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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平正好是比我入学晚几个月调任北大的。大约是彭真嫌原来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由陆平前来加强领导。加强的结果当然是在处理右派的阶段，增划了大量新右派。江隆基在党内挨了批判，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工作做得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谋害。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江隆基无论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陆平那样不学无术。陆平指挥了批判马校长後，就取而代之，正式当上北大校长。 有一位邹鲁风，１９５７年是人大副校长，１９５９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邹鲁风在充当反右派指挥官时，只怕也根本不曾料到，自己两三年後竟有此下场。通过陆平这件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勾当，我终于领悟到一个道理。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间精诚友爱，患难与共的关系，但事实上至少还有另一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人际关系。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 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後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殷福珊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殷福珊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沈福根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六、下放十三陵农村 １９６０年秋，困难的形势已波及辇轂之下，但系总支书记还是要将５７级学生发落到十三陵农村，充教学改革的试验。 ５７级学生分住在十三陵北的几个农村，另外还有几位青年教师，他们须劳动锻炼一年。我分配在黑山寨，这是一个美丽的山村，除了粮食外，山上还有很多梨、栗、核桃等。我们参加秋收，农民非常厚道而热情，一定要我们品尝山果。那里有几个坡很陡，记得我个子高，重心高，下坡困难，几个小青年就扶我下坡。但是，他们也不断向我们反映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各种弊病，经营不善，造成粮食和果品减产。 前面说过，我们入校时，每个人虽有粮食定量，却完全不按定量吃饭。我们下乡前，在食堂已按定量打饭，感到不够吃。下乡不久，又传达上级指示，还须削减定量。这对正值青春期的人们，又须承担体力劳动，确是难以承受。但大家也想出应付之方，每天只吃早晚两顿，中午在山里饮泉水，吃果子。山里有一种野果，名叫酸枣，农民告诉我们可吃。我不能不对酸枣产生感情，现在每逢到餐馆，总是要几瓶酸枣汁，并向人们介绍自己当时的经历。秋收後的一段时间尚可饱食。到了冬天，山里的野果吃尽，于是大家只能挨饿。不少同学都得了浮肿病，我的胳膊瘦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捏合。由于热量不够，我只觉得特别怕冷，脚上生了很厉害的冻疮。 农民们常对我们表示歉意说，这回叫你们这些大学生到我们村里受罪了。其实，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加艰难，一个壮劳力还不及大学生的粮食定量。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这当然远不是当时中国农村最困难的情况。一天，我在一位老大妈家里，她拿出半块糠饼，一定要我当面吃下，说不吃大妈就不高兴。我至今也很难形容夺人口中食是什么滋味。但大饥荒年代的半块糠饼，总是比後来的一些盛宴更难令人忘怀。尽管已是四十馀年前事，有时想到这半块糠饼，就不免落泪。 有一段时间，进行所谓教改，我被派协助顾文璧先生，到十三陵的村里，进行调查。我们几乎走遍了陵区的村庄。几天换一个村，甚至一天换一个村。十三陵区的美景，决不在白天，而是在日出或日落时，站在高处，面对群山环抱的雄伟，阳光巧妙编织的朝霞暮霭的绮丽，才能观赏和领略其特有的雄丽。明朝皇帝确是为自己找了一块寄托尸骨的风水宝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口村，我初次见到一个泉水纵横交错的村落，每户门前都流着小溪，其上以石板为桥，夜晚睡觉，可以清楚地听到泉水的淙淙声。如果李白再世，肯定能为这个村庄吟哦最美妙的诗句。 顾文璧先生是１９５５年毕业後留校的，如今在无锡。一天上午，我们背负行李，前往一个村庄。他走得气喘吁吁，撂下背包，躺在一块大石上，说：“王曾瑜，你知道吗，我过去人称坦克车，现在不行了！”我感叹说：“看来你这辆坦克车没油了！”我看不下去，送了他二两粮票，他不但连声道谢，後来又多次道谢。饱食的後人也许不易理解我们当时的景况和感情。 