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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博士生的期间，张先生也曾要我们帮他写文章。这类文章的情形是这样：张先生已经就此题目写过论文，但刊物索稿太多，故张先生要我们照他已发表的论文的意思，再重写一遍。其中也含有锻炼我们的意思。如1983年张先生要我替他写一篇方以智的论文，拿他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的文章的意思改写一下。我从张先生那借了《东西均》，细读一过，有了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于是在文章的前面全用张先生的意思讲《物理小识》，中间论《东西均》核心思想的地方都加用了我的分析。张先生不仅未加否定，将文章径拿给《江淮论坛》发表了，而且署的是张先生和我两人的名字。此外，张先生把稿费也全部给了我。那时，我们的名字能和先生的名字并立发表，这已经是不敢想的事，而稿费也交由我们“独吞”，这更可见先生对我们的照顾。张先生的这一类对学生或后辈的照顾，曾施之于很多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学生后辈的关爱，在学界广为人知，在这里就不详列举了。 在学术上张先生更是主动为我们着想。1984年一次在香山开会，杨曾文同志跟张先生说起，一位美籍学者的文章说国内一个同志发现了朱子语录的资料，我当时随侍张先生旁边，张先生右手一指我说“那就是他呵！”也是在这次会上，张先生主动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女士推荐我尚未写完的博士论文到该社出版。当时青年学者出书甚难，我的书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最初始和最根本的启动力量就是来自张先生的主动推荐。到了1985年，我们第一届博士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两个月后，未等我们去请序，张先生已经主动帮我们写好了序，把我们叫到家中交给我们，并且带着比较满意的心情说，“你们现在都能自立了。”这既是对我们的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表示了圆满完成了对我们的培养工作的欣慰。我当时想，此前都是在先生的翼护下发展，今后我们要独立发展，迈入个人成长的新的阶段。所以，我在1985年9月写了《熊十力哲学的体用论》并请张先生阅正，张先生肯定了我把熊与斯宾诺莎的比较，但在最后加了一句话“熊氏未必研究过斯宾诺莎哲学，但基本观点确有相近之处”，使得论点更为严谨。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请张先生为我阅改、推荐作品了。 我那时很乐意帮张先生作事，张先生也有时给我些小任务。比如1984年冬天一位同志把他的有关朱熹事迹考的书稿寄给张先生审看，张先生就让我来看，我看后举列了书稿中的十几处错误，交给张先生。1985年他要去上海开会，讨论《中国哲学辞典》，他就要我先看看，有什么问题；我就翻一遍，挑出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写在纸上，交给张先生备用。我也替张先生给青年学生回过信，据现在浙江大学任教的何俊同志说，1986年他收到了张先生的回信，看笔迹似乎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下，由于跟张先生学习，看张先生的字机会多了，我在83年以后写的文章，在最后一遍誊写时，写字颇模仿张先生的字体。张先生的钢笔字浑厚饱满，令人心仪，我常常有学习之心。可是我写字的基础功夫不厚，写字时往往心急，所以始终没学好，而且我的字偏瘦，可谓字如其人。我写的字模仿张先生这一点，1986年在北京爱智山庄开会的时候社科院的谷方同志也看出来了，这也可见张先生的字亦颇为学界同仁所注意。 五、 1985年夏天我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重回系里教书。在教课之外，教研室安排我作冯友兰先生的助手，此前是李中华作了两年。我在作研究生时便曾几次拜访过冯先生，这次是中华带我去并正式介绍给冯先生作助手，宗璞还特地问我：“你愿意来吧？”初次和冯先生谈工作，冯先生让我把他刚写就的新编第四册的稿子拿回去看，提意见。第二次去时，我就向冯先生谈我的意见。过了一阵子，在图书馆前碰到张先生，张先生说：“冯先生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看样子张先生刚从冯家出来。知道冯先生对我的肯定，张先生也颇为满意，要我好好给冯先生帮忙。这年秋天，张先生召集方立天、程宜山、刘笑敢和我四人到他家，说罗素写了《西方的智慧》，我们可以写一本《中国的智慧》。这是我参加撰写由张先生主编的第一本书。分工后各自负责，我承担的宋明部分都是我在1986年春夏学期一边教中国哲学史课一边写出来的，所以我的课实际是按我写的《智慧》的部分讲的。写好初稿后交张先生，我写的部分里，张载的一篇，张先生批了好几处“很好”，其他各章好象最多只有“好”，没有“很好”。张载是张先生的专门，张载的一章能得到张先生的“很好”肯定，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张先生还要我参加他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在教研室开的会，张先生还说：“陈来对伦理学有体会，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伦理学的。”这指的就是我在报考研究生时寄给张先生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张先生1979年夏天已还给我，张先生在多年后仍然记得我的习作，而且给我以鼓励，张先生对学生的这种鼓励提携，是令我永远难忘的。只是我在1986年赴美，以后并未参加此书的写作，而赴美的推荐信仍然是张先生为写的。我赴美后，我内人曾代我去看望张先生，结果张先生在我内人面前把我对朱熹的研究大大表扬一番，甚至说了“朱熹研究，世界第一”的话，这对于我是很意外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先生教人的特点。 六、 以上所述从1978年到1985年我在作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期与张先生的受教往来，可以看到，从研究生的考取，入门的指引、文章的推荐、毕业的留校、博士生的指导、博士论文的出版，张先生确实是我的恩师，张先生总是亲切地给我以鼓励，并为把我引入学术道路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一切使我铭记在心，感念不忘。