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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溘然长逝已逾周年，他的音容笑貌仍然长留脑际。他一生中酷爱读书，悉心藏书，勤奋著书的一件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发白心不改” 我们兄妹小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四川乡下。父亲一直在外面教书，寒暑假回家。我印象中的父亲，总是手不释卷。清晨，他常常在老屋外高声朗读；夜晚，又在昏黄的油灯下深情吟诵。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诲下，我和哥哥从小就读了父亲选定的一些古书。十岁以前，便背会了《长恨歌》等古诗，还读了《左传》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 父亲养成了几乎天天读书的习惯，一日不读，便觉失落。他特别留心读未见书。四川大学毕业后，经傅斯年先生主考，父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时值抗战期间，要求学生选择昆明或李庄就读。听傅先生说“李庄有书”，父亲便去了李庄。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坚持半天读书，半天写论文。数年间，读了群碧楼的大量藏书，还通读了《道藏》、《大藏》等书。三中全会以后，年逾七十的父亲得以应邀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曾两次去香港、一次去日本讲学。每次出发前，第一要事，便是收拾书箱，带上要读的书。有一次我陪他去成都主持研究生答辩。那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他的读书习惯，都互相转告，在他读书时，不来拜访。１９９７年，父亲因病住院，他让我们把书送到病房，当精神稍好时就拿起书来读。同房病友见他已八十多岁，身体瘦弱，仍抓紧时间读书，都很惊讶。出院后，父亲的健康已大不如以前，家里人想限制他读书的时间，让他多休息休息。但他积习难改，桌上、床头，都堆着书，总是不停地阅读。有一回，弟弟把他送到我家来过周末，意思是让他散散心。父亲一到我家，就翻看我们的书。当他发现了我儿子新买来的《管锥编》重印增订本时，便兴趣盎然地读起来，后来又把书带了回去。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们发现书里夹着许多纸条，是父亲读后写下的批注。 一次，我向父亲问及班昭的生平，父亲说：“自己去看书?”他要我去读《后汉书•列女传》，还说要学点东西，不能只听别人介绍，或者只翻翻工具书，要多读原著。接着，他让我到他房中，取第二个书柜上层的第三本书。我抽出来一翻，果然找到了《列女传》。我在中学教语文课，讲《唐雎不辱使命》一文时，见《战国策》原文后面，附有元人的评论，说唐雎对秦王“挺剑而起”很愚蠢。理由是“秦法，侍者不得操兵”。并据此否定了唐雎的爱国和大无畏精神。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文章的中心便不能确立。我又请教父亲。他让我去读《晋书•舆服志》，我从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父亲认真读书，但不唯书。在他读过的古今书籍中，我们总能看到许多旁批、夹注，还有各种纸条，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记录着读书心得或不同见解。还是在父亲上高中时，他偶然买到一本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他认真读过后，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便写信给钱先生。没想到钱先生十分虚心，旋即复信，并于再版时，将父亲的名字写入前言。父亲认真读书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万卷藏书归去来” 父亲由喜欢读书而买书、藏书，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小时候，看见故乡老屋的厢房里，有四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大多是线装书，听说，那里有曾祖父的藏书，也有父亲用奖学金买的书。那时，在偏僻的乡村，这种情形是罕见的。父亲珍爱这些书，每次回家，常常拿出来读。有时也从中拣书给我们读。我八九岁时，便读了《红楼梦》，记得那部线装书的纸很好、字很大。我那时年纪虽小，但读到某些情节时，也是泪水长流。１９５０年，我们离开故乡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那些书籍无法带出来，父亲多次惋叹。