又有一次，访问一位小胡庄的女支书，她说，解放前饥一顿，饱一顿，如今虽然粮食紧张，还是够吃。顾文璧要她计算一下当时的口粮额，以便作解放前後的对比。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前去当记录。那位女支书说，她经过认真回忆，当时的口粮额还是比现在高，但当时没有匀着吃，所以感到不够。我把她的统计带回去，顾文璧发火了，说：“你怎么能带回这种记录？”我说：“她这么说，我只能这么写，有什么办法？”幼稚的我还不懂得应当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去篡改她的口述。顾文璧毕竟比我成熟得多，他最後还是决定不上缴这份调查记录，以免于我们俩犯政治错误。 在此期间，值得回忆的是游长城。早就听农民说，离黑山寨不远的黄花城段长城修得好。我们一群男生为了此行，每天减一两粮食，到１９６１年初，方久中等女同学为我们做饭，大约是饺子，叫大家敞开吃。愈饿胃口愈大，如果真要吃饱，男生一顿一斤半粮肯定不够，大约要吃两斤上下，眼看女生要没吃了，我只能收敛自己的馋嘴。我们来到那段长城，沿着满布荆棘的城墙往上爬，我的裤子给荆棘钩破，大家爬得上气不接下气。走进高处的望楼里，严寒的穿堂风更加猛烈，猛烈到令人难以承受。我初次设身处地，体会到古代边防军士的艰辛。我们走下山，城门下是一条古代的通衢，不远有一个古城堡，四方形，城墙坚厚。我们走进城堡，才发现城里只有十字形的两条路，连结四个城门。街道两旁全是古色古香的砖瓦房。这个城堡无疑是明代屯兵所在，其实完全可作为目今的旅游景点，也不知经历文革，是否保存下来。 七、最後的一年半学习 在大饥荒的形势下，北大从１９６０下半年逐步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我们５７级却迟至１９６１年返校，转入最後一年半的学习。过去三年欠缺的基础课须补上，一直上到五年级，还要在半年内完成过去用一年时间写完的学年论文。系总支书记曾几次不点名地批判过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说大跃进年代，北大像一架机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此时至少算是停止了荒唐的反复装拆，重新运转了。这是完全的复旧，却远比三年间的瞎折腾的创新进步。 过去三年的教改方案竞出新奇，例如要按办党校的方针办历史系，一切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贯彻陈伯达同志厚今薄古的指示”，大幅度压缩中国古代史课，提出以论带史，反对繁琐的史料考证和填塞，安排学生去参加与学习完全无关的、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下乡，下厂，下店，下军，写村史、厂史、店史、营连史，组织学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诸如此类，我肯定是记忆不全了。但即使时至今日，也并无任何一个教改方案和措施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人类文明发展到２０世纪後半叶，中国大陆却以基于愚昧的荒诞、颟顸和狂暴，去蔑视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教、科、文等知识，以自诩为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此种情况竟造极于１９５８至１９７６年的长时期，而在大饥荒时只是暂时收敛而已，此後不仅故态复萌，并且变本加厉。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许多事是势不可免的，但也有加码和减码之别。例如因考上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而较早毕业分配的刘凤翥同学，回来对我们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负责人刘导生就对新到的研究生讲话，说这里不是北大，学生不能批判老师，要向老师学习。北大在陆平的领导下，无疑是加码的，而历史系的一位总支书记又在陆平的基础上加码，他似乎特别垂顾我们５７级，５７级就成了重灾区，学业损失最大。我们返校後，听说老师们私下议论，认为５７级与前後各届相比，程度最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由于不间断的运动，动辄批判，在同学关系中造成了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应当说，最受委屈的是原一班班长沈志恩同学，他被开除了几年团籍，到毕业前夕才恢复。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到毕业後一二十年，还未消除。但也必须指出，这决不能由当时的一些党员同学负责。其实，大家当年都很幼稚，唯其幼稚，所以一些党员同学就认真，不幼稚就不会认真。我在１９５８年双反运动时也挨批判，但自己确实没有记恨，尽管批判有不实事求是、过火的情况，但自己青年时代也确有毛病，批一下，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利的。当时的学生党员，一般说来，是注意自己的先进性的，吃苦在前。也远比一般同学辛苦，我们睡觉，他们却经常熬夜开会。这与目今许多党领导带头搞腐败，捞实惠迥异。