而回想起来，九十年代以来，我为张先生所作的事，实在是太少了。从客观上说，清华的刘鄂培等几位老学长以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基地，主动策划和承担了张先生论著的出版，和逢五逢十的庆寿活动，使我们得以坐享其成，产生了依赖思想；从主观上说，就是对老师关心不够，这是无可推脱的。 19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在文化问题上我对儒家价值认同较多，通常被学界视为“文化保守”的代表，而且我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不是所谓“唯物主义”。我猜想，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张先生对我的发展方向也许不无一丝遗憾；但张先生对我的发展非常宽容，从未对我表示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是我特别心存感激的。 其实，张先生固然很注意阐扬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但张先生晚年更重视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张先生90年代初关于“国学”的定义和阐发是我在90年代有关国学发言的主要依据。所以，在对儒学和国学的基本看法上，我和张先生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诠释这一根本问题上，我自己的学问方法始终信守和实践着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并以此指导我的学生。我认为，张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决不仅仅是因为他阐扬古代唯物论、提倡综合创新，而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来自他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准确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张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我从张先生学到的治学方法，说来也很明白，这就是张先生在1978年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就讲过、以后经常重复的司马迁的名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就是说，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并用“解析”的方法加以严谨的分析、表达。我的博士论文，自信可算是张先生治学方法成功运用的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中期，我们不太懂得写书可以献给自己敬仰或亲近的人，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就不晓得敬献给先生。后来出国看书多了，才注意到这点，所以1990年《朱熹哲学研究》在台湾出版，我就在扉页写上“谨以此书献给张岱年先生”，并在台版后记中说：“我的导师是张季同（岱年）先生，先生治学，一主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之旨，最讲平实谨严，在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到先生治学之方对我的影响。”1996年我编自选集，在自序中我也提到张先生对我的影响。1999年，张先生90寿辰，由我发起、组织和主编了《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我所写的一篇，在文后附记说：“张先生教人，最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称之为八字真经。我个人从张先生所得全部训练，亦可以归结为这八个字。欣逢先生九十华诞，谨以此小文庆贺之，从中亦可看到先生治学之方对我的深刻影响。”这些年来，我写了不少书和论文，在海内外学界都得到同行的肯定，算是有些成绩，没有辜负先生的栽培；而我看自己的著作，无论主题有何变化，自度所长，和成绩之所以取得，仍然在于能较好地掌握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近年我曾和友人闲谈说，“张先生门下可以说有两派，一派是综合创新派，一派是心知其意派，我算是心知其意派。”在纪念和回忆张先生的时候，我强调这一点，也是以我自己做例子，希望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后来者能认识张先生治学“金针”的真正所在，少走弯路，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2004年5月6初稿于北大蓝旗营 2004年7月18日改定 ＿＿＿＿＿＿＿＿＿＿＿＿＿＿＿＿＿＿＿＿＿＿＿＿＿＿＿＿＿＿＿＿＿＿＿＿＿＿＿＿＿＿＿＿＿＿＿＿＿＿＿＿＿＿＿＿ １张先生为主编的“国学丛书”出版后，国内一系列以“国学”命名的出版物接连出现，1993年人民日报针对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的冲击，也报导了北大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情况。这引起一些反对传统文化的人的注意，一家杂志刊登文章，认为“国学”的概念是排斥社会主义文化的可疑观念。我看后对张先生说，您在国学丛书的序言中已经把国学的概念讲得很清楚了，怎么说是可疑的概念呢？张先生说：“现在看来有种种误解，研究国学不是复古，你可以跟他们打个电话。”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杂志的主编，反映我们对这种提法的不满，但我并没有说是张先生建议我打的。不过，这些误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引起了这家杂志后来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的批判，这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