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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中，刘祚昌教授在学术和治学精神方面，可谓独树一帜。 一 刘祚昌教授1921年生于辽宁省辽县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造诣较深，长期在辽、沈一带教书。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刘先生自幼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及文化一往情深。 在读小学时，家乡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伪满洲国傀儡登场。在中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他激于爱国热情，于1939年离开家乡先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不到一年就离平南下，经过上海、香港、广州湾，辗转到达抗战大后方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就在这一时期，刘先生确立了终生治学的志向，选择历史作为努力的方向。他的这个选择，不言而喻，与他幼年爱好历史有关。 在西南联大读了两年书，又转到成都四川大学。在这里他一连听了两年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课——《中国学术思想史》，这加深了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钱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在川大读书期间，他也开始对外国历史特别史欧美近代史感到兴趣。1949年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后，由于工作需要，世界近代史成了他的专业，这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刘先生的专业虽然史外国史，但是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中国史。不管教学和研究如何忙碌，他每天茶余饭后或临睡前，总是浏览中国史书作为消遣。在“十年浩劫”过去之后，他陆续买了不少成套的经史子集。这些古籍成为他亲密的精神伴侣，在生活中为他增添了无限乐趣。关于这一点，刘先生时常向学生解释说：阅读这些读物占去了他不少的时间，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经常接触和腕上中国古籍，提高了他的写作能力及文学素养，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沟通了东、西方的文化，锻炼了思维能力——这一切都有利于外国史的研究和写作。 刘先生早在50年代上半期就写出两部历史著作：《美国独立战争简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这两本书虽然印有时代的烙印，但仍不失为中国人在外国史研究上的有意义的尝试。 “拨乱反正”后开始了他的学术旺盛时期。他先后主编（第一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都成为全国高校通用的教材。1978年出版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和1990年出版的《杰雯逊传》（重点是传主的前半生）都是美国史学方面的大部头专著，为中青年研究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最近又译出《杰雯逊集》（与邓红风合译），上集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下册正在印刷中。 另外，刘先生40年来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下40余篇，对于繁荣学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目前，正在写《杰雯逊总统》（传主的后半生是全书重点），全书45万字，可望在1997年脱稿。 二 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刘先生的功劳是不可泯灭的。 1949年以来在历史特别是世界史研究领域内，在前苏联的史学体系及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存在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乃至假、大、空的问题。刘先生自从70年代末以来，力图打破这些僵化了的旧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研究，从而为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1981年刘先生在“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一文（《山东师大学报》同年2期）中就世界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经过“688年政变”的称谓问题，他认为无论史英国史学家把这个事件称为“光荣革命”，还是前苏联学者称之为“政变”，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前者是英国学者的溢美之词，后者贬低了这个事件的意义。他指出：这个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它拨正了英国历史发展的航道，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工业革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英国历史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作用及影响与革命相等。基于这个理由，他认为把它定名为“1688年革命”最为恰当。这个观点得到国内学者们的认可。 法国大革命的下限问题在我国史学界有过争论，争论的关键是：法国大革命是否包括拿破仑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刘先生同意旧教材的处理办法：以热月政变作为大革命的下限，但是他不同意旧教材所依据的理由。旧教材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它开始了热月党人的反革命统治，因此大革命到政变就终止了。刘先生认为，热月政变之后，法国革命结束了疾风骤雨般的革命非常时期，而开始了巩固革命成果及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在政变以前，革命以破坏旧社会旧制度为主要内容，在政变之后，则以建设新社会和巩固新制度为主要内容。因此，“热月政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性质上不是反革命。 在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上，刘先生更是见解独到。旧教材一致认为19世纪中叶德国统一存在着“自上而下”和“子下而上”两条道路，但刘先生通过对德意志阶级力量对比分析，以确凿的史实为依据，否认了这个观点，指出德意志当时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唯一道路。 世界近代史旧教材一律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刘先生在《论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兼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了新的见解。他认为，经济是一切变革的基础，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直接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海外扩张，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同时它也打破了新旧世界的隔绝状态，使整个世界形成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个整体。因此，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其标志即是发生在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1992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册即采用这一个分期法。 