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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经商，大手笔出资收集国外档案，冷战史学者经历曲折 ■人物 沈志华 以档案资料收藏著称的冷战史学者。 1950年生，北京人。曾在航空兵部队入伍，也曾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后赴深圳经商。2005年初起担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冷战史，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斯大林和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著作。个人曾多次资助史学会议以及学术著作出版。 对现在的沈志华来说，做学问完全与谋生无关。多年的经商生涯给他的学术兴趣提供了回报。 短暂的航空兵生涯无疾而终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2月我就当兵走了，不到两个月，家里的哥哥就来信了，说：“爸被关起来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现在见不到人。”当时我正在教导大队学技术，因为我们是航空兵，这是必须的程序之一。学完技术之后，就开始下连队，我被分到一个分队负责维护。 当时部队上的文化成分相对比较低，像我这样从城市里去的中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又肯学习，所以在部队也比较受重视。那时，我一门心思就在钻研航空兵的技术上，觉得这样也能实现我的理想。 我在部队的第三年，领导开始找我，谈入党提干的问题。但是突然就在那一年，部队提出让我复员。那年我还不到21岁，听部队念完名单，我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傻了！我想是不是念错了，不可能让我复员啊？大家都散了之后，辅导员把我留下，说是要跟我谈谈。他跟我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没有前途了。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将来你在地方，像你这样年轻又聪明又肯干的人，一定有前途，但是部队的情况不一样。”那几天我天天喝酒，烦啊。一个人到飞机场去，抱着飞机痛哭。我不理解，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那种环境，而我这么上心，却被退回了！后来我们的大队长和副团长都找到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谁也没跟我说明白。我走的时候，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了我的下任。这些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他们还用得着。 从考清华，到进监狱再到入社科院 从部队出来，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了石景山发电厂。 我在电厂待了七年。1973年，工农兵教育回潮，是“文革”中第一次通过考试招生。 我报了名，参加了电力系统的统考。考了四门，我全是第一，记得当时我报的是清华大学的热力系。考完之后，清华大学的老师还找我面试了一次，他们很奇怪我怎么能考得那么好。那些题现在看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当时跟本就没有人学，考十分八分的人特别多。 老师跟我说：“你就来吧，清华大学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我当时特别兴奋，回家还跟我妈说了。 然而形势很快就变了。 最后录取的名单里没有我，一个四科加到一起考了15分的起重工被选去读了清华。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把火把所有的书全烧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我爸讨论这事，我爸安慰我：现在不正常，你还是不能放弃学习，但是你不要关心这么多的事。 经了这么一档子事，我再也不想学数理化了。从考完试之后的下半年，我开始一本一本地读马列，我想弄清楚马克思的理论。那一年，我23岁。 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写一点东西。这一写，被我们厂里党委书记看中了。当时我们厂也是学大庆的典范，有一次工厂到大庆去总结经验以供我们学习，我也去了。回到工厂之后，我就被调到宣传科了。 恢复高考时，我因为档案问题报名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直到1978年下半年，社科院和新华社招人，我都报了名，结果两个都考上了。父亲建议我去社科院，因为他担心我到新华社去会惹事。1978年12月我就到了社科院。开始的时候我被分到了编辑部，做的是一般的工作，校校稿子、跑跑印刷厂之类的杂活，后来考上了院里的研究生。 南下深圳经商暂别学术圈 读研究生的三年，我一直踏踏实实地读书，当时许多人关注的事情，我都不去参与了，只想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了，心想以后学术就是我的归宿了。我的毕业论文，提前半年就交了。 社科院出来后，我什么都干，在大街上卖水果、倒腾三合板，我都干过。 经过了一番周折之后，1985年，我到了深圳，穿梭在南方的几个城市，开始做一些生意，在几个公司之间转来转去。 中间有一次回到过北京，那是在1987年，我原来在世界史所的朋友到了华夏出版社当总编，他策划了一套二十世纪名著，邀请各界学者翻译国外的社会科学的名著。他给我写信，问问能不能帮他回来审稿。我当时是喜出望外啊，我一直想着回到学术界，哪怕是做边缘的工作我都乐意。 