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果 “半个蚕茧”，波谲云诡。 就在海峡这边极力否定之时，东邻扶桑有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藤井守一在他的《世界的纺织技术和美的源流》一文中认为，与蚕茧同时出现的纺轮，说明可能是用来把断丝纺成纱的，茧壳割成半截，原因或许就在此。 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16) “半个蚕茧”的争论正在朝着对李济有利的方向倾斜。而事实上李济的观点，早已为学术界采信，并被写进各种史学著作。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史学家、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1981年在《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17）一书中写到：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C．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著名史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学勤，2005年9月7日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殷墟的发掘是在1928年,比夏县晚两年,所以说运城是研究先秦文化比较重要的地方之一……”（18） 前些年，两岸合作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华印刷通史》（19）中写到：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三块葛布残片。……这三块六七千年前的葛布残片的出土，和1926年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半个切割过的蚕茧，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距今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表明中国远在五千年前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机织技术。 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20）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秦俑和三星堆铜编的衣着……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 “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县政府六十年代初立的，省政府是七十年代末立的，到了九十年代则是国务院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 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最高国家机关的认定。 只是，李济和夏鼐都看不到这个迟来结果了。 消融 夏鼐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共产党人，在泛政治化的荒诞的岁月，仍组织和主持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一个个欢欣鼓舞的成绩。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很好的“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21）： 作铭所长座右: 刚写给郭院长(——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暑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 敬候指教，并颂 时祉 晚张光直拜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 此时，中国还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中,夏鼐的处境定不乐观。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是国人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夏鼐措手不及……，所以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口吻也全是官方语气，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决口不提： 张光直先生: 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 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 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 夏鼐 1974年1月30日 （22） 毕竟是回了信。 冰雪在春风中消融，鸿雁在太平洋上空穿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渐好转，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夏鼐与张光直越走越近。张光直以他的谦虚博学，赢得夏鼐的尊敬；夏鼐对中国考古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张光直非常敬佩。更何况，研究人类学的张光直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领航中国考古学的夏鼐也要加强国际学术联系。 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他们有一种间接的薪火相传关系：夏鼐长张光直21岁，李济曾是他们共同的老师，高去寻、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张光直的师辈。所以，这以后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讨论学术，交换信息，提供互助，还经常有问询昔日师友，代台湾的师友寻访大陆亲友一类的话题。 在夏鼐致致张光直后来的信中，就充满了久违的温情，如1979年9月20日，转告高去寻的儿子高适际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许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只用了一个姓；1982年11月24日探问高去寻的消息，转赠在海外拍的高去寻张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转告高去寻，尹达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23） 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参加安阳发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龄或入所的先后顺序互相称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 “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十兄弟”变成了一个反动集团，“造反派”曾逼问走资派尹达:“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 几十年后，“十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笔下一声“石二哥”，读来既觉亲切又倍感沧桑！ 近日，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讲了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给我留了一笔钱，交给他的干女儿、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女儿、美国加州黑华德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议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李济考古学奖”。当时，两岸考古学界已经有了交往。夏鼐一听我的建议最初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他说，应该应该。我去办，估计问题不大。 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乎我们的估计。他先是打电话告诉我，上头批准了，让我快点把钱弄回来。于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来（一到国内就成了人民币）。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夏鼐先生后来躲着我。我去找他，问他秘书，他秘书说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见不着。这件事的结果是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设立“李济考古学奖”的风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学理事会上，有人催问这件事，夏鼐在会上说，上头不批准，“大陆上设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到台湾去的人的名义”。（24） １９８５年，夏鼐捐赠３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奖”。 李济先生是位纯粹的学者（攻击他的李敖也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重量级学阀”），他不会在意“半个蚕茧”的非学术质疑，和门生故旧迫于情势的批判。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为大陆中国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他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七十年代末，李济的生命已到晚期，费慰梅开始为老朋友李济写口述史。费慰梅在后来跟一些朋友的交谈中，几次说到李济的一个看法，他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的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李济的呢？ 就在李济去世的1979年，夏鼐在一篇文章中借追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产生的过程时说，“所中提名两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25） 夏鼐的文字委婉含蓄，也没点老师李济的名字，但明眼人还是看出了他对李济的肯定。 1985年，夏鼐去世。当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编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前面的“序言”（26）是夏鼐先生的遗墨。这篇文章，他第一次正面说起李济： ……我们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 (DiXon，1875－1934)和 E•A•荷顿 (Hoot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 需要指出的，文中说“李济（1896年——1980年）”不确，李济先生1979年8月1日去世。夏鼐当然知道那个日子，1979年8月他在给张光直的信中还提到，“光谟已知道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或许仅是手民之误？ 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 尽管只涉及体质人类学，尽管欲言又止，但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来，夏鼐到底没回避他与李济关系，以及李济对中国人类学的作用。 ……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 说人骨标本，说起中央研究院在四川李庄的前尘旧影，这在夏鼐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似乎弥漫着一种追寻往事思念故人的情绪？ 夏鼐曾在吴金鼎去世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中引过吴的信：“自胜利以后，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随诸兄再晒太阳也。”（27） 1948年1月，李济在纪念蔡元培先生的一次讲演会上说道：“……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仁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28）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另一个世界，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尹达、夏鼐、高去寻、石璋如、张光直等一大批中国考古学前辈，他们定然又回到田野上，往来与精神的天地间，手握考古铲，快活的晒太阳。 【注释】 （1）（6）（14）（15）（28）《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李光谟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99－1007，317－318，186——187，142，288，218页） （2）、《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中文版，第22页。 （3）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历史》，《考古》1972年2期。 （4）（5）（7）见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史语所档案。 （8）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1948年《观察》第5卷第14期。 （9）八十年代末，在一位老学者的抗议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又将照片恢复原状。 （10）《谭其骧日记》葛剑雄编，文汇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380－385。 （11）《考古通讯》1955年第二期第75－76页。 （12）载《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第 4页。 （13）《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载《考古》杂志1959年1期。 （16）日本丝学杂志,1968年3期187-194页。 （17）《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美)芝加哥大学 何炳棣 马中 译，Mouton出版社1977年版。 （18）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5日 《专家河东论虞舜》。 （19）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 1999。 （20）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华梅撰写，列入《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21)（22）（23）《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2月。 （24）2006年2月23日笔者电话采访李光谟先生。 （25）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3期） （26）《夏鼐考古漫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210-214） （27）夏鼐《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原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第63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