旧教材缺乏社会史内容，这是旧教材的严重缺陷。而刘先生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册弥补了这一缺陷，它增加了社会史内容，包括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各阶层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风尚、价值观念、社会心态、人口状况、职业、娱乐、社会、节日活动等等物质、精神生活。历史只有增加社会史内容，才有完整的历史可言。 过去，一般地都把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而备加称赞，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过激的革命。刘先生认为对此要具体分析，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消极面很大，它的一系列过激行动及恐怖政策有极大的破坏性，造成巨大灾难，使历史发展中断，大丧社会元气，因而导致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及血腥的侵略战争。而且革命的破坏也导致了法国绵延80余年的政治动荡及社会的不安，只有到19世纪70年代才安定下来。刘先生在他的《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指出：与英法革命特别使法国革命不同的美国第一次革命使一次温和的、没有精力反复的、取得多方面成就的革命。他写道：“美国第一次革命虽然远不如法国大革命那样有声有色，那样轰轰烈烈，但是从效果来看，美国革命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各项民主改革和改造工作。这些改革实际上为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打下了兼顾的基础，为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这些改革还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创了世界史上的先例，如共和制、联邦制、三权分立及成文宪法等等。这些制度先后为各国采用。美国革命虽然不如法国那样的彻底，但是它所取得的革命果实史牢固的，在革命后一直被保存下来，成为革命所遗留下来的宝贵财产……。相反地，法国大革命虽然很彻底，但是革命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特别史政治方面的称国只是昙花一现，在热月政变后就被取消了。” 这样，通过对美国革命的分析，刘先生令人信服地证明：至少温和的革命也有其可取之处。 旧教材对于1871—1914年的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的估价，总是跳不出虾米那的教条主义公式：这个时期的重要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上走向垄断（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而资本主义进入衰落时期。与此相适应的史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全面反动。 刘先生在《1871－1914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调整》（《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一文中破除了这个公式。他认为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问题及阶级斗争方面面临新的形式和新的问题。在政治结构上及国家政策上有许多环节不能适应这些新的形态，也不能应付新的问题。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被迫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在政治领域内，在加强国家机器的同时，也完善了政府机构，并且使政治进一步民主化；在社会方面采取了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侵犯上层阶级利益的政策。这些调整范围广泛，规模宏大，内容深刻，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国家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稳定了资本主义秩序，把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繁荣了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第二此工业革命。 过去我国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政治经济活动，而忽视人物在品德、风度方面的表现。刘先生一反这种做法，他在《林肯新论》（《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专门写林肯的政治家风度，并且认为林肯所表现出来的优美的政治家风度，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伟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刘祚昌教授研究美国史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专门研究难度大的问题，喜欢写有份量的专著。他选择美国内战和杰雯逊作为研究写作的对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内战的研究，一百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史学界的热点之一，研究内战史的难度很大，但是刘先生却毫不畏惧，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写出了《美国内战史》一书。他的学校藏书很少，他只能从外地借书，从山东大学借，从北京图书馆借，期间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有几次他不得不自费到北京图书馆抄材料。全书奖金50万言，作者用生动的笔调，绘声绘色地把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除了战争之外，作者还以奴隶制度与黑人的命运为主线写了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因而此书抵得上一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史。作者也描绘人物见长。诚然，作者把大量笔墨用在林肯和黑人领袖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身上，但是也把另外一、二十个重要人物写的栩栩如生。书中虽然大量引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但是可以看到很充实的内容，作者处处让事实说话。此书已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些年刘先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杰雯逊的研究上。杰雯逊是美国历史上少数杰出伟人之一，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在历史、语文、博物、数学、教育、物理、建筑学、古典学问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因此，要想全面研究这位独特的人物，真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工作。然而，刘先生却知难而进，勇敢地担当了这项任务。在这方面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便是在《历史研究》（1980年4期）发表的《略论托马斯·杰雯逊的民族思想》。该文发表后不久就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刘先生的这篇文章还被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刊载在美国的“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Spring,1981）上面。