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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一段时期，台湾学者关于区域社会、地方势力、士人家族及其与基层的社会关系，多注重南方地区的一些个案研究，可是又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关于这些个案研究和通论性研究的优劣得失，也想请您谈谈。 答：家族个案研究，有它的好处，也有缺点。我也是个案研究的推动者，我做家族与社会研究的时候，两岸许多家族研究，都和我们当时推动的计划有关。个案研究的好处是提供基础的掌握。一开始做家族或社会史的研究，就要想得到通盘全面的了解，就宋代来讲不太可能。透过积累个案，也许可以得出较整体的看法，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不会流于空泛式的讨论。然而，个案研究由于一开始焦点太集中在响应西方学界，或其它的若干问题，比如科举、社会流动、婚姻等，久而久之反而有些模式化。当然个案的研究有其限制。因为宋代没有真正丰富的家族资料，族谱都是后来的，缺乏可信度，地方志也有问题，所以目前研究宋代家族是以个人生平资料为主，结合其它史料所形成的。这种以个人为主轴衍生出来的家族的讨论，很难看到一个家族发展的全貌的，容易以偏盖全当作全貌。尤其做久了，会发展出几个公式，几个样板式，那样的个案就会有许多问题。我想个案研究的论文已经够多了，以后除非有新资料出现，个案研究恐怕不容易有大的发展，此时应该是做总结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人愿意对一百个左右的个案研究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当能够提出一些大的或一致性的看法，同时由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家族与社会的关系，追溯人际关系网络的发展，检视家族发展和地区的结合，才可以看更深层的互动。从家族延伸到社会，可以观察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以及地方社会一些共同性或特殊性的问题。这一方面，我觉得邓小南教授的相关文章是很具有启发性的。 我研究历史，有几个面相需要考虑，第一个要考虑“同”的部分，做大的、具有时代、地域共通性的研究，有利于掌握历史大的方面的发展。但是，历史也“异”的一面，殊异性、地区差异、变化等等，都需要去理解，去深究。我个性比较保守，很多主题都是从个案研究开始，虽也试图了解这些个案能否建立大的、通则性的看法，但是我不敢提出像历史解释、历史发展通则、理论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个人的信念，一方面是个人的能力。研究历史跟个性息息相关，有些人才气大，可以做大问题，有些人从基础的、务实的题目做，比较安心，都不相违背，亦毋须彼此相轻。不论做大做小，只要做得好就是好的研究，要互相学习。宋史没有出现过大的解释系统，正因为还有许多空缺有待补白。 中型的士人家族是我研究的切入点，不是终极的关怀。我觉得我研究士人家族，会解决、响应一些问题，但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终点，而是作为未来要处理大议题的基础。 五 问：您在研究中，一再强调版本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版本与校勘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能否请您具体谈谈？也请您顺便讲讲年谱的写作及其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答：年谱，其实我是从王德毅老师那里学来的。年谱不是学问，是工具，但是通过重建年谱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和时代背景。年谱有一个特性，跟这个人有关系的人、事件的背景、人跟社会、政治变化之间、政局变动与学问之间的关系，都要交代。通过这个机械性的工作，可以掌握时代变化脉络。我通过对孟珙、程珌两个人的年谱，对从宁宗到理宗两个朝代内外政体的变化，有了较充分的把握。南宋理宗以后的历史比较模糊，正史中得不到完备的材料，透过阅读年谱、文集，就能较清楚掌握到理宗以后整个南宋内政、社会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变化。在看文集的同时，我也开始注意到文集的版本。以前一般人评价四库全书，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其实都停留在概念讨论层次，没有人从实际的比对原始资料和从修纂的过程中去分析。我从四库底本开始，一条一条、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勘，比对了好几部，才知道从多种版本归纳、比较，才能找到其中的差异与可深究之处。 我跟一般读宋史的人差异之一，就是我注意版本的问题。版本问题可以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材料性质，好比讨论宋人的民族大义、对辽金元的看法、国家意识、敌我意识等议题，若不注意版本，就会出大问题。《四库全书》底本有不同朝代的版本，有时出入不多，有时大相径庭，连记载都有差异，探究问题要尽量搜集、比对不同的版本。这个课题一般学历史的人比较容易忽略，却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就是无意陷入其中，总觉得特别欣喜。 有一件事最值得回忆，1982年后，有一整年的时间我是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做了非常仔细的整理，本来想一边看，一边做人名索引。刚看完要做的时候，日本梅原郁教授的《人名索引》便出版了。我发现他的索引问题非常多，就写了一篇书评，是我早期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成果性作品。《要录》我看得非常仔细，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版本问题，像四库全书本的缺失，但也有四库本不错的一面。