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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研究铁器牛耕呢？这首先应当感谢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其次，也是我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开始土地国有，后来土地又私有了呢？这都和生产力发展有关系。于是我又研究铁器牛耕。1955年在辽宁辽阳三道壕发现了一件西汉后期的大铁犁，长宽有40多厘米；1958年在山东滕县长城村又发现了比这件大铁犁更大的铁犁。这两件铁犁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引起争论，有人说能用，曲辕犁能拉动；有人说不能用，曲辕犁也拉不动。我问历史博物馆，他们说可以用，因为“从汉代画像砖中所看到的犁头，似乎也不小”。但我认为画像只是一个参考，真实情况还很难说，就决定亲自实验一下。1980年我三进中国历史博物馆，都是在陈列部和保管部领导和专家协助下量好尺寸，画出图样，反复核对的。学校方面由校工厂制作模型，到海淀翻砂厂复制。至1981年6月，由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李白华教授和阎立忠工程师协助，配制了两件华北传统犁架，一为双手扶，一为单手扶，用福格森165拖拉机牵引，在各种土槽、土壤中共试验了三次。我都拍了照片，记下实验数据，把实验结果写成报告，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由于我的研究，自认为中国古代至春秋中期才出现铁农具，战国中期才有铁犁，西汉前期还是用比较简单的铁口犁，至汉武帝时才出现全铁犁，还使用了翻土的犁壁。这时的铁犁与二牛抬杠结合，已是相当进步的耕作方法了。有人说唐朝出现曲辕犁，给农业带来革命，这话夸大了。我搜集各地壁画和模型等资料，发现自唐初至南宋的16件资料中，只有敦煌445窟牛耕图壁画有一件曲辕犁，其他都是直辕犁。曲辕犁到明清时期才有推广。我研究盐铁问题，是由研究铁农具派生出来的。 关于我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问题，亦和自己的历史观有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研究政治制度有其必然性。现在有些人讲政治制度，谈到民主问题，都说是从雅典开始的。雅典的民主制是贵族民主，奴隶、妇女没有民主。欧洲中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讲：是黑暗时代，哲学是神学的奴婢。有人讲欧洲中世纪只讲后期争取民主，讲近代，则大讲实现了民主制度。如美国独立战争，发表《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发表《人权宣言》，都是大讲民主。后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挽救了民主。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向世界各国推广它的民主。真是资本主义民主“万古长青”。中国则不同，有人讲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以来，后代越来越独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清朝设军机处，更加集权。一直到近代袁世凯、蒋介石，不在话下。两千多年来，专制独裁到底!说来说去，中国不如欧洲，不如美国。 如果是这样，中国古代有没有政治文明呢？难道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吗？在两千多年中，对民族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从来不起积极作用而只是起破坏作用吗？难道只有“专制主义”，就没有一点合理的因素吗？我认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需要，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主要的政治文明。这个文明虽不尽善尽美，至少它的产生、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其前、中期是积极的、进步的。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及有效地管理大一统国家的问题，就应当充分肯定。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时代本部疆域（西域未计在内）：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包括了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在内；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秦朝的疆域与西汉接近，人口约为其三分之一强。如果不是秦皇、汉武创行以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体制度，要想有效地管理这样一个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自然与社会复杂的诺大国家，并推动其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将是很困难的。再如中央之设三公九卿制，是不是反映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九卿中有两个是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其一是典客，“掌归义蛮夷”；其二是典属国，“掌蛮夷降者”。两官之下都有一个庞大的部属官府，基本上不是压迫剥削机构，而是礼宾和管理性质的。《汉书·地理志》中的地方政区，少数民族地区叫道，汉族地区叫县，虽然不是民族区域自治，但具有特殊性质是肯定的。唐朝在北疆和西疆设置的都督府、都护府，都是民族聚集地，实行羁縻政策。辽朝实行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属于原始的一国两制。元明清三代实行土司制度，就是民族头人自治。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几千年来的民族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必由之路。因此，不要把中央集权一下子否定掉。我们研究中华文明史，要看见政治文明，懂得政治文明，爱护政治文明。当然，对“文明”要有鉴别，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一分为二，实事求是。 三 问；张教授，您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在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北京史、民族史等方面也有研究成果，撰写过傣族和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合著有《北京史》、《北京历史地图集》等，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通史专家。请您谈谈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断代史研究和通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研究断代史与研究通史是两件大工程，我既不专，又不通，不敢妄言这件大事。我跟着翦老工作，学到了他的一些研究方法。如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问题，用我的体会，还要左右开弓，上追下连。所谓左右开弓，就是要弄清同一时代相关的重要问题。所谓上追下连，就是要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例如要研究秦汉土地私有制度和土地买卖问题，必须弄清来龙，要读先秦文献。《左传》里就讲到晋大夫魏绛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但这仅是土地买卖的信息，还不是真正买卖。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王登一日而荐二中大夫［于赵襄子］，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田耘、卖宅圃而从文学者，邑之半。”这是明确记载了土地买卖。我就把这些问题抓住，弄明白了先秦时期土地买卖产生的时间，再证以战国时期土地买卖的发展，秦汉时期土地买卖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至于西汉以后的土地所有制，如法炮制就可以了。