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讳韩国磐，江苏省如皋人，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归入海安县，故亦作海安人。出生于1920年1月5日，农历1919年12月24日，故他一直将生年填为1919年12月24日。 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落贫寒的家庭，韩氏乃当地大姓，论辈分，他与原江苏省长韩国钧为兄弟行，但家道中衰，食不果腹，度日维艰。父亲自幼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借宗族学田充作学资。此事父亲念念不忘，故晚年汇款家乡学校，以报学恩。 日本全面侵华，江苏沦陷，父亲誓不为亡国奴。1940年，他从江苏学院只身出逃。在南下火车上，遇伪警带着日本兵盘查，被指为游击队，实为敲诈，哭求无门，只得将盘缠全数进贡，方脱大厄。 逃到武夷山，暂且安顿，重新读书。武夷山瘴气弥漫，蛇蝎出没。不久，父亲罹重病，难以久留，后持毛先生介绍信，辗转进入厦门大学。厦大为避日寇，迁校长汀，虽山清水秀，却也林深路隘，至今仍为贫困之乡。一贫如洗的父亲，古文、诗词俱佳，师生结社写诗，常居魁首，且一身长袍，至留校任教亦不改，故学校人们戏称他为“韩国老”。有此专长，得以教授富家同学古文诗词，换些旧衣饭票，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由于营养极度不良，故无病不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肝病，更加上严重的痢疾，几致死亡。无钱无药，实在熬不下去，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冒昧致函求助，不意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如久旱甘雨，生命有望。 困厄激励英才，父亲在病榻上竟也学习优异。在他学习的科目中，由于病重不能听课，故没有修过魏晋隋唐史。这段历史，只能自己补习，不料却补成兴趣，矢志专攻，成为终生研究的领域。 厦大曾经有一些在国内领风骚的学者前来任教，但大多来去匆匆，风过影息。尽管如此，多少也能让学生开开眼界，一睹大师风采。父亲在厦大听过几位著名学者的课，如叶国庆、施蛰存、谷霁光、林庚先生等，给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书信交往，绵绵不绝。 毕业那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先往厦门集美中学任教一年，翌年，叶国庆先生提议聘用父亲，故他从1946年起，开始了在厦大长达57年的教学生涯，为厦门大学建立起魏晋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支学术队伍。 建国初期，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一个好时期，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略论隋朝的法律》等论文，以及《隋朝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侯外庐先生专门写信给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高度评价，并提出让父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职。厦大也于1956年8月，提升他为副教授。在高级职称鲜少的那个年代，他的提升是迅速的，成为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 但是，学术冒尖是十分危险的，何况父亲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既不会走门串户，又不会喝酒结帮，自以为兢兢业业工作，下班赶紧回家研究，只求不受干扰，终不可得。反胡风运动突如其来，那天上午，他还在家中读报，同为教师的母亲问他报上批判的胡风是谁，他说不知道，未曾听闻。下午到学校参加全校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父亲竟然在列，随即遭羁押于校内坦白交待。对于一位三十余岁、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青年学者，不啻晴天霹雳，肝胆俱裂，百思不得其解，索肠无从交待，几不欲生。 幸好，反胡风运动相对短暂，父亲实在没有罪证，空穴也得有风，而他出身“贫农”，此时颇有裨益，最后诬陷不成立，给予平反。对他而言，有得有失：身体大受摧残，疾病缠身，尤其是严重的肠炎，每日必须如厕三至五次，终生痼疾；精神上成为惊弓之鸟。所得者，对于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来诸如文化大革命等，因为是大面积揪斗，反而没有反胡风运动恐怖，故文革中，他能白天挨斗，晚上安然入睡，使得估计他身体挺不住的人，惊奇他竟能大难不死；反胡风运动之后，旋为反右派运动，因为父亲刚刚整过，所以躲得一线生路，否则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便是漫漫长夜笼罩。 