这是我比较早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看了《要录》之后，我就从南宋最晚期，跳到南宋初期，因此对高宗时代的政治及社会、外交等变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都是那一年读《要录》的收获。 我研究宋史是从南宋最末往前推的。研究过程中就发现，《宋史》对南宋晚期的记载非常少，必须看正史以外的许多文集。然而，文集有一个特点，每个人的记载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以必须比对，透过许多许多人的文集，才能把一个问题的中心理出来，这对我也是新的启发。 1993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大陆1949年以来整理中国古文献的成果。知道大陆学界对宋代的文献研究整理相当丰富，也探讨校勘古文献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些整理的成果，历史学界应该多加利用，多去了解，藉此找出更好的版本。尤其研究南宋历史，懂得利用不同的文献资料十分要紧。推而广之，除了文集资料以外，诸如新出土的石刻史料，都蕴含着新的研究素材。比如有一年，我曾经专门搜集大陆新出土的墓志，从出土墓志和文献墓志对比以后，发现若干问题，考订若干重要的事迹，这对历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某一个地区墓志资料的集体刊刻，有助于提供当地家族史研究的资料证据。除了个人传记外，尚有许多多样性的资料。我们在台湾成立的宋代史料研读会，这几年来就是在读拓片中的墓志铭，效果不错。总而言之，我认为版本对于宋史研究相当重要，尤其对某些特定议题，如果不能掌握版本，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做历史研究需要多方观察照顾，利用各种资料比对了解，给予适度的评价，进行合理的利用。好比《明公书判清明集》，它本身有很实际的一面，就是法律制度的制订跟法律制度落实裁判依准等比较现实面的部分。如果不看《清明集》，仅仅着眼宋代现有材料的记载，记事往往偏重美好的一面，可能会觉得宋代是一个理想的家族环境，理想的社会。但是《清明集》透过法律判决的过程，把家庭、社会的诉讼争端活生生地记录下来，这样的资料有助于更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状况。比如以前常觉得宋代的家族长幼尊卑，非常合乎伦理，非常重视孝道、家庭和睦等等，这当然是强调描述理想的一面。然而从《清明集》里面看到许多诉讼、兄弟争财产、继承等等问题，则可以提供我们现实面的对照。宋代其实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宋人很有理想色彩，从高远的地方只能看见他们对皇帝、对自己的决心与期许，期望能经世致用、追求善治的国家、追求安定有秩序的社会，追求理想的政治环境。相对而言，宋人也有现实的一面，以宋辽、宋金关系而言，从讨论到实际进行，宋人从很理想的、很高远的层次，落到很现实的层面上去。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地方势力的发展、国家的认同。因为仅是透过宋代士大夫笔下的描述，所以我们以前对宋代的了解过于理想化。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理想性，可能宋代士大夫特殊的社会使命感，造成他们较强的经世致用心理，对理想的一面也就描述得特别多。 问：那么，接下来请您谈谈您有关中外关系史，主要是中韩关系史方面的研究。 答：我早年学生时期，有很多和外国朋友交流的机会，这一方面让我了解到外国学术状况，另一方面则是对一些新的议题产生兴趣，包括中外关系。我本来没有想做宋代和韩国的关系，但是因为韩国朋友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常常讨论，也就对高丽史累积了一些看法，写了一些中外关系的文章。和大陆学者相较，算是较早进入中外关系的议题。 中外关系的研究，从前的学者大概有两种认识上的限制，一是认为中国文化单方面影响其它国家。然而民族和民族间的交流，绝对不是单向的，不管强弱关系如何，一定会互相影响。这从心态上或从资料上都太过主观。第二个，中国学者也罢，韩国学者也罢，利用资料来讨论历史问题时都只用正史或史籍，以致有所缺漏或不足。其实文集及笔记小说里存有非常丰富的资料，说明文化和交流是互动的，尤其是文物方面。我透过这些以前学者不太注意的资料，认识到无论什么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双方面互相交流。政治之间是互动的，外交亦然。宋代的高丽，跟辽金有外交关系，跟北宋、南宋，则不论有无正式外交关系，双方交流都很密切，或者通过商人，或者通过其它方式。于是，我提出宋朝和高丽之间的实质外交关系，不一定是正式的，但确实存在，国际交流有时透过正式体制，有时则隐身在体制之外，但在任何环境下都是确实存在着。就像宋辽金之间有正式的榷场贸易，但却也不该忽视同时存在的走私贸易，两者间有互补性。当正式贸易断掉时，走私贸易自然就会猖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跟你做朋友，我还必须有其它朋友一样。追求本身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1984年9月到10月间，我应韩国翰林大学之邀，到汉城做一个半月的研究，收集了不少高丽史、中国史中没有的墓志资料，这是后来写宋、金、高丽三角关系很重要的基础。那篇论文的几个关键点都是利用墓志铭，来陈述宋、金、高丽三角关系的变化，是我自己认为讨论中韩关系史上比较完备的文章。 宋金、宋蒙关系中，除了政权对立外，再加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以前的汉人政权有很大的不同。华北的人民面对先后不同的政权，新的统治政策使被统治者感受到压力，导致他们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要反对新政权，投靠宋政权，或心理上认同宋政权而感到挣扎。新政权建立之初，都会经历人民由抗拒到顺服的过程。