后来，听说家乡一个小学校长，用箩筐挑走了一部分。其余的早已散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先生邀父亲去北大任教。那时，北平物价飞涨，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天天贬值。教师们领到薪金，便赶忙去换成银元或美钞、黄金。一天，一个书商送来一部日本影印的宋本《世说新语》，这是父亲跑遍琉璃厂、隆福寺的旧书店始终没有找到的书。书商非一条黄金不卖。手中的些许黄金是那动荡年月里的生存保障啊?父亲犹豫了，但书的确是好书，是搜求既久而不得的书。父亲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买下了这部心爱的《世说新语》。此后，书商们有了好书，便会送上门来。 解放前夕，解放大军包围了北平。此前，有人变卖财产设法出走，父亲又有机会购买了一些好书。其时，他的一个舅舅在国民党空军里任职，曾劝父亲飞往南京。父亲舍不得自己的书，更舍不得这个有丰富藏书的文化古都，便谢绝了。以后，形势越来越紧张，还经常停电，市上粮价飞涨，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围城要持续多久，只得尽量购买粮食、煤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时，当局给北大、清华两校的教授，每人发了一袋加拿大面粉，两桶煤油。书商们便提出用书来交换。父亲嗜书如命，便只留下一桶煤油，其余的东西就都用来换书了。北平很快解放，父亲侥幸未遭冻馁之苦，庆幸之余又后悔留下了一桶煤油。 １９５０年，我们举家来到北京，八口人一起生活，父亲的经济负担骤然加重。我记得，那时父亲的工资是６００斤小米，折合人民币６２元。北大的教师们都把解放前穿的西服、长袍一类的服装收进箱底，一律穿起灰?蓝?色卡叽布的中山装。父亲只有一套灰色斜纹布制服。冬天里，换下衣服，妈妈洗完便放在暖气片上，第二天烤干了，穿着去上课。在这样拮据的情形下，每当书商送来好书，父亲还是会想方设法留下。 １９８５年，父亲去日本讲学，历时约一个月，先后访问了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关西大学等多所学校。各校大都有书相赠。尤其是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赠书，大半为影印善本书，既精且多。后因航寄太贵，日方通过轮船公司托运到了北京。父亲非常欢喜。 我曾看到本市乃至外地的一些学人，找父亲探询善本书，父亲常常会借给他们查阅。有些研究生在写论文时，也到父亲这里来查找资料。对他们父亲总是热情接待，一起研讨。有的出版社还借去善本甚至孤本书去影印出版，或作为底本。父亲认为，藏书再多、再好，如果不读、不研究，就没有任何价值。父亲逝世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时，还发现了别人的借书条子，一些珍贵书籍尚未归还。 “文革”前，父亲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藏书，已近四万册。几十年来，父亲在书的世界里遨游驰骋，终其一生。 “将寿补蹉跎” 父亲一生，著述颇丰，业内有“千万字富翁”的戏称。１９８１年２月，周扬在大学校长座谈会上称父亲为国学大师。一时，海内外刊物纷纷介绍父亲及其著述。父亲认为，其中难免不虞之誉，过誉之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父亲在国学研究上的成果，饱含着说不尽的艰辛，确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５７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蒙受不白之冤。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据说，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在正式宣布“反右运动胜利结束”的头天晚上，找父亲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父亲一向不懂政治，对政治与其说是无知，毋宁说是幼稚。他当时立即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哪里知道，他这一服从，给我们的家庭，尤其是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啊?二十多年后，父亲已由绿鬓朱颜，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为他召开“摘帽”平反会。会上，党委书记严文井说：“当年划右派时，党委意见也不一致。我说：‘王利器不像右派。’立即就有人说：‘他不像，你还像呢。’这样，谁还敢说话呢?今天，经党委会研究，认为划错了，现在正式平反。” 我记得，当时父亲被划成第六类右派，是最低的一等，降薪留用。今天看来，虽是相对较轻，又属错划，但其后果却是始料未及的。 