此，我主张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就是这个道理之所在。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学问人生就是政治人生。的确，在我的学术研究当中，很少见到“政治”两个字，也很少见到我去谈什么被认为的政治问题。但是，当我把一个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价值变成了可辩驳的价值进行关注的时候，请问这是政治吗？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这是最最基本的政治哲学。 关于第三个问题，学术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繁复，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理论马上能够有效用，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理论可以马上产生效用，我们甚至认为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学问应当马上产生效用，否则要这些理论干什么用。大家应该知道英国著名的宪政学家戴雪，有的翻译成“戴西”，这位著名的宪政学家，他告诉他的学生，他说：“我的理论要三十年以后才有效。”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的学生都掌权了，能够把我的理论贯彻到他们的实践当中去。”当然这种说法非常幼稚，也非常简单，但是它里面暗含着这样一种东西，告诉我们说：理论的效用不是那么直接的，也不是那么浅白的。至于它能否影响别人，至于它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我个人认为这不重要，要紧的是你对知识负责任的态度。而假使这个社会，对知识负责任的人更多，而知识是一定需要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它自然会发生它的作用。至于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不是你关心的问题。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确确实实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谢谢！(掌声) 问：邓先生，有人说：一个成功的人是耐得住寂寞的人，你是如何忍受寂寞的或者说你是如何让寂寞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你对学术的专注、沉迷是否影响你家庭的幸福与温馨？你的家人是否感觉过你很冷漠？问题之二，搞深邃的学问需“出世”，即孤独的境界，而生存又要求积极“入世”，请问您是怎样不断在这两个角色中变换的？问题之三，你对书籍竟如此的痴迷，对自己选择之路如此地坚持与固守，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的信念在支持你？你会放弃许多可能令人诱惑的物质，潜心钻研学问，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选择？ 邓正来：谢谢这几位同学关心这样的问题，意味着你们也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最近法律出版社要给我出版一本小册子，我给这本小册子起了个书名，叫《寂寞的欢愉》。刚才同学们问，我是凭靠什么耐得住寂寞？我告诉大家，因为有欢愉。我不知道诸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思考的过程中，在和朋友的交流中，真的有一种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寂寞的。这种欢愉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确实实是欢愉。至于说到我的家庭，我非常幸运。 问：我们希望保持自我独立的思想，真实的思想。但是所有人都要求希望我们融入社会，现在的社会不再纯净，要融入社会又怎么保持我们独立、正直、最接近“善”的思想？谢谢！(掌声) 邓正来：好问题，这需要很大功夫啊。其实这个问题里有一个简单的两分观，把我们的自由、独立和我们对社会的投入截然做了两分。在“正来学堂”里，有一个栏目叫“正来推荐”，我在里面推荐了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的一篇文章，叫做《知识与社会投入》，或者叫《为知识的社会投入倡言》。他说我们做知识本身就需要有一种社会的意识，并不是要与社会割裂，与社会分离开来。我们保有着社会意识，但是我们必须用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严格的学术生产逻辑来要求我们的知识。但是正是在我们的社会意识当中，我们的知识会自然而然投放到社会当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依旧有着你的自由，你依旧有着你的独立。至于在社会当中如何保持你的自由和独立，这是一门大学问，这需要修炼，但首先需要有原则。我今天中午在和赵明老师、张老师吃饭的时候讲，我特别有幸，当我自己能够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人活着是需要有原则的。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可以妥协，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原则是决不能妥协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任何的人群里，你可以在各种诱惑下，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势下保有你的自由，保有你的独立。谢谢！(掌声) 问：宋代得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天下是学问吗？他的人生是学问人生吗？如果是，那么秦桧得认识是“学问人生吗”？如果是，那么学问人生也应有好有坏吧！秦桧可是大学问家呀——三试第一。 邓正来：非常沉重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当你向我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请问这位同学，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没有？我相信你问过，我坦然地告诉你，我也问过我自己。我们的问不重要，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自有它的结论，历史会帮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所有后人的回答，不是你当下所能决定的，而你当下所决定的就是你必须回答的，当下对你的学问人生价值做出回答。我相信你不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条路你根本不可能持恒地走下去。谢谢！ 问：邓先生，理想是纯粹的，现实是混杂的。纯粹的理想与混杂的现实，这个矛盾太折磨人了，如何去协调？你又是如何做的？谢谢！(掌声) 邓正来：现实混杂吗？理想纯粹吗？这二者都是你主观建构的。(掌声)我自己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我经常听见我的一些好朋友在怨，他们埋怨自己的天赋没有很好地实现，他们埋怨着自己的条件很差，他们埋怨着自己周围很多小人，他们埋怨着体制的种种不合理。总而言之，他们都在怨。他们也问我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回答：你对你所做的工作，你所做的知识研究，你所选择的知识之路，你爱吗？你是真爱还是假爱？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什么怨言的。当你爱的时候，你就有义务，你就对所有的这些现象，在前提上就已经承认它们是存在的，是不能变的，是没有必要变的。告诉诸位，爱知识是一种大爱，因为知识就是读书人的人生，跟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和我们喝的水是一样。也许你看不出它有多重要，你每天在读书，就和你每时每刻在呼吸是一样的，因为你时刻都在思考，因此它是一种大爱，它是没有条件的。谢谢！(掌声) 问：请问正来老师，有人说现在青年缺乏人文精神，比较浮躁，那么我们该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人文精神呢？这个同学我觉得可能看书看得比较多，“建构”都会。(笑声)如何看待中西方文明融合时，对本土文明的更新和对传统的取舍？谢谢! 邓正来：谢谢这位同学。后面那个问题太大了，不太适合在这里讨论。关于前面的问题，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看看能不能够建构所谓的人文精神。我在川外读书，实际上就是在西南读书，跟你们一样，是你们的校友。重庆，大家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夏天？)夏天？错了。(笑声)夏天是最美的。每到暑假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基本上都是盼着暑假赶紧到。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可以占据一个寝室。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我把窗打开以后，挂上竹帘，再把席子挂上去，把太阳全部遮住，屋子是黑的，点个小灯，就这样光着膀子，穿着腰裤，光着上身。(笑声、掌声)每天就这样看书，五分钟后，手拿起来，全是湿的，全是汗，再淋一两桶冷水，擦干身子，再接着在那里看。每天这样，天天如此。你不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文精神吗？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去看那些书。因为我知道人文精神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靠我们每个人的实践，一点一点的努力，才可以养成的。谢谢！(掌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