严格说来，非汉族建立政权之后，基层社会或传统文化，比如信仰、乡里的文化活动等，被改变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在上层制度结构方面作一些改变，民族关系也没有到尖锐对立的程度。宋朝士人官僚忠君爱国观念较为强烈，对民族意识表述或记载更多、更明显，但是与事实有一段距离，这一方面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第二个，这时的中国是两个政权对峙状态，周边的国家就比以前有更多的、更大的弹性和变化，因此所产生的东亚社会互动更复杂。一则表现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两个政权的关系不断调整，随中国内部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策，这种顺势应变的心态比从前更加明显，目的是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空间；一则是中国两个对峙的政权，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变得有弹性，与以往一统王朝与外部周边政权的关系，有显著的差别。 中国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的交流关系是双向的。当然目前看来，韩国与日本受中国影响较为明显，文化制度的影响也比较深。但是，从文物交流状况来看，在中国自己的资料记载里同样能看到沿海地区中韩两国物品相互流通的状况。另外，北宋曾派官员到韩国去征集以前的古籍。很多中国古籍通过隋唐以来的关系流传到韩国去，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中国古籍保留在韩国和日本，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受长期文化交流所带动。再者，从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在众多中国周边国家中，是一个有强烈自尊，又有很强烈现实感的国家，对中国政局变化的反映非常敏锐，我觉得从现有世界回观历史，比较能够体会一个大国周边的小国，因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现顺势而变的政策，以致让后人觉得决策摇摆不定的原因。 七 问：在古典文献的电子数位化方面，您是怎样思考的？在您的推动下，中研院史语所展开了哪些工作？将大多数古籍数位化之后，您预计这一工程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台湾在1984年就开始有汉籍资料库的整理工作。这个工作跟大陆是同时做的，但是台湾较成功，原因是人文跟电子信息的差异太大，在大陆当时缺乏一个可以沟通两者的人，而台湾刚好有个这样的人，他叫谢清俊，是从事电子信息的第一代。他熟读《说文解字》，对人文认识很深，也有一份尊重。他一直认为计算机是技术，人文的方面才是重要的。数位化的发展对中研院有重要的贡献，目前在汉籍数位化技术方面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起初我只是做联系、召集的工作，渐渐却变成中研院主要推动这个计划的人。说来也很奇妙，我大概算是台湾很早开始参与数位典藏工作的人，但到现在却依然对计算机还十分陌生，为此我一直想辞去所有数位典藏的工作。但是朋友们却认为我只需要为这项工作思考方向、作决策，代表人文提供意见就够了。电子信息这方面我是门外汉，但也许对负责沟通、协调和组织尚能胜任，所以也就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推都推不掉。 现在台湾的数位化和以前改变很大。从前只是文史资料的数位化，但是后来进行数位化的范围非常广，大概把台湾重要的文物，包括铜器、铜器的铭文或是善本书、档案、书画、考古资料、地图、动植物等等，全部进行了数位化。数位化不是把这些东西扫描进去就好了，还要建立各种栏位、人名等后设资料及联合目录，以利彼此连结，改变是全面性的，绝非只是历史、文学资料的改变。这里面有很多难以界定的部份，需专精者深入参与，才能做出好的成果，未来贡献也就更大。目前，人文学者大部分都不愿意付出，只是想享受这个成果，这是不对的。为了保证品质，还是要请专家多参与这样的工作。若专家都不参与，只找一些外行或让助理含混地完成工作，将来品质上就会有很多问题。 数位化的发展是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优胜劣败。资料量愈丰富，品质优秀者愈能占有市场。这个工作要做得好，就应该由政府去做，对大众开放。像《四库全书》，很多企业家投资，但一则价钱高，品质尚待改进。而且，一旦被盗版了，连生存都有问题，更遑论继续改善。目前著作权或法律的规范与执行明显不足，盗版很严重，形成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在大陆，不论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检讨。另外，数位化的特色是随时可以更新，跟文字出版情况不同。纸本出版品要更动文字，必须等待再版。而数位化的资料，只要知道哪儿错了，立刻能改，下次再看时，错误就不存在了。 其实，未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共同的平台。必须先存异求同，建立标准化，并有的共同格式，才能跟国际接轨。另外，就是避免重复，要建立什么资料，就要先看看是否已经有人进行了，已经有的不要做重复劳动，浪费人力。大家都想利用数位化创造一点商机，其实带有商机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不可能有商机的，一个学术机构、一个单位投入的人力、物力跟报酬其实根本不成比例。况且，商业性机制那一套是把数位化当作工程来做，七亿多字的四库全书，在十五个月内全部要弄出来，刚开始根本不在乎错误率，先完成后才逐步改正。中研院不把数位化当作工程，讲究质量，慢工出细活；但在商场上要是这样，公司就垮掉了，所以商人把数位化视为工程有他的道理，只可惜我觉得大陆现在的环境，不利于商机成长，同时也影响到以后的学术文化发展。学术文化事业要做得好，并不容易，这类工作应该由政府来推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