出版社给我找了个房子，不算正式职工，一个月只130块钱，天天在那里看稿子。那一年，我一个人审校了62本书，到了年底，我眼睛都差点看瞎了。当时我一天最少看15个小时的稿子，我记得很清楚，到了看第62本书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一睁开就哗哗地流泪，只能闭着眼呆着。我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你做什么的啊？你根本就没病，就是累得，天天在灯下盯着看看的。”我把情况跟朋友一说，我说：“我不能再看了。”这时候，已经是1988年年底了。 出资收集国外档案重返体制内 我又回到了深圳。在深圳待了几年，在一家公司做黄金生意，到了1990年，我挣了不少钱。当时我已经40岁了，我想我再不回到学术界，就要掉到钱眼儿里了，我决定回北京。这时候，我已经不想去什么单位了，我终于有钱了，我自己做个研究所。1992年，我开始设想建立一个史学基金，资助学术出版。1994年，我在深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苏联史会议，退休的，我出钱买飞机票，因为自己是搞苏联史的嘛。 虽然我当时没有写出什么文章，但是在那个会议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苏联的档案现在已经开放了，我们应该去搞档案。中国将来苏联史研究基础就在这里。”大家对于我说的都表示认同，但是认为难度太大，谁来组织，谁来出钱是个难题。 回到北京之后，我找到社科院的副院长王忍之，王忍之也认为是好事，但是他表示社科院没钱，要申请这样一笔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我表示我可以出钱，社科院只要立一个项目。这样，史学基金就建立起来了。 基金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国外搜集档案。 前后大概组织了四次，两次在俄罗斯，两次在美国。都是我出钱，大概花了140多万元吧。其实，我们是很省的，吃饭吃什么？喝大米粥，买个面包，卷个肠，天天吃这个。我当时跟一起去的人说：“咱们没有那么多钱，有钱也多弄点档案，大家辛苦了。”俄罗斯档案馆当时的官僚主义太耽误时间，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你能干什么？只有花钱，我在俄罗斯找了一批学者，花钱请他们帮忙印。好在当地人复印档案的价格还不到我们自己去印的十分之一。而且当时俄罗斯经济萧条，知识分子的生活很清苦，他们也很高兴干这个活。 在美国我们就是自己干。 美国的档案馆效率比较高，对国外国内的人价钱也一样。所以在美国没有别的，就是埋头干活，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打发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一边搞档案，一边自己写点东西，做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外交政策等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体制外做自己的研究，没有一个正式的单位。但是今年春天，华东师大要开办一个冷战研究中心，我正好研究这个领域，还算做出了些成绩，就正式到了华东师大。 我到华东师大，主要是两个想法。为私，这么多年，我积累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却没有一个传人，没有办法带学生。 我很想有自己的弟子，从根上传授他；为公，我多年积累的资料可以被更多的人利用，这需要有个单位作支撑。 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个领域内的档案，我敢说，除了档案馆就数我这里最全。很多俄国学者都来我这里复印档案，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一些档案不再公开，在这一点上我很自得，我的材料谁来用我都欢迎。 后来来我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我自己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这样别人查起来就比较方便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我收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资料，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才能发展。 ■记者手记 沈志华在学术界绝对算得上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奇多无比，而且好看。这样说也许沈志华不太同意，那么多大好年华，如果不是造就了几个好看的故事，而是更多地用在学术研究上，那大概才是沈志华的意愿。 然而时代的阴差阳错，让沈志华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打了几个滚儿，在商海翻了几次浪，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也少了许多埋首研究的时间。 好在一个回马枪，他还是杀了回来。 这样的人，一旦回转，就对学术界极具杀伤力。他进行学术研究，不再是谋生的饭碗：我就喜欢！过了金钱关的人搞学术，不用看谁的脸色。在学与商的领域内几出几入，对于构建一个人的多重价值好处良多，这样的人写的著作，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学者自有不同之处。 沈志华最终还是回到了学术体制之内，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沈志华被“招安”了。这种“招安”，从一方面来说，也显示了当下的学术体制表现出了宽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