此文还获得《历史研究》编辑部“1980－1983年优秀论文奖”。 更重要的成果是他在1990年出版的《杰雯逊传》。为写这部传记作准备，刘先生在1983年应邀赴美搜集材料（在弗吉尼亚大学逗留5个月，在得克萨斯威斯理学院讲学8个月），回国时带回将近百种书籍，和相当数量的复印材料。从1985下半年开始写，到1988年底完成。 该书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有中国特色，甚至在文字表达上也用中国人的常用语，几乎没有翻译的痕迹。第二，写得有血有肉，人物栩栩如生。第三，善于“画龙点睛”，把人物的个性刻画出来。第四，抓住传主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第五，写传主的思想写得成功：把他的思想和实践交叉地写，而不是割裂开来。第六，全书凸现出传主的优秀品德，感人甚深。书中有许多地方把杰雯逊和中国历史人物作比较，使中国读者感到亲切。《杰雯逊传》问世后，颇得好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及《美国史研究通讯》等杂志均刊载评论文章。 刘先生在杰雯逊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引起了美国学者们的注意。1993年5月，他应美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到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的《杰雯逊诞生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报告，介绍了他对杰雯逊的看法。 四 刘先生在治西方史之余，也情不自禁地写一些有关国学的文章，特别是宏扬孔、孟思想学说的文章，其中有：《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史学月刊》1985年1期）、《“任”是孔子教育活动的核心》（《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6期）、《论孔子的理想国》（《齐鲁学刊》，1987.1）、《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初探》的理想国（《山东师大学报》，1987.1）《孔子思想·士人政府·文治》（同上杂志，1991.5）、《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兼论孔子的教育活动与他的政治理想的关系》（《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他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宣扬孔、孟伦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以期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助于纠正社会上流行的不正之风。 为了宏杨儒家学说，刘先生最近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史的论文：《论诸葛亮的儒家风范》，并且向历史些学生作了报告，颇受大家欢迎。 刘先生也参加了中国史的争论。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一面倒，一致肯定甚至弘扬他的变法。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东兵论丛》（1986.2）上发表了文章，标题是“论王安石的政治品德与政治作风”，用个人品德与作风为标准，评价了王安石。他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甚多，如“操之过急”，“与民争利”，“急功近利”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那就是：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作风。他指出，王安石缺乏“德量”和宽大胸怀，表现为刚愎自用，压制不通政见，打击陷害异议者；另一方面喜欢体波阿谀奉承的“小人”。结果，异议者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阻挠新法的实施。此其一。更严重的是，“小人”惟知迎合王安石之所好，在执行新法时往往变本加厉，趋向极端；惟以聚敛为能事，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以致弊病丛生，生灵涂炭，民怨沸腾。此其二。王安石打击异议者，压制舆论，使士大夫噤若寒蝉，新法的流弊虽然洞若观火，而无人敢置喙于其间，积弊愈深，终于不可救药。此其三。新法积弊，加深了异议者的反感，加强了他们推翻新法的决心，这就为神宗（王安石变法的后台）死后司马光上台，推翻新法铺平道路。 五 刘祚昌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与他的人生观有密切关系。他说：人生在世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人方有意义，才不虚度一声。他又说：他事一个历史教师和历史研究者，就应该通过历史教学和历史著述尽到自己的责任。他痛切地感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其根本原因在于“愚昧”二字，因此他在教学和写作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意识到自己事在从事一种启蒙工作，目的在于消灭“愚昧”。他之热心研究美国史，是希望把美国在立国后200年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介绍到中国来，以激励中国人奋发有为。 其次他有火一般炽烈的事业心，这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他把做学问看作是他的身家性命，他生活重的主要部分。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星期天别人休息，娱乐，他却蛰居在斗室里埋头用功。如果他有一天不写不读，就好像失去什么东西似的，坐卧不安。他说：家里的写字台对他来说好像磁石一样有吸引力。每天早餐后，他便身不由己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他说：此时此地，面前一杯清茶，手中一支钢笔，便给他带来无限快乐，仿佛走进一个知识王国，他的思想像飞鸟一样，有“凭需御风羽化而登仙”之乐。因此，说刘先生“著作等身”也不为过。 其次一个原因便是他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他无论做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最服膺易经上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刘先生的成就也是和他的“史德”分不开的。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写文章一字不苟，用字遣词一有疑问便向“辞海”请教；遇见问题，决不含糊，一定查得“水落石出”，方才罢手。他反对在写作中投机取巧，粗制滥造。他之重“史德”也表现在选题上面，他最瞧不起“曲学改世”或媚世媚俗的人。他对前些年有人替殷纣王、曹操及武则天等人翻案，有自己的看法。 刘教授在人品方面也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不但有正义感，而且为人耿直，做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分文不苟。他主编教材，宁愿自己少拿稿费，也不让别人吃亏。他生活简朴，反对过分享受。家中陈设简单，他不愿在购买家具或装修居室上花费时间，以免影响写作读书。有人说：“刘先生是一位不会享福的人”。他否认这一点。他说他享受的是“精神上的幸福”。他在读书写作中感受到莫大的乐趣，他说这种乐趣是金钱买不到的，也是局外人所体会不到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是刘先生的一件乐事。他说过，自古以来名学者都是设帐授徒，把自己的学术及思想直接传授给学生。朱熹、王阳明都是如此。因此刘先生也重视教学。现在虽然不给本科生上课了，但是他主动给全系、全校学生做学术报告，题目有：“学习历史与提高人的素质”、“漫谈读书”等等。他过去曾在东北师范大学教世界近代史，而该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几乎全国各地，因之教世界近代史的人几乎有半数直接间接是他的学生。进十几年来经他培养出来的说是研究生不下二十几个人。作为博士生导师，现在他虽然年逾古稀仍在不倦地为培养博士生而勤奋工作着。 【本人作者郭尚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