当然，这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一次，我偶而与儿子谈起当年班里党支书的威权，他表示大惑不解：“怎么可能？” 好好学习本是学生的天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有一个加于所有北大学生的紧箍咒，就是白专，口头上提倡又红又专，实际上，只要有人愿意用功，就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但北大也流传另一句话，北大学生搞运动必须动员号召，学习却不用动员号召。加于历史系学生身上的另一个紧箍咒，就是陈伯达的厚今薄古，几年间，学生读古书简直成了犯罪行为。其实，中国与许多国家不同，古代历史文化悠久，不可能不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５７级的三个班在大跃进年代早已打乱，後来又分成历史班和考古班，此时历史班又要化专门化，成了不少人难过的一关。有的同学後来说，本来想学中国古代史，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没有勇气报名。我和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忐忑不安。古代史专门化初次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都是不同程度在班里视为落後分子，走白专道路者。大家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情绪低落，脸色难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三年不断的运动也造成同学间不正常的淡漠关系，彼此不敢说心里话，特别是受委屈时不敢发牢骚，因为这有可能成为被批判的资料。但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同学之间，在最後的一年半中，还是逐渐建立了正常的同学感情，互诉心曲，如今看来，是很可珍贵的。 两三年吃不饱的生活，是艰难的，每次就餐，我总是用舌头把饭碗里的粥或汤汁舔个乾净，以求增加一点营养。当时校园里不得不种菜，大家用脸盆盛自来水浇菜，从成本上说，是很不合算的。菜还常被人偷。食堂里突然供应起从未吃过的大麦粥，不久得知，这还是苏联运来的，当时中苏已经交恶，大家讥之为“赫鲁晓夫大麦粥”，虽然味道不好，尚可食用。最难吃的莫过于白薯乾。白薯乾用卡车运来，以铁铲连土卸下，稍加冲洗，就磨粉与面粉掺和，做成馒头。且不说一口馒头一口沙，吃久了，就感到烧心，一见这种馒头，胃里就泛酸水，虽然饿，也没法再吃。 在饥饿年代，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却空前高涨。大家都知道，在图书馆的学习效率比宿舍高。天不亮，校园的道路上已是学生成群，还不时伴随着饭袋里发出的叮噹声。很快就在图书馆前排成了长龙，馆门一开，犹如冲锋一般，纷纷进去抢占座位。由于座位严重不足，不久改为向各系各班分配座位号。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经常有无号的学生走动，窥伺着空位。人到晚年，经历事情虽多，但每当想起饥荒年代北大人奋发学习的干劲，还是不免掉泪。 当年的老师们大多成了故人，但我还要在此向他们表示一个学生由衷的敬意和谢意。我现在比较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们当年的艰难执教。他们的执教经历，也许是自孔子以来的二千五百年间，素以尊师重道自豪的教育史上所仅有的。他们是在承受各种生活和精神压力之下，苦苦地支撑着教学。张芝联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做报告，由张先生当翻译。杜波伊斯即席赋诗，张先生也当即译成散文诗。我作为一个听众，真羡慕张先生的英文。另一次系里组织对张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的批判。最初张先生还是脸带微笑，随着尖锐批判言词的不断发表，张先生的面色愈来愈难堪。我望着在讲台上坐着的张先生，真有点于心不忍。批判结束，还要让张先生表态，素善言词的他竟说不出话。当然，这与後来文革时对老师们的冲击和批斗相比，又算不得什么。我很晚才得知，张寄谦先生是在丈夫自杀的悲痛寡居中，拖带着两个幼女，艰苦地从事教学工作。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陈庆华先生批评说：“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如今陈庆华先生已成故人，但我还是愿在此向他公开致谢，他的教诲值得我终生铭记。 北大有民主和科学传统，这当我在校期间是知而懵然。直到自己亲历了人类史上最惨痛的内乱後，才慢慢地理解，这是母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孙中山最早提出民主，这是民族意识的一大提高，北大补充了科学，是民族意识的又一大提高。现代民族的进步，不可能没有民主和科学作为其双翅。但不民主的制度也必然相应要求出现伪科学，为其生存权辩护。专制主义是中华民族极其沉重的包袱，万恶的专制主义与北大的光荣传统势不两立，从长远看来，不管还有多少艰难曲折，北大的光荣传统是必胜的。有马校长等榜样在前，我们虽属人生晚年，也理应为批判专制主义做一点工作，尽管微不足道，也须尽力而为。这是我在回忆文章最後，对同代的北大人说的一点心里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