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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中共党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和中共党史系的奠基人和创立者之一何干之先生百年诞辰。谨撰此文，以纪念这位红色教授的革命人生和学术生涯。 “何以干之”：勇立革命文化斗争的潮头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浪潮的洗礼后，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9年至1931年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的留学生涯更奠定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思潮蜂起，论战频仍。在承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新启蒙运动中，探索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问题。 何干之就是一位文化战线上勇立潮头的革命健将。据他自述，1936年后改用笔名“何干之”，“取‘做什么’的意义，意思是说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以“膺服尝试的精神”，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抗日战争诸方面的研究，不断开辟学术研究的荒原。据统计，整个三十年代，他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29篇。其中，《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到1940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前，前者先后印行了7次，后者发行了10版。正是在三十年代的思潮论战与文化斗争中，何干之初步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 “用笔和口继续战斗”：投身党的教育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干之应召离沪赴延，开始了“红色教授”的生涯。当时，中共中央电调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到刚成立的陕北公学担任理论教员，以培养抗战的革命干部。对首批到延安的这些“大知识分子”，毛泽东高度重视，在谈话中鼓励他们“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当时，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配备一名警卫员。从1937年至1945年，何干之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度过了他峥嵘岁月的八年，先后担任了陕北公学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讲授《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 在抗日根据地的八年，是何干之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高峰期。他在教学的同时，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等专著。据统计，整个四十年代，他于战火硝烟中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18篇。他还拟定了《中国民族文化史》的写作计划和研究大纲。1939年1月，他把自己写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和想法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并索要何干之正在撰写准备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两本新书。何干之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即学术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必须与现实相结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干之继续在解放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华北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等职。这一时期，何干之的关注重点已经逐步转到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领域。1947年底至1948年4月，他指导联大政治学院师生参加河北正定新区的土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能力。 从1937年至1949年，十三载战火岁月，锤炼并见证了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赤热情怀。 风雨中的守护：行走在知识分子的崎岖之途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的历史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先后担任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研究部副部长、历史系主任。1950年至1956年，何干之致力于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培养。1954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出版，被高教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此后一版再版，发行逾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编书的同时，何干之执著地站在了教学的第一线。尽管他平时有口吃之疾，但何干之一站到讲台上授课则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声震屋瓦，尤其是其擅长于在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论分析，其所授的政治理论课和专题课深受学生的欢迎。1956年，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黄金年”。这一年，何干之与何思敬一起被教育部评为中国人民大学仅有的两位“一级教授”，此后人大“二何”在学术界得享隆誉。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命运多桀，何干之的教学与研究亦遭遇到巨大的政治冲击。伴随党内“左”倾错误的日益升级，何干之屡遭批判，甚至一度被剥夺讲课的权利。几度风雨，他率真的本色依然不改，始终热爱着教学科研工作，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己之身捍卫着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纯洁性。在“大跃进”狂澜掀起后的1959年，何干之开讲“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这门课程，批评“大跃进”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1961年，何干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承担中央交付的撰写《蒋介石传》的任务；1963年，何干之以学者身份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成员，赴阿尔巴尼亚进行学术交流，在地拉那大学连作12场演讲，介绍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干之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并遭到大字报、剪发、戴帽游街、开批斗会的厄运。在文化泯灭、人性回归野蛮的极端年代，何干之最终没有逃过劫难而于1969年11月逝世，终年64岁。 学术与政治的“纠结”是高悬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头颅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何干之信奉学术研究要与现实相结合，倡导知识分子要对现实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新课题进行不懈的探索。他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中国革命与政治，但又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保持知识分子的身份。正因为这种对知识分子气质的信守，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想调他担任自己的理论秘书，他婉言谢绝了；1963年，中央军委想将他调入解放军政治学院主持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并授予少将军衔，他婉言谢绝了。无怪乎党内王若飞等人，送他一个雅号“大书呆子”。 穿越历史的时空：学术生命的绽放与延续 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始，中经研究社会问题，逐步扩大研究领域，最后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这一从经济－社会－历史的治史路径是何干之治学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何干之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入手，研究中国革命理论问题和中国现代革命史。1936年，他引入日本学界相关概念而将中国社会性质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创性地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阐明中国革命应分“两着”进行，为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起到了可贵的探索作用。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雄厚的理论素养，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中的地位。 何干之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创建与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陕北公学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到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编写教材、培养高校师资力量、创立中共党史系，何干之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框架的形成、研究内容的丰富与研究方法的史论结合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但又具有政治科学的特质。何干之既具有历史学家的视野，又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素养。这种史家与理论家的双维视角，在何干之培养创立学术团队的实践中刻有极深的印痕。1960年，何干之在系里成立政治思想史教研室，后又增设农民运动史、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个组，以深化党史研究内容。这种多面研究思路，一直为中共党史系所延续。在何干之身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不仅成为一门显要的学科，发挥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而且中共党史系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特色系成长为国内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重镇，在中共党史、政治思想史、工运动史、农运史、统一战线与民主党派史、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台港澳研究等若干领域凸现了独特的学术优势。 何干之一生育英才无数，从革命时期的著名烈士林基路，到亦师亦友的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再到著名学者高放、苏星、刘炼、麦农、陈威……众多弟子沿着他的足迹前行，这不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吗？ (本文曾发表于2006年5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校报，现略有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