反胡风运动之前，父亲主持厦大学报日常事务，担任工会工作，承担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后，便埋头于学术研究，从1957年到1965年，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二个好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论文：《关于拓跋魏时期奴婢的几个问题》、《唐宪宗平定方镇之乱的经济条件》、《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芍陂屯和石鳖屯》、《略述科举制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论唐太宗》、《论太宗的选用庶族地主》、《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科举制和衣冠户》等大量论文，以及著作：《隋唐的均田制度》、《隋炀帝》、《北朝经济试探》、《隋唐五代史纲》、《南朝经济试探》等。他是我国早期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代表性学者，针对唐史研究详前略后的现状，他特别注意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研究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指出其间政治、制度、经济的种种变化，拓展了唐史研究。他对于经济形态的变化尤为关注，对于南北朝经济史作了全面的探索，并计划撰写隋唐经济史，不幸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未能完成。 父亲对于历史的考察是细致的，能够把握细小的变化，见微知著，如对科举制的研究，根据《房玄龄碑》考证进士科产生于隋朝开皇末年，提出科举形成“衣冠户”阶层等等，可见其研究风格之一斑。 父亲对于古文献用功甚勤，自我懂事以来，父亲的形象就是严肃的，每天在狭小的书桌读书写作，从不间断，高兴时，吟诗写字，有时也教我下围棋，但棋力不强，不久就被我打败了，他也并不在意。他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写诗，颇得唐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间隙时刻，他也不时拿出古典诗文，吟唱得津津有味，还把我叫到跟前，亲自把教古文和诗词。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买书，厦门偏僻，没有古籍可购，他四处觅求，写作累了，就带我上街，他买书时，顺便也给我买几本连环画。 1962年，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休养，找厦大教师谈农民起义问题，王亚南校长推荐父亲出席，畅谈之后，郭老颇为意外，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知己。郭老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解放军参谋事业的奠基人，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诗文书法俱佳，被誉为“一代儒将”。将军与教授在古典诗文上意趣相投，爱才之心顿生，郭老见父亲年轻多病，亲自安排父亲到南京军队疗养院疗养一年，让他换了个身体，才能挺过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突起，父亲作为厦大的“三家村”，和校长王亚南教授等首先被打倒，关进牛棚，家被抄了几次。他平时受学生尊重，所以，抄家倒是比较文明的，红卫兵手下留情，仅拿走文学书籍，历史书基本留下，只在书橱上贴上封条而已。整个文革，父亲虽然多次进“牛棚”，但基本没有遭受武斗，和其他教授相比，他是幸运的。令他伤心的，是他的学生诬陷他，挑出他《论唐太宗》的文章，说他讲唐太宗前十年统治得好，后十年骄傲自满，统治走下坡，这是影射毛主席。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可是杀头的罪名，让他胆战心惊。身体本来多病，顿时全身浮肿，母亲自从反胡风运动以后，就受牵连而失去工作。父亲的工资被扣，仅发生活费，母亲天天为父亲烧饭，让我去送饭。我家住在鼓浪屿，要乘船后转车，才能到厦大。当时我九岁，成了黑帮的儿子，出门经常遭到围打，但也不能不坚持每天送饭。后来，其他几位关“牛栏”的教授，如陈诗启、张立、傅衣凌等家属，也经常让我捎带饭食，或者传送东西，故我双手都提篮子，装满东西，不时惹得看管的红卫兵生气，免不了挨骂。 不久，母亲也病倒了，她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而市场的供应越来越坏，我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在市场人山人海中一个劲往里钻，挤到7点多，好不容易买到一块猪肉，再买其它青菜，回去做饭，然后给父亲送去。下午就渡海到市区找中医，买中药，回来烧给母亲喝。父亲有三个子女，两男一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丁抽二，剩下我和父母相依为命。 父亲受了许多气，都往肚子里吞，这就闹出毛病来了。