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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英国政治制度史》出版不久，很快又推出了国内首部《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不是为了抢占出版商机？而且，曾有一位评论家概括道：“如果说《英国政党政治史》为《英国政治制度史》奠定了学术基础，那么，《英国贵族史》则是《英国政治制度史》的补充，这种别具匠心的学术构思与学术历程，是作者由约而博与由博转约的真实写照。”——您认为这种评价确切吗？ 答：这实际上包括了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头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曾几次听到。我的回答是：不排除争抢“千禧年”出版机遇的念头，但主要是自己早就将《英国贵族史》的研究列入研究计划，是自己多年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合理而自然的扩充；是自己从英国政治史向英国社会史的有意切入。所以，那位学者的评价是相当准确地说明了我的研究历程的。 我对英国贵族史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英国政党政治史时就开始了，并有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读书和在国外任教时，搜集复印了几十种研究英国贵族史的英文学术专著，如：特伯维尔的《十八世纪英国上院》（1927）和《改革时代的英国上院》（1959），劳伦斯·斯通的《贵族危机，1558—1641年》（1967）；迈克尔·布什的《贵族特权》（1883）；诺曼·加什的《1815—1870年间的人民和贵族》（1983）；约翰·坎农的《贵族世纪——十八世纪英国贵族》（1984）、格雷夫斯的《都铎议会：君主、贵族和平民，1485—1603》（1985）；贝克特的《1660—1914年的英国贵族》（1986）；纽曼的《亨利一世在位时移居的盎格鲁—诺曼贵族》（1988）；坎纳迪因的《英国贵族的衰落》（1990）等。 浏览以上著作，可发现：除了贝克特的《1660—1914年的英国贵族》时间跨度较长外，其他各种专著都是短时段研究。短时段研究的长处是比较周严精细，但不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发展特征和趋势。对此，我根据自己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中的体会，先于1990年撰写了《论英国贵族权势在近代的长期延续》（《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后又在《史学月刊》、《河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铺垫工作，使我以后的《英国贵族史》的写作快了许多。 在《英国贵族史》中，我有意强调：英国贵族群体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和发展连续性的原因，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善于协调自身与王权、宫廷的关系。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迅速更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善于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情势下，较老练地处理本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例如，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他们既是王权的追随者、服从者、合作者和维护者，又是王权的对抗者、挑战者、监督者和制约者，是《大宪章》《权利法案》等重要历史文件制定者，“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他们与别国权贵的不同点，是在政治斗争中，善于捕捉有利时机，把握斗争分寸，运用群体力量，援引历史先例，发挥创造精神，采用法制手段，与国王达成了较为切实可行的契约关系，最早创立和逐渐完善了议会制度，率先获取了从事合法斗争的组织机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不列颠贵族更是稳居国家权力的中心，精心营造了以大地产者为核心的贵族寡头体制，把多种权力运用到极致。他们长于政治防守，又不放弃必要的退却，能够较为及时地掌握政治主动权和社会领导权。他们反对革命，但能发起渐进式改革。他们维护私利，却能兼顾其他阶级的利益，步步为营地缓和社会矛盾。总之，英国贵族在历史舞台上，多次扮演主要角色，屡次使用保守主义的画笔，描绘出颇有特色的历史长卷。 书内还阐明：英国贵族之所以有着强韧的生命力，还在于它的系统性、开放性。所谓系统性是它在各个时期，都拥有界限比较清晰、职权相当分明的等级划分、管理模式和传承制度。所谓开放性是它的成分能通过自然淘汰、爵位封地或地产财产的转让、爵位封赐和晋升，逐渐地部分地更新。就阶级属性演变来看，英国贵族经历了原始社会军事贵族、封建主义贵族、资本主义贵族和当代劳工贵族的变化，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书中还有意将政治史和社会史加以交汇，介绍了英国贵族的婚姻、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以求增加知识含量和可读性。 问：通过您对自己学术历程的介绍，了解了您的研究范围扩展。我还想问的是：其一，您对英国贵族史研究是否已经结束？其二，您目前和稍后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答：我先回答头一个问题。《英国贵族史》问世后，有了点影响。一些报刊发表了多篇书评，给予肯定。但几年来，每当我重读它时，总为这册小书的诸多不足而不安。其中不仅对英国中古时期贵族体制的演变写得过于简略，而且有关近代时期贵族作用的理论分析也较欠缺。书中虽然也谈及近代贵族体制的成因，但对这一体制形成的历史分析却显得单薄，对该国土地贵族如何控制政党的史实甚少提及，与同时期欧洲大陆各国贵族体制的比较也不够充分。同时，我还想到了国外有关研究的薄弱点。如时间跨度大多较短，使人难免会有“管中窥豹，仅见一斑”之感，不利于宏观考察。还有，英国的一些著作，资料丰富，但理论分析存有缺憾。国内研究的不足主要有，第一，在肯定“光荣革命”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特征时，对国体实质性演变的分析失于笼统，忽略了政治体制变革之下所隐藏的阶级属性的实质和演变。第二，缺少对贵族地主在经济方面的较全面的考察，对英国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化的影响写的不多。 基于以上考虑，我继续搜集资料，撰写了《近代英国贵族体制研究》的长文（约25万字）。这对《英国贵族史》是补充和深化，不久就会面世。我期待着以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第二个问题，我想汇报的是：目前我正进行我的“英国政治史系列”的最后一项——《英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目的是想通过对不列颠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梳理，揭示英国各个时期政治思想对本国社会、政府决策，乃至其他国家的影响。 等到我完成了《英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后，我策划多年的“英国政治史”的协作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我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若是还有余力。我想写一本“英国政治文化随笔”，记述和向读者汇报我多年研修英国政治史的体会，对自己大约三十年的英国政治史研究加以盘点。 问：除了英国政治史外，您还结合英国史教学工作做了那些研究？对你自己研究重点之外的英国史研究现状有何看法？ 答：针对我多年讲授英国史而没有足够的篇幅得当的英国史教材的情况。我于2001年春季完成了《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约四十万字，可作为教材使用。问世后销售情况良好，很快重印。 《英国史》的写作过程，也是我扩充专业知识的良好机会。我借机阅读了一些英国通史的书籍，深感自己在英国史研究中还有许多知识要学，有许多事情要做。至于国内的英国史研究，首先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了长足进步，发表了许多较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其范围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殖民帝国和外交史等。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我国的英国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潜力。