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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研究生之时，在为继续提高俄文而看俄文考古文献时，对北亚草原地区的青铜器因已有一定了解而比较注意。而且，因为学习金文时，也有一个断代研究的问题，故而对商周青铜器的器形做类型学的编年研究，也是我读书和到外地参观学习时的一个注重点。商周时代中国境内北方草原式青铜器和中原式青铜器每每共存，并有相互影响的现象，引起我许多思索，但当时无暇专门考虑研究。 1973年调回吉林大学后，在同时讲授“西伯利亚考古”和“商周考古”的备课过程中，陆续又积累了一些资料。但起初只就青铜“弓形器”写了一篇论文。这种广布于北亚草原而又见于商末周初的中原地区的器物，过去中、俄学者各就本国的考古现象推测其用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综合了中、俄两国的考古现象，论定它是驾马车的武士系挂于腰带前方的“挂缰钩”。后来俄国青年考古学者瓦廖诺夫因为懂中文，知道中国方面的考古发现情况，在并未看到我的论文而在稍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可见考古研究中扩大视野的重要性。但我在那篇论文中，仍流露中原一切都先进的思维定势，尚未考虑这种和马车有关的器物，和马车本身，都有从北方草原传到中原的可能性。 1982年我应邀参加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国际商文化研讨会，由于是和湖南省的高至喜先生同时被补邀的，我想，我提交一篇商代北方考古的论文最合适，故在会前赶写出《商文化青铜器和北方地区的关系之再研究》一文。经夏鼐先生审阅，认为可用，提交会议。在会上宣读后，颇受先我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唯一中国学者高去寻先生的嘉许。当时写此文时间仓促，而且在长春有很多书都无法查阅，在资料工作上是有欠缺的，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看法：①中国境内北方青铜器的集中分布地区，是整个横贯欧亚的大草原地带的青铜时代大文化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有自身的特点，而且本身还应进一步分区。②这个地区的青铜器应有自身的起源，且起源年代至少不晚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③这个地区的特殊形式的青铜器，和中原式的青铜器有种种互相渗透和吸收的现象。不认识这一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原地区青铜器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重视对“北方系青铜器”的研究。④欧亚大草原大文化区中共同具有的颇为一致的文化成分，并非起源于一地，而有不同的发源地。当它们被早期游牧人一一吸收后，便有可能传布到很远的异地。因而我把草原地带比喻为特殊的“旋涡地带”，它把来源于周围地区的文化成分搅成一体，同时又把这些成分像飞沫一样飞溅到其周围地区。我提出这种“旋涡模式”，也就否定了过去外国学者反复争论“是西伯利亚的青铜器影响了殷墟，还是殷墟青铜器影响了西伯利亚”这样简单的思路。但在这篇论文中，我暗示了中国境内的北方系青铜器的主人可能是基本不使用陶器的游动牧人，商代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流布伴随有原来当地农业定居文化被排挤的现象，现在看来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过度推断。这篇论文迟至1986年才在美国以英文刊载在张光直主编的《商代考古研究》论文集中，而国内在1987年才刊载于苏秉琦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1）中，这时，国内考古界对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已经开始重视起来了。 我起初把北方系青铜器的主人设想为游动的牧人，是因为这种青铜器的主要分布区，和传世典籍中记载的“戎狄”的活动区大体相合。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戎狄”就是后来的以匈奴为代表的“胡”的前身。考古界有不少人把战国以前的含北方系青铜器的遗存都称为“早期匈奴文化”，也是从这种传统观点提出来的。 我读《左传》中有关戎狄的记载，一直有一个难解的疑团：为什么没有一处记载能证明他们是骑马游牧民族，却明白记载他们有城，军队是步兵？近年来，考古发现的颅骨资料的人种鉴定日益开展，我校的朱泓教授就是做工作较多的一个。我在向他多次请教和讨论中，明确了目前战国以前和北方系青铜器有共存关系的颅骨，绝大多数都是东亚蒙古人种，而可确定为匈奴、东胡墓葬中的颅骨是北亚蒙古人种。这就否定了战国以前大多数含北方青铜器的遗存是“早期匈奴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我在1992年于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题为《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研究》的论文，在文中全面分析了从河北桑干河河谷到甘肃东部及内蒙阴山西段春秋战国之际的含北方系青铜器的各种文化遗存，分别讨论了它们的族属，井指出它们绝大部分不是匈奴的前身。同时也就同司马迁《匈奴列传》中把早期北方各族都和后来的匈奴视为同一大族团的观点宣告决裂了。 1994年我受邀去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作自由选题的学术演讲。此前我就“考古学上所见的周代的戎狄”这一问题，再次做了通盘的资料汇集和思考。从肯定戎狄不是胡的前身的基点出发，进一步考虑了春秋晚期以前有哪些遗存已被确定为戎狄的遗存，还有哪些可以考虑为戎狄的遗存，从而认识到周代的戎狄仍是普遍用鬲的土著族团。