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岂弟君子教之诲之 ——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 我最早读张岱年先生的书，是在1977年秋天。当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1977级的研究生后，招生办公室寄给我一份招生专业目录。我从目录上了解到，北大中国哲学史专业是由张岱年先生领衔的指导小组招收研究生，于是就利用进城办事的机会，到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去找张先生的书来看。在北图找到了张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见其中引用列宁关于“公共生活规则”的话，以论证道德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与文革和四人帮时期的反传统道德的宣传完全不同，觉得精辟透彻，很合我自己的想法。于是就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谈我对道德的批判继承的看法，连同一封介绍自己要报考研究生的情况的信，一并寄给了张先生。后来77级研究生考试推迟，与78级合并，在78年5月初试，6月复试。在这一期间我给张先生几次写信，张先生也给我回过两次信，通信的内容与过程，我在1998年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时写过一篇文章有详细记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1978年6月复试之后，我前往蔚秀园拜见张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张先生。张先生非常和蔼可亲，告诉我已被录取，张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从此开始。顺便说一句，因为我的舅舅从前是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我自然知道北大从前对老教授是称“先生”的，所以尽管文革十年中师生关系变化很大，但从1977年冬我第一次给张先生写信开始，我一直都是称他为“张先生”的。在我们入学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是称张先生为“张老师”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大家才都对张先生称先生，没有再称老师的了。 一、 1978年10月入学后，第二天即往张先生家，请问读书之道，张先生让我先读《荀子》，他说：“《荀子》在难易之间，从荀子开始最好。”于是我就按张先生给我开的书目，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一部线装的王先谦的《荀子集解》，自己用红蓝铅笔逐卷点过，并从图书馆借得郝懿行的《荀子补注》参比对看。在第一年里，张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两门课，大家都觉得受益很大。由于我入学前已经和张先生几次通信，又已经拜见过张先生，所以在第一年里，我常常去张先生家受教，先生对我循循善诱，非常平和亲切。据我所知，当时其他同学都远没有我和张先生的交游来得密切。到了1979年夏天，第二学期末的时候，张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要我们十位同学各报自己的志愿研究方向。我们中国哲学专业的带研究生的方法是，研究生入学第一年不分导师，集中修课，到第二年按自己志愿的研究方向由教研室来确定论文指导的导师。入学时大家都已经知道，冯先生还在受审查，在冯先生之外，张先生是全国最有威望的老先生，所以都想着分到张先生名下。由于张先生讲史料学时特详于先秦的部分，大家又都认定张先生肯定带先秦的方面，所以十个同学有一半都报了先秦。我这个人一向内心清高，素来不愿意和别人争，也不想先去走张先生的关系，于是我就报了魏晋。暑假过后，张先生对我说：“你的方向要调整一下。”确定我的方向为宋明，由邓艾民先生指导我的论文。结果张先生指导四名，邓先生指导二名，朱先生指导三名，冯先生指导一名。张先生对我的研究方向的这一调整，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论文由邓先生指导，我就选了朱熹作为论文的主题。不过，虽然论文由邓先生指导，我和张先生的授受关系仍一如既往，我依然常常到张先生家问学受教。记得那时每次到张先生家前，都先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便提出问题请问，张先生除了回答问题以外，也常谈一些学术动态，偶尔也谈及前辈如熊十力的言行。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张先生写过《中国哲学大纲》而署名宇同，但坊间并无售卖。我那时天天在图书馆二楼教员阅览室看书，那里有张先生的这部书，而且借阅方便。初读这部书时许多地方不能理解，所以常常就此书中的提法请问张先生。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写些文章，1980年3月，我写了一篇论郭象的文章，意谓郭象既非贵无论，也不是崇有论，而是自然论，写好后送张先生看，其中我在一处引郭象的话“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然后说此语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张先生在此处批注说：“宋儒天理从《乐记》来，不是来自郭象。”张先生在文章最后写有批语半页，现已不能复忆其全部，大意谓“文章颇有新意”，“写得很成熟”，“可以发表”等。于是我就将此文修改后投稿给《中国哲学》，后获发表。5月又写成一篇论二程的文章，文章后部讲了二程和朱子的理论关系，也用了自然法思想来比论天理思想。张先生看后我投稿到《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张绍良同志还跟我交谈一次，但因后来要发表我的张载文章，所以二程的文章退我，终未发表。7月放暑假，临放假前到张先生家，谈及学术动态，张先生提起最新的《中国社会科学》上论张载的文章，我就借了这本杂志和其他几本杂志回家去看。 在我们念研究生的三年里，张先生从我们入学起，不断送书给我们。这些书或者是他写了绪言的，或者是他参加编写的，如《荀子新注》、《张载集》等。《张载集》的绪言是张先生写的，张先生对张载思想资料的分析严谨平实，细致入微，所以我们对张载的看法无不受张先生的影响。我那时在张先生的指引下，也去图书馆找张先生50年代发表的文章学习，因为那时结集的《中国哲学发微》还未出版。如我就找过1954年《新建设》上张先生论船山哲学的论文细读过，但当时不太能把握关于船山的观念和分析。