这样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的“专”与“通”问题。至于断代史与通史的关系，也就是较大范围的“专”与“通”的关系。我给翦老当助手，他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主编《中国史纲要》，我就跟着干。我的知识单薄，为了做好工作，要努力学习，这对我很有帮助。“文革”以后，有个出版社要出中国通史少儿读物，想请邓广铭先生当顾问。邓先生说你们如果出宋辽金史，找我当顾问，我一定干；你们出通史系列找顾问，应该去找张传玺先生，他是搞通史的。邓先生说这个话，是对我的栽培和鼓励。至于我本人对于通史，只能说不甚了了。我给翦老当助手，有人不理解，说我那几年没写东西，牺牲那么大。我说：“情况并不如此!我跟翦老十年，受益非常大。”后来我个人写《中国古代史纲》，搞各种研究，都受益于翦老。 四 问：您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不仅硕果累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研究方法。我们想请您谈一谈自己的治学体会，以及对当前历史研究的现状有何看法，给人们学习历史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觉得学理论非常必要。新中国史学的成就是什么？我认为第一个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普及。解放前已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有用的理论，就在偷偷地学习。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讲历史发展原理，发展规律，这是极好的事。当然也有人不满意，甚至抵制，但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是愿意学习的。比如何兹全先生、白寿彝先生，还有四川的徐中舒，上海的束世＠①等先生，当时的年龄都很大了。他们都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擦亮了眼睛，学了管用。当然我们年轻人更喜欢学。第二个成果是“五朵金花”大讨论，这不是为讨论而讨论，是历史研究深入的需要。如历史分期问题，是大革命失败后社会史论战中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是什么社会，是不是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什么是全封建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前面有没有奴隶社会？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历史分期。解放后接着讨论。土地制度问题，是随着讨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问题而提出的，1954年就提出来了。是因为讨论分期问题而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鉴于明清时期欧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到此时已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不是别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都是学术研究深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如果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眼睛不亮，这些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五朵金花”大讨论，不仅推动了众多的史学研究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还锻炼、培养了为数极多的青年史学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有人说：研究历史要自由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是带上紧箍咒。这是大错特错。世界上没有哪一本书没有指导思想。《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这不都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吗!完全中性的自由发挥自己思想的东西并没有，连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认为，历史是通过人的大脑写出来的，包含着作者的思想。每个人都要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讲话，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青年同志想不受外界的影响，发表独立见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你发表的见解有它形成的背景，你要超出这种局限，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进来的思想、学说很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谓“文化冲突论”就很不好。它把世界上重大战争都说成是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比如古代罗马征服地中海，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十字军东征，都说成是文化冲突。其实这些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权益问题。亚历山大东征的口号是：把战争带到东方，把财富拿到希腊!这是破坏和掠夺的，怎么能说是文化冲突呢？有的同志把这种学说作为新观点、新理论引进中国，说汉和匈奴的战争是文化冲突。蒙古和宋朝的战争，也是文化冲突。还说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和基本的方式。那么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屠杀犹太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是文化冲突？是不是实现了文化交流？提倡这种观点的人，不正在为霸权主义、侵略行为作辩护吗？战争还是要讲的，但不能这样讲，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赞成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所以，对于这些外来的理论，青年同志应该注意鉴别。 还有史料问题，现在大家普遍反映念书之风不如过去。年轻的同志缺乏史学功底方面的修养，这也和我们的某些规定有关系。如三年要拿个硕士，三年拿个博士，毕业以后还有提职称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容易误导他们走捷径。过去范文澜先生说：“要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要有一种刻苦训练精神。现在我国一年出版的图书很多，大大小小的高等学校都有学报。除学报以外，各省还有各种文史刊物。现在出的东西多，年轻同志发表文章的机会也多，但要注意出高质量的东西，社会需要精品。不要急于成名，更不要为成名而成名。要用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今天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年轻同志要树立雄心壮志，充分利用这样的优越条件，要坚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把中国的新史学研究和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得知，张传玺教授虽然年逾古稀，仍然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编辑10卷本《翦伯赞全集》，已经基本上编完；还参与了北京大学的重点项目4卷本《中华文明史》的编写工作，为四个主编之一。此外，还担任教育部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工作十分繁忙。在此，我们衷心祝愿张教授身体健康，学术事业常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