在山西和陕北，这类遗存现在发现还少，但已有线索可寻。但是考虑到中原地区的养马和马车是在殷墟时期突然出现的，而马车的形式跟现今蒙古国和内蒙岩画上颇为多见的马车完全一致，可以推想，骑马而会驾车的游动牧人群团，原先的活动地区是在更北的蒙古草原。但殷墟出现马车，和周代金文中记载的和用马车的北方入侵者搏战，都表明蒙古草原的人群早就开始南下活动。如从这样的观点考虑，则春秋以前中国境内的北方青铜器，实有可能分属于南下的游动人群所遗和土著的戎狄所有。这是我现在的新设想，有待今后考古发现的继续检验。 这样的设想，和我对内蒙东南部考古文化进行研究时提出的一种观点是有联系的。那个地区，在有文献记载的时代，长时期是农业定居者和游牧者交替占有或同时并存的地区。我认为，该地区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种定居性农业文化之间有一段年代上的空白，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后来进入该地区的战国燕文化之间也有一个年代上的空白。这种空白，就是游牧人进入此地、全面破坏农业定居文化造成的。而这一地区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有的不与上述两种文化的遗物共存，有的则出现于上述两种文化的墓葬和遗址中。因而，我提出一种模式：在居民点分布远比现在稀疏的古代，农业居民的村落犹如一个个岛屿，有很大的空地可容游动的牧人穿插其间。当游动人群如涓涓细流时，岛体可能被局部浸淫或化解；一旦洪水汹涌而至，岛体便被完全冲毁、淹没，变成一片汪洋；而到洪水退却时，或是因为浊水本身的沉积，或是因新的定居者的迁入，都会形成新的定居文化的岛群。这个观点，我是在1992年于石家庄召开的“环渤海考古讨论会”上提交的《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一文中首次阐述的，后来在1994年庆祝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建立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又做了进一步说明。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燕山南北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广大地带的青铜时代文化，也可以用这种“岛群—流水模式”来解释。由此反思我在80年代时设想在商代晚期起曾有过淹没一切岛屿的大洪水，是不符实际的。 六 我在东北考古和北方考古研究中，比较重视已发现的考古学遗存的族属判定问題，这方面的一些结论，如东北系铜剑非东胡遗存，而是秽貊、朝衅、真番共有之物；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不是北沃沮遗存，而是全部沃沮人的遗存；老河深二期文化不是鲜卑遗存而是夫余遗存；夏家店上层文化不是东胡遗存，而是山戎遗存，现在看来都仍是站得住脚的。 在这些论辩性的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到，在考古遗存的族属上的种种纷争，一方面涉及考古遗存的正确分类和考古学文化正确划分的问题，而更多的则涉及对文献记载的利用方法问题。 现存古籍中对许多古代民族的记载是零星、片断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最容易造成错误的，是只引用其中的一两条记载而立论，这往往会误入歧途而造成更大的混乱。专门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一般都注重收全某一古族的全部有关文献，才做出结论，但仍然众说纷纭。我认为其中的关键问题是：①对诸条记载的形成年代和可靠程度未加重视，或已经重视而具体见解不同。②同一族称的实际含义有复杂的历史变化，即使是同一时代的文献中，不同作者对一同族称的理解和使用也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題，更是往往被忽视。总之，如果只是罗列一大堆有关文献，不能对它们做必要的历史性的分析、而放在同一平面上来处理，结果也会陷入迷阵，而得出谬误的结论。考古工作者往往不可能自己去遍查史料，做全面的历史性的分析，因而只能借鉴民族史研究的某家结论。如果借用的结论本身是错的而不自知，一味坚持和宣扬，又使民族史上本来错误的结论，在表面上得到了考古学的实证，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我主张在讨论民族史问延时，不但必须收全文献资料，而且应该特别强调分析资料中所必须具有的“史识”。考古学者在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时，尽可能自己要做一番文献学研究，再下结论。而且，以个人的族属结论来命名考古学文化，是很不可取的。 回顾自己从学考古到教考古的30多年，想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面铺得挺大，但在哪个研究方向上都没有深入下去，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要一言蔽之，只能说都是在探索古代历史真相这个初衷下做的文章吧。自己越做，越觉得这题目至大。除了自己还想做下去，在有生之年还想要多教些年轻人做。所以近年又给本科生开了《文史工具书举要》这门新课；带研究生时，为了他们将来工作的需要，又指导了辽墓、汉简、东北汉代墓葬等我本来也没有专门研究的课题。这些与其说是我在教，不如说是为了教而在学。但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大概不这样逼着，也许反而学不了什么了。探求历史真相需要多方面的方法和手段，能多学一点强一点，而且，就认识中国历史特有的规律性现象而言，只求得几个点上的真相，既串不成线，也连不成面，就无“规律”可言。身为教师，我愿意继续为教而学下去，在不断学习中继续研究下去。 1996年5月于长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