我也找过1955年《哲学研究》上张先生论张载哲学的论文，看张先生辨析精当，深感佩服。我那时最佩服的是张先生1956年写的《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我学习和掌握张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从这两篇文章开始。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论张载的文章后，立即觉得有可商之处，于是就在暑假写了一篇文章与之商榷。假期中，文章交张先生看，张先生看过基本没有修改，说：“很好，一定发表！”于是张先生就推荐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很快便确定发表。不久，《中国社会科学》知道此事，何祚榕同志来北大要去此文，看后商定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来发表。我的文章是从我当时所理解的学术观点来回应把张载说成是二元论的观点，并在论点和资料上有所发挥。由于我的思想受张先生影响较大，所以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主编审查意见中有一句“作者把张岱年同志的观点表达得非常清楚”。据80年代初在北大进修的日本学者关口顺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我想可能因为这是年轻学者第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的缘故。有关张载自然哲学的看法，我至今未变，所以这篇虽属“少作”，我去年仍把它编入我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这一年9月，为了帮我解决当时在作朱子书信考证中遇到的困难，张先生还给我写介绍信，去访问历史系的邓广铭先生请教。由于我和张先生的关系，所以同学刘笑敢说：“别人只有一个先生，只有你有两个先生。”事实上我同张先生的往来授受关系，要比同学所能知道的更为密切，我的顺利走入学术界，完全是张先生的不断提携推荐促成的。 二、 1981年秋毕业，本专业同学中只有我留校任教。当时张先生让我开外系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并给我一年的时间备课。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已经大体准备好。后来讲课的情况尚好，张先生还介绍刘鄂培同志来听我的课。1982年春夏，我因备课已经有了规模，就继续我的朱子研究。在资料问题上，我遇到疑难处，也常常会去问张先生。还在1981年春天，我一次去问张先生，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引用朱子“理生气也“的一段话，我在《语类》和《文集》中都没有看到，不知其原始出处在哪里。张先生说这以前大家都没注意，你再找找。过了两星期仍寻找未到，我又到冯友兰先生家去问，冯先生说，前几天张先生还说起，不知道这段话出在哪里。可见张先生还为此事帮我问了冯先生，我心里很感激。1982年4月前后我在张先生家谈话，问张先生，张载“心统性情”的话，朱熹每喜引用，其原始出处到底在哪里？我问这类问题，目的是找到语录对话的原始语境和连贯论述，以便准确了解这些话的哲学意义。张先生说：“可能出于其《孟子说》，但《孟子说》已经不存，你可以再找找，比如《宋四子抄释》里面的《张子抄释》，看看能不能找到。”于是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查，看了几天，在《张子抄释》中没有找到“心统性情”。但我在顺便翻《朱子抄释》的时候却找到了“理生气也”的出处，于是结合《语类》朝鲜古写本序的线索写了一篇文章。张先生看到我把问题解决了，便很快为之推荐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在1983年发表。这篇小文章，颇受到国际学界前辈陈荣捷先生、山井涌先生的注意和好评。其起因是，1982年夏在夏威夷开朱子学会议时，东京大学的山井先生提出此一资料的出处问题，结果包括陈荣捷先生在内的与会学者都未能解答。其实这个会本来邓艾民先生推荐我作为青年学人参加，但后来会议在国内请了五十岁上下的学者作为青年学者的名额参加。所以我未能躬逢此次盛会。在那个时期，比我们年纪大十几、二十岁的先生都在文革后努力研究发文章，而发表园地很少，所以我们这些刚毕业的研究生发表文章还很难。我在初期的文章多是由张先生推荐才得以发表的。没有张先生的推荐，我们进入学术学术界肯定要经过更多曲折。 在北图找“心统性情”的时候，因看到《张载集》中“张子语录跋”提及“鸣道集本”，便问张先生是否要去看看，张先生说：“其书全名是《诸儒鸣道集》，在北京图书馆，你可以去查查”，于是我就在北图将《诸儒鸣道集》通看一遍，虽然没有查到“心统性情”，但也有收获。由于北图的本子是影宋本，上海图书馆则藏有宋本，我也曾写信到上图询问宋本的序跋情况。情况摸了一遍以后向张先生报告，张先生要我写成文章，经过张先生看过，后来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我还记得，文中所引黄壮猷的序，原文“时”字是用的讹字，我不认识，也没去查字典，就照抄录下，是张先生将这个字改为通用字，以后我才认得这个字。1986年初，一次在从香山回来的汽车上，杜维明先生说上海图书馆向他介绍《诸儒鸣道集》，他觉得很有价值。张先生即说：“陈来已经写了文章了。”后来杜先生要我把文章影印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先生，要燕京图书馆购藏此书。从以上这些事情可知，我早年的学术发展与活动，多与张先生的指引有关。 四、 由于我们是第一届文科博士生，在综合考试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所以临到综合考试的时候，我也没有作细致的准备，只是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准备差不多。结果，在博士生综合考试口试的时候，西方哲学齐良骥先生和王太庆先生问的问题我都答出来了，张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我却完全没有把握回答好。张先生问王船山的体用观有何特点，我含糊其辞地说了一通，张先生也没再说什么，但我自己知道并没有答到要领。我以前虽然看过张先生写的王船山的论文，但由于自己没认真下过工夫，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问题。口试虽然得了高分，但给了我一个教训，王船山是不能轻易谈的。后来我跟张先生谈起，张先生说，王船山他在山里写书，也不和别人讨论，所以很难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