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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西方年鉴史家眼中，史料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多为各种有意编成留示世人的官书，有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正史，后者则常指无意留下的各种公私记录，类似档案及各种民间文献，一般认为后者可靠性要超过前者，您怎么看待民间文献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 答：实际上在我看来任何史料都是“有意”与“无意”的集合体，也就是说，任何史料既有有意的一面，同时也有无意的一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史料的编辑、生成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无论是官书还是民间文献，这些留存后世的史料的编辑者或者说生产者，当初在创作它们的时候，都不可避免要受到他所生活时代编写文化定式的影响。可能在一般人眼中，民间文献无意的成分大一点，因此更可靠一些，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对民间文献认识上的较大误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民间文献的编成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与生俱来的文化影响，编辑者大多无可摆脱这种文化影响，由此也使大多数的民间文献游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族谱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文献，大多数族谱的编撰在于为家族提供一本相对于国史的家史，原不以示人为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说，族谱人为修饰的成分可能要少一些。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尽管族谱为家族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民族史、宗教史、移民史、妇女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族谱中存在着不少虚构冒托、夸饰炫耀的虚假成分。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在一些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就应当实事求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而非轻易迷信。那种随意摘取族谱中的某些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不顾其余，动辄轻言有“新观点”、“新发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很不严肃的，这是我们利用民间文献研究国史必须十分注意的一点。 当然，我们认为任何史料都是“有意”与“无意”的集合体，并不是轻言所有史料都值得怀疑，只是希望读史者在阅读史料时，无论是官书还是民间文献，都不要走极端路子，或者彻底怀疑，或者盲目迷信。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注重各类史料的比勘、辨别，而不要主次颠倒，一下子就做了史料的奴仆。 问：您在给学生开课时一直强调社会调查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您自己也一直躬行不倦。能谈谈您对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心得吗？ 答：社会调查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两个：一是社会调查是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而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二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研究基础即史料搜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使得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一度十分迷信。20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书资料的运用，依然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这种情况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开始，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城乡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与热情，社会调查在史料拓展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所以能够引起人们日益重视，除了这种方法能够拓宽历史学资料来源的渠道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而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因为要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一些核心问题如人民群众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等，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印证。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的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以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种历史的空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示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所在。 在我看来，社会调查作为史学研究贴近民间社会的重要途径，至少应当从这么四个方面进行这项工作，即广泛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民间文化行为资料、民间神话传说与口碑资料，以及民间意识认知资料。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相反在更早的时期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就已经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带来有益的启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资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众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而社会调查这一研究方法的普遍应用，恰好能够在这种多学科的结合渗透方面起到一个良好的沟通作用。 当然，不同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当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应该形成自己通过社会调查而积累史料的特点，形成自己运用这些材料解读历史的特点。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来看，傅先生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当然，人文社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前进，社会调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如何在吸收傅衣凌等史学前辈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无疑是我们今后必须切实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就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民间文献所留下的文字，也往往由于受到记载者文化修养的限制和私家认知观念的影响，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如此一来，就需要研究者对这些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间歌谣、谱牒私册等资料，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辨出带有普遍意义而又真实可信的资料来。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不具备传统史学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就很可能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特别是应当注意避免那种主题先行、概念先行，孤立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社会调查。 问：学术研究要做到既专精又广博是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您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明清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都有深入见解。您是如何处理治学的博与专问题的？ 答：我想这和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代所接受的两个训练有关。一个训练就是当初选择明清赋役制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时，导师傅衣凌先生嘱咐我要认真地将明清主要史籍过一遍，因此我在做学生时有一段时期经常跑图书馆，阅读馆中所藏的明清主要史籍，由此打下了比较好的明清史基础；另一个训练是来自田野调查方面的。傅先生在指导学生从事田野调查时，反复强调收集资料要注意竭泽而渔，不要顾此失彼。因为有些资料可能目前暂时用不上，但如果及时搜集贮备，将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很容易用上。现在想起来当初读书时所受到的这两个训练真的是使我终身受益，做起研究来可以纵横捭阖，而不会缩手缩脚。现在我给博士生上课时，还是反复强调这两方面的训练。 我的研究兴趣虽说比较广泛，但实际上还是有所侧重的。从表面上看，我这些年研究领域涉及到明清财政赋役制度、商人与商业史、家族社会、族群民系乃至闽台区域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许多方面，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如果说我的研究在相关问题上有一定深入的见解，也许正与这种比较开阔的研究视角以及比较多样的问题纬度密切关联。 问：您曾经与杨国桢先生合著了《明史新编》，该书既是一部体现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断代历史专著，同时也是一部颇受欢迎的高校历史学科教材。近年来，您还致力推动人文学院的教学改革，主编了一套《人文教改创新丛书》，您所著的《历史学的困惑》作为该丛书的第一本，在2004年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能谈谈您对高校历史教学的看法吗？ 答：对于高校历史教学，我个人感觉最失败的地方在于本科教育与中学教育之间的雷同。我们知道，学生在中学里接受的历史教育，只是些条理化的历史学基本常识，这可能可以满足中学历史教育的要求，然而，当学生考入大学后，很多人发现，大学所教的历史知识，与他们此前在中学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相当于将中学里的知识点再过一遍，只是在内容上有所扩充而已。这怎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呢？这种失败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的教学，因为在这种教学背景下教出来的学生，对史学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对什么是历史学仍然茫然不知，遑论在大学阶段打下扎实的基础了。 那么，高校历史教学应当怎样扭转上面所说的不合理局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引导学生培养一种历史基本认知，也就是说，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本科阶段的学生在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应当对上述问题有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能掌握一定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形成一种历史感，从而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一定基础，而不是简单重复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点。 国内有一段时间曾经热衷于高校通史教材的编写，以《中国通史》为例，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不下百部。但是，仔细一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教材雷同之处很多。反观海峡对岸，台湾地区数十年来高校大多只用一种版本的《中国通史》。我觉得大学历史教育不在于花费大精力去编辑各种通史教材，而是应当注重专题知识的讲授，我们近年来开展了一些教改活动，推出了《人文教改创新丛书》，就是希望能在高校教学中探索一种适应学生需要的教学新模式。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蔡世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