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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金平（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006年3月13日下午，同往常一样，我打开电脑后习惯性地点击了一下杨玉圣君主办的学术批评网，看看学术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没有。不曾想，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赫然在目：《著名历史学家刘祚昌教授逝世》。读完后，才知道刘祚昌先生因病于2006年3月10日7:25分(美西时间)在西雅图医院逝世。我起初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这是由杨玉圣君和黄安年教授发布的，又是这样的消息，使人不得不信。我呆坐在桌前，陷入沉思。刘先生的音容笑貌，与刘先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在脑际，一切都是那么清晰。 我“认识”刘祚昌教授是从读他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开始的，时间在1985年。那时，我是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8401班的学生。因为从小受我哥哥吴刚平（——现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系教授）的影响，总爱看《参考消息》，对世界大事非常关心，所以我总想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者，对英语语言文学反而不是很感兴趣。由于那时在中国并没有国际关系这样的专业，所以，我就想到了世界历史。于是，去买了一套世界历史的书，其中近代史部分的两本就是由刘先生主编的。不过，那个时候，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刘先生的门下弟子。一是不敢想，二是我对自己将来做什么也并不十分清楚。虽然想在世界史方向发展，但期间我曾想以英国史为方向，为此还写信给南京大学的英国史专家王觉非先生。王先生很快回信对我给予了积极鼓励，并提出了一些指导。王先生那种平易近人，提携后学的态度至今令我感动，每每想起，我还觉得很对不住王先生，因为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与王先生联系，反而在系里一位师兄的串缀下转向了美国史。当时，那位师兄自己准备报考南开大学的美国史方向，他跟我说：读美国史会有很多机会去美国。这种想法今天看来当然十分可笑。不过，在当时，这的确是一种动力。 我与刘祚昌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已确定即将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后的1994年5月，当时他来南开大学参加几位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虽然刘祚昌教授是由教育部在1986年遴选的美国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但由于其所在的山东师大并没有这一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刘先生便作为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在南开大学带博士生，并且主要只负责其研究生博士论文的写作，而命题、考试、招生、培养、管理等工作则由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负责。因为这样一种体制，刘先生又住在山东济南，所以，我与杨生茂教授、张友伦教授、陆镜生教授以及李剑鸣教授等南开诸位先生的接触反而更多一些。从1994年9月至1997年6月在读期间，我到山东面见刘先生大概只有四五次。刘先生对我的指导，大部分是通过书信。毕业以后，刘先生先后去加拿大和美国与女儿同住，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尽管这样，我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刘先生对学问的认真，平易近人，对社会和生活的宽容。 刘先生对学问的认真从其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人数便可以略知一二。跟杨生茂先生一样，刘先生也是只要有一个博士生在读，就不打算招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怕招多了顾不过来，没有时间指导。刘先生认为，学问就是要师生互动，多交流。导师如果不好好指导，那就是误人子弟，枉为人师。因为这样，刘先生与杨先生两位在十多年的招生中（1985-1997），仅招收了区区九名博士研究生，其中刘先生只有三名，我是其关门弟子。相比目前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一招就是三五名，甚至十几名，一年就可以桃李满天下的情况，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外表上，刘祚昌先生非常严肃，据师弟刘昌明等人说，山东师大的学生见了他都很敬畏。我倒没有这样的印象，反而觉得刘先生非常和蔼，非常关心学生。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也拿我交女朋友的事开玩笑，也讲一些名人和他自己的一些逸闻趣事；有一次我去山东他家里看他的时候，中午小憩在他家二楼的沙发上，迷迷糊糊之中，有人在我身上盖毛毯，我眯起眼睛，发现是刘先生。当时我心里真是感动极了，因为刘先生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中午一定要休息一个小时的，并且每天都固定在一个时间，定在下午1点钟，绝对不会拖到1点10分。但因为我，那天，他就没有好好休息，上楼来看过我好几次。 刘祚昌先生一生坎坷，晚年以后生活才比较安逸。但他对社会，对生活却非常宽容。对于那些在文革中伤害过他的人，他说他没有一点怨恨。不过，他对造成他那一辈人苦难的体制不能释怀，总希望能做点什么，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这也是他会对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情有独钟，赞美有加，并花几十年时间，撰写了两部杰斐逊传记的原因。 刘祚昌先生去了，但他留下的学术财富和学术精神依然会泽被后学和社会。刘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感谢吴金平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