开始是咽不下饭，得用开水送，一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时为1975年6月，我差一个月高中毕业。消息传到北京，郭化若将军四处奔走，可他认识的名医不巧到云南下乡。这时，我表舅王世锐恰好到厦门，他是交通部总工程师，原为福建省交通厅长，同学李温仁，原是福建协和医院院长，我国享有盛名的胸腔外科专家。我持表舅的介绍信，和历史系柯友根老师一道先去福州联系安排，接父亲入住省立医院，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两个手术组，一组开胸，一组开腹，把原来需要8小时的手术，压缩为4小时，取出大如拳头的食道癌，整个食道切除，胃直接与咽喉相接，置于肋骨外。李温仁大夫，不但医术炉火纯青，而且为人诙谐幽默，极端负责任，安慰父亲，说保证他今后不再长癌。这个保证应该让老天知道了，所以父亲以后果然不再有癌症，得享天年。父亲命中多贵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生病前，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他的《隋唐五代史纲》，让他修改，由张维训先生负责编辑。张先生是个厚道君子，对我父亲极好，为了此书，不辞疾病辛劳，亲自到厦门进行编辑工作。父亲患病，可谓是绝症，他非常矛盾，书已经修改大半，生死抉择，他选择修书至死，不愿到福州治病。后来，表舅劝他到福州，边治疗边修订，他勉强同意。再后来，李温仁保证他手术成功，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手术之后，进行了几个疗程的化疗，那是长期的、更加痛苦的过程。厦大党委书记是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曾鸣，亲自为他联系省休养院，就在鼓浪屿海边。当时我承朋友帮忙，在鼓浪屿高频设备厂当临时工，先是在电镀车间，用剧毒的氰化物电镀锌，后来去挖地道，拉大板车，扛石条。尤其是前项工作，稍不留神，就一命呜呼，所以，每周有一份猪头皮或猪杂的营养餐，在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年代，这是无比的美味佳肴，正好送给正在化疗的父亲，增加营养，挺过化疗。父亲毅力坚强，默默忍受痛苦，从不叫唤。《隋唐五代史纲》的第一次修订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那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它印了数十万册，在文化被革命的时代，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父亲欢欣鼓舞，迎来了学术事业的第三个好时期，参与并主持申报博士点，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撰写了《隋唐五代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纲》、《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南北朝经济史略》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常委。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父亲送我到船边，叮嘱我学成归国，特地在翌年春节写下一首诗： 域外逢佳节，情当倍思亲。母为儿女态，应与泗洙邻。 事业鲲鹏志，文章班马醇。学成归国后，漉酒洗清尘。 期望殷殷，父亲始终是一位爱国学者。 世纪初度，我告别尽心效力近二十年的厦大，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新的工作。两个学校，风格差异颇大，为了适应新环境，我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怠慢。学校和系等部门，也尽量为我创造宽松的工作气氛和条件。为我的到来，系领导还亲自到厦大，并同我父亲交谈。父亲始终支持我的选择，时时来信，鼓励有加。我也尽可能回厦门看望老人，去年一年就回去三趟。但是，毕竟不能常在膝下侍奉，总是惶惶不安，竟至满头斑白。这种心情，常人难以体会。 离开厦门时，我们力劝父亲搬到厦大居住，因为原来的宿舍已是百年老屋，实在破败不堪。父亲不愿迁移，多有忌讳。多次劝说，尤其是在鼓浪屿得不到好的治疗，父亲终于同意搬迁。今年四月，我太太专门到厦门，向厦大领导申请搬房，幸蒙批准，办好手续。父亲入住后，颇为满意。不料风云突变，他真菌感染发烧，送厦门市第一医院，注射抗生素，翌日肝脏损坏，抢救无效，呼吸衰竭。 我和哥哥都是事后获知消息，如晴天霹雳。即刻赶回，五内俱焚。我纵足飞奔，以光的速度，想紧紧抓住父亲撒开的双手，却只能千百遍地隔着黄泉呼唤你，唯愿整理出版父亲的文集。此事我曾多次向父亲提及，并蒙他同意，着手代他修订著作。父亲亦有积蓄，可以聊助刊行。但此次回去，被告知父亲积蓄不见了，文稿亦有损失。丧父之痛未已，纵有何种变故，皆愿来日弥补。天佑善良，愿父亲走得平安，早登彼岸。 追思那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刻骨铭心。 57年教学生涯，风风雨雨，走到前头，必是春光和煦，莲花灿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