在１９６６年开始的那场空前的浩劫中，父亲再一次受到巨大冲击。我们家多次被抄，地板、护壁被撬开，图书、财物被洗劫一空。父亲到湖北干校住牛棚，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甚至读书的权利。父亲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然而，就在这长达数十年的逆境中，父亲并没有颓丧。他热爱祖国的文学遗产，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父亲多年来苦心收藏的几万册书，在“文革”中，全部被抄走，他从此无书可读，这是他最大的苦恼。他很想去北京图书馆借阅古籍，但他那样的身份，连一张普通的借书证都办不来，何谈借阅珍贵的古籍?唐山大地震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要收集我国历代地震资料。此前，他们曾让父亲翻译过《盐铁论》。这次又找到父亲。得到这个机会，父亲非常高兴，便天天到北图的柏林寺分部去翻阅古籍，常常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在查找地震资料外，父亲还借此机会，阅读了很多书，收集到其他许多资料，做成了卡片。我感觉，这是父亲心情较好的一段时间，因为他终于有资格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了?然而，好景不长，地震资料的收集告一段落，父亲又无由去柏林寺读书了。后来，只好从我们学校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曾借过《诸子集成》、《新唐书》等。但我们是普通中学，藏书有限，哪里能满足父亲的需要呢? 父亲读书，从来不绕过疑难问题。相反，他认为，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将未知变为已知，把答案写出来，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便诞生了。读书要靠记忆，但哪里记得住许多。父亲便用写卡片的办法积累原始资料，以辅助记忆。“文革”前，父亲积累的卡片，已有上万张，动乱中，连同其他书籍物品，全部被抄走。后来，在清退财物时，退还的书籍还不足一万册。父亲还一心惦念着那上万张饱含心血的卡片，有关人员却“理直气壮”地说：“你的卡片我们一张也没要，都送到造纸厂去了。”父亲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在长期政治磨难中，在子女面前，一向默默忍受，从不表露感情的父亲，这时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在湖北干校住牛棚劳改时，每天不是劳动，就是遭批斗或陪斗。那种日子之难捱，可想而知。但父亲的态度是你斗你的，我干我的。他仍是专心致志，重整旧业，从不打算改弦更张。每当人家要他交代问题的时候，他便枯坐不动，煞有介事，其实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玄想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了。从干校回来后，我们发现他带回许多零散的纸头，甚至还有烟盒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旁人看不懂，原来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夹缝中，辛苦积累的宝贵材料。 父亲真的又开始重操旧业了。但那时，连生存的空间都很困难，哪里有著书立说的环境?“文革”一开始，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出版社让父亲迁至北新桥一处小院里。房间只有六平米，是名符其实的蜗居。屋里摆上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便很挤了。冬天，再生上炉子，走动都很困难。那时，小妹、小弟还在上学，星期天只能轮流回家，和父母挤在一起住。小小的杂院，约有七八家人。人们在房前檐下生火做饭，孩子们在院里奔跑玩耍，院门外人声鼎沸，车马辚辚……在这不堪其扰的环境里，父亲安之若素，闹中取静，仍坚持清晨三四点钟起床，伏案工作。一个冬天的早晨，小妹贞白回到家，见房门紧闭，屋里没有灯光。要在平时，父亲早就起床在灯下工作了。惊异中，小妹猛力冲进门去，发现两位老人已中煤气昏迷过去。她赶快送他们到医院，许久才抢救过来。原来屋子太小，又不通风，才酿成危险。因为父亲未紧靠墙壁，症状稍轻一点，而母亲在较长的时间里，都显得神情迟滞。 动乱年代，斗争目标不断变化。“造反派”对父亲这样的“死老虎”，也渐渐失去了兴趣。慢慢地，也有些朋友来往。但与国外同行交往则是绝对不行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教授、威斯康辛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以及日本的波多野太郎、中村璋八教授等，都给父亲来过信。