与英国史学家在中国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相比，明显不足。例如，英国李约瑟博士曾花费几十年之功，精心撰写了享誉世界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英国皇家学会和历史学会在20世纪也组织完成了不少多卷本的中国史巨著。可我国同类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少。英国通史也没有写出多卷本来。目前研究英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论著倒不少，但具体到有关城市管理、环境、人口、金融、交通、家庭生活、福利体制、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专题性著作还不多；一些“泛论性”的作品在内容和材料上多有雷同。鉴于此，我们英国史研究圈子应该提倡发扬良好的学风，采用实证性研究方式，尽量多地占有资料，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写出较多专题性著作来。以后在此基础上写出多卷本英国通史来。这样，我国的英国史研究水平肯定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肯定有助于我们汲取英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问：听说你先后多年负责河南省普通高招历史试卷的评定工作，又是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目前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你对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和教材编写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答：除了英国史和英国政治史，我还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曾多次参编和主编教材；为本省中学教师开设专题讲座；到省外学校做学术报告等。还有，我是从1978年就参加高招历史评卷的；1993年以来又多年主持河南省高招历史试卷的评阅工作，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我在国外世界史教学的感受和对中外历史教学异同的比较，我觉得系统性强、难度大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而某些绝对化和教条化是我们的不足，单一答案的“定性”问题太多限制了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国外中学历史教学和考试中不但观点纷纭，求同存异，经常还有“多解性”问题。举一个例子，美国80年代小学五年级的历史课本里，第一章题名为“是谁最先发现了美洲？”其中运用多样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在哥伦布到来的500年、甚至1000年之前，北欧维京人、亚洲中国人就不仅拥有高水准的造船航海能力，还曾抵达过美洲，所以，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只有相对意义。关于哥伦布的姓名称呼和形象，课本中列举了5种不同语言的叫法，并印有5张胖瘦不同的画像。换言之，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开启学生思维能力，对历史问题产生疑问，激发探究的兴趣。 近年来国内倡导素质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内容和方式有了变化，高考出题也有意考查学生分析认知问题的能力，即便如此，还是“单一性答案”的问题偏多，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未能完全突破旧说。至于高校和中学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有了较大变化，可还保留了一些陈旧的内容和观点。我这里试举二例。 其一是关于断代史的分期，即世界“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将之绝对化，引经据典地断言“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是划分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准。其理由阐释是：所谓“古代史”，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古史”是指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代史”主要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并开始衰落的历史；而“现代史”的开端则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划分方式的最大弊病，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断代史与表示社会性质的专史紧紧挂钩，将两类不同的概念混淆，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典型的历史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将灵活的问题用僵硬的教条主义来解释。甚至在不久前，仍然有人断言：历史分期是“原则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这种划分方式质疑，并于1981年写了《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一文，强调，划分历史各阶段的标准不是“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而是“时间”的远近，其参照系是“现代人”。即是说，凡是距离我们现代人比较久远的，属于古代史；不太久远而又非多数现代人所能经历的，是“近代史”；距现代人颇近、又由部分世人所亲身经历的，是“现代史”。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经离“现代人”很近，应是现代史的开端；可目前这一事件离我们比较远些了，就归入世界近代史了；再过几百年上千年肯定还要归入古代史，尽管十月革命的社会形态属性没有改变。又如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对于亲身经历了的杜甫而言，是现代史；对于唐末李商隐而言是近代史；相对于我们来则是古代史。尽管这一事件始终是发生在封建主义时代。 此文写成后，我先后向多家报刊投稿，均被退回。有的编辑还回信说他们赞同我的观点，说国内的分期方法委实是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可由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还是不能发表。于是，我的这篇短文就久久束之高阁，直到1993年才在我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通讯》上“非正式”地发表。而它正式发表在《史学月刊》上，则是1998年的事情了。我这篇小文前后17年的遭际，说明我国史学中教条主义根深蒂固，也说明了倡导学术自由的必要性。 我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多年关注的另一重点是国际共运史问题。8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史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近代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学术会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文了。各种重要考试（包括全国普通高招历史考试）也几乎不出这方面的试题了。可我们现在的许多高校和中学讲义还在重复着旧观点，对于“议会道路”、“修正主义”、“中产阶级”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属性等问题，照旧持正统的批评立场，解释简单武断。这种做法，给课堂讲授带来了诸多不便，学生听课兴趣索然，甚至公开质疑。鉴于这种情况，我斗胆发表了《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性》，集中阐述了我对近代时期国际共运史中的几个所谓“敏感性”问题的看法。鉴于该文发表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回想我近三十年的专业研修，我觉得目标明确、持之以恒是我循序渐进从事专业研究的门径，而多年形成的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诸多师友的支持，则是自己不断进取的动力。 真诚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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