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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诸多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方豪尤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对此知之甚少。为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16]。并把当时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的残遗，按书目和文字一一举出，首次揭开七千部传入的真面目。考定七千部的同时，他又发奋搜求了同治年间114位不为国人所注意、讲留学史也提不到的留欧学生的事迹并详加考订，改变了当时对天主教人士留学欧洲事偶有述及，“则亦语焉不详”[17]的局面，为研究中国留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笃陆上来华、徐霞客与西洋教士的关系等。这些考订与论述，对于史料的开掘很深，在论述中则新见叠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别调独弹，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功夫，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仅注意“面”或“线”上的研究，还很重视“点”上的研究，对其中一些贡献卓著的人士，进行个案剖析、重点研究，把大的研究与个案研究融为一体。《李之藻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李之藻为明末我国“开教三大柱石”之一，与徐光启同被称为“西学传入我国之祖”。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今海内稍治学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学问行谊，又隐晦不彰”[18]。方氏立志对其进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经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历时40余年，可见其用力之深。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之藻遗文、奏疏等散佚颇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泽的《文定公集》增订本，所辑李氏遗文也只有16篇。对此方氏不遗余力、多方搜集，共辑李氏遗文（含诗）43篇，分书籍（13篇）、简牍（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议论（4篇）五部加以归类，并详列其出处与版本，对其中有疑义的还加以考证论定，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之藻研究》内容广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谊等，无不广搜博证，求其尽是。书中对李之藻与西人的交往、传播西学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他与利玛窦交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对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国传教的认识由浅至深，及其本人对天主教由怀疑到相信、笃信，最终入教的演变过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传入杭州的，“杨廷筠之与西教士相识，及研习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响。”[19] 方氏又对李之藻译介、编刻西书的贡献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学东传，没有不知道《经天该》为利玛窦所著、李之藻所译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书目中，却无一人将此书归于利玛窦或李之藻的。通过对当时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他最终否定了《经天该》为利玛窦撰著说、佚名氏译撰说及薄珏撰著说，肯定了利玛窦、李之藻撰译说。 刻书作为李之藻传播西学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为方氏所重视。书中他以大量篇幅对李氏编刻《天学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击、国内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叙述、考定。认为李氏编刻该书，其所辑多为“四库著录而排斥者”，是他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贡献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巨大，若“无《天学初函》，则其中若干种，恐早已澌灭以尽矣！”[20]方氏的这些研究与考定，肯定了李氏对西学传入的贡献，也有助于人们对各书的了解。综观《李之藻研究》全书，其史料搜罗详备、证据确凿，不仅为人们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专题论文及对李之藻等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围，充实了其内容，使史有浑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揭示了中国士人对西学传入的态度，从而对中国学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题。而书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学术研究与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以阐扬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为主旨，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据见长，这既与他在学术上师承陈垣有关，也与其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世有‘文史一家’之说，窃嫌其义含胡，恒为人所误解。以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笔，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基于这种认识，他的著述多为考证性的文字，往往“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有带叙带论或解释之文字。”[22]就其史学方法来说，也主要表现为民国以来新考据家的特色。现就其主要方面列举数端： 重视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贯穿他整个治学过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造诣很深，对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欧美汉学的成果又颇有研究，这为他融会东西、广泛引用外来史料比证中文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一种材料、一个角度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从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对问题加以考证，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的方法，既用外文资料补中文记载的阙失，又用中文史料来订正外人研究的讹误，解决了历史上不少疑难问题。其对明嘉靖年间我国对日葡两国的走私港Liampo问题的考证，便是显例。这一史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覆盖了其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与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分不开的。 善于运用语言学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他很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他将尼布尔、兰克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与乾嘉学派“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23]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入手，来追寻史料的形成，考证史实的真伪，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他以对音方法纠正了佛教术语传入后的诸多讹误。其次，他又视语言学方法为考定一些国家和地名的一种主要方法，运用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裒集各名称在诸载籍中的同名异译，对其加以考证、澄清，解决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问题。 重视以诗文、小说、戏曲证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文证史”法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方氏在史学研究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方法，凭藉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大量引用诗词、小说、戏曲证史，以补正史文献之不足，校正史籍记载之讹舛。 20世纪初，由于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家”的努力，形成了以传统学术方法为基础、又融合近代西方学术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考证学派。方豪继陈垣之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努力将传统的治史方法与西方近代治史方法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史料而不尚空论，善于从多角度搜集资料，史料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整个研究中，又贯之以中西史料比勘互证、语言学、诗史互证等治史方法，考证、辨别、鉴定史料的价值，舍粗用精，去伪存真，然后发而为文。丰富的史料，不但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其论著显得饱满丰腴，厚重扎实。他的考据性文章，能从史料中看出他人所未看出的问题，得出一些史家所未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相结合，使得他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总之，方豪在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客观的态度和多样的方法，不仅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方著《中西交通史》的出版，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著作，它首次将我国自史前至近代中西交通史作为一个整体，以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为重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汇集了相关的主要资料，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作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读参考书，它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提供了较前人更为清晰的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就学术发展进程来说，其丰富的著述及相关论文，所翻译和引用的大量域外史料，无疑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使这一学科步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可以这么说，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完善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建设，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因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86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①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692页。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②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自序》（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130页。 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⑤ 同上。 [11] 同上。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页。 [1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14]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61页。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19页。 [16]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51页。 [17] 同上。 [18] 方豪：《〈李我存研究〉·陈训慈先生序》，引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9]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0]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1]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563页。 [22] 王德昭：《〈中西交通史〉第四、五册》，（台湾）《学术季刊》第3卷，第2期，第108页。 [23]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