他们都希望能与父亲在汉学研究上互相交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但以父亲当时的处境，居住的状况，实在不敢，也无法接待。其间，波多野太郎曾寄来过日本大安影印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也被没收了?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冤案也像他的鹤发苍颜一样，大白于天下。他油然想起古人的诗句：“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他惋惜掷于虚牝的大好光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自补蹉跎。还是那个小杂院，还是那间蜗居，父亲精神振奋，勤勉有加，奋笔疾书。两年中，接连交出十多部稿子，如：《盐铁论校注增补本》、《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宋会要辑补》、《九?集校点本》等约六七百万字。《颜氏家训集解》在全国古籍整理图书评奖活动中，还获了奖。北大周一良教授来信说：“速读一遍，至深敬佩。不仅荟萃诸家旧注，且旁征博引，多所发明。……当年积疑，因而冰释，快何如之?”为《文镜秘府论校注》的出版，赵朴初先生写了颂词，词中有云：“多君致力勤，校注良不苟。今古文字缘，亲情天地久。”时值弘法大师逝世１１５０周年。《文镜秘府论》是大师的名著。日本文部省为此邀请父亲访日讲学。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是廖承志先生致力的事业，他生前十分关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的出版，亲自过问，可惜他没有看到此书出版，便与世长辞。父亲访日，亦是完成廖先生之遗愿也。 后来，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先生偕同历史系主任邓广铭教授来家里邀父亲回北大讲课。因为小屋里实在没地方坐，三个人便到大街的人行道上，边走边谈。稍后，父亲便去北大历史系讲《史记》。接着，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等单位，也来邀父亲去讲课。外省市及香港地区也来邀请，父亲的社会活动，日见频繁起来。但他仍忙里偷闲，笔耕不辍。那段时间，父亲发表的著述之多、之快，引起了老朋友们的注意。有人曾惊叹说：“真乃神来之笔?”而我深知，在这些成果的后面，乃是父亲几十年来，每日清晨三四点钟开始的劳作，是困顿与无奈中的奋起，是政治迫害下无声的呐喊，是长期寂寞中的辛勤耕耘…… 父亲对《水浒》和《红楼梦》的研究，情有独钟。他曾在两书作者名字中各取一字，给自己的专集题名为《耐雪堂集》，共收文三十二篇。前几年，他又完成了《水浒全注》一书。遵父亲的要求，我对照原稿做过两次校对。因为认真读了父亲的手稿，才真切地感到他治学的严谨，工作的辛劳。那广博的征引，那确凿的证明，令人叹服。《水浒》原文一百余万字，而父亲为之所作的注文，竟超过了这个数字。这给当代及后世研究《水浒》者，提供了多么宝贵丰富的资料啊?书中有的章回，注文达二三百条。绝大多数条目，都不只一例引证，有的多达七八例。读到那些翔实的注条，我有时真感到不可思议。真不知道，父亲为了这部《水浒全注》，翻阅了多少书籍，搜求到多少出处，又做了多少次认真的比较，最后，才写出自认为难以推翻的结论? 父亲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他勇于修正自己著作中的错误，补充其不足和疏漏。有的朋友读了父亲的作品，来信提出不同看法，父亲认为正确，便立即采纳。去日本讲学时，看到原先没有见过的本子，认为材料更确，又修改了自己的看法。……他逝世前，已将发现的问题，集成《讼过录》，加以发表，公诸于众，以免贻误后人。 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走得匆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祖国文学遗产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的态度，他在几十年逆境中从不颓丧的生活勇气，他在长期寂寞中不坠青云之志的风节，令我们兄弟姐妹心仪神往，永志不忘。在我家壁上挂有耄耋之年的老父生前写给我的绝句一首：“十七年间鬓尽白，数千里外冢偏青。英雄何必分儿女，一样威名重北庭。”并题有：“晓传老人录旧作，时年八十有六，贞琼大女儿存念。”同样的诗句也曾写给远在海外的小弟。这当视为不是遗嘱的遗嘱吧。而今我虽已过耳顺之年，但每当看到这幅字时，总是感受到父亲对子女不尽的关爱和无声的鞭策。而今而后，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当永远以父亲的精神自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