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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 我首先想说我是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在1978年3月1日的日记里，我尝试整理自己的知识，试图问自己：我知道一些什么？下面就是当时的一个总结： 自然科学方面—理论方面有一点简单的进化论知识，自然发展史的序列，生物进化，肤浅的天文知识，不巩固的初等数学知识，初中水平的物理化学知识，对新时代各门科学的互相渗透有一点了解，科学史读过丹皮尔的《科学史》，所读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是19世纪末的概括，虽然激动人心，但带有上世纪特有的某种独断，还读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有一本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维纳的书也努力想读，但不是太懂，爱因斯坦只是二手材料的介绍。 哲学—看过文革前、后编的几本教科书及哲学辞典，对辨证法、认识论、本体论、历史唯物论有正统的理解，学过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看过费尔巴哈和洛克等人的原著，逻辑学只看过一本苏联教科书，同时还有一本心理学教科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看过几本教科书。 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许都可归入马克思主义（从上述的分类即可看出，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来分类的），因为我都是看这方面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方面知识还包括：1马、恩、列、斯的学说、生平：马、恩和列宁的两套选集我都细心地读过两遍，还包括选集之外的他们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以及一本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布）党史。2毛泽东生平、思想：通读毛选三次，虽然仅最后一次接近于是研究，还读了文革时期出版的《红太阳文献》、《毛主席文选》等，以及各种回忆录，与斯诺的谈话等。3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 历史—看过五本苏联教科书，二本中国编的世界近代史，一套美国编世界史，以及杜鲁门、甘地、尼克松、田中、希特勒、纳赛尔、载高乐、希思、基辛格、福特等人的传记，《第三帝国的兴亡》、《勃列日涅夫传》、《格瓦拉传》、《和平的反革命》等等。 读过中国通史，先秦部分印象稍深，以及《史记》、《论语》、《通鉴》一部分。 文学—鲁迅作品几全看过，还读了一些鲁迅生平的资料。印象较深的作家和作品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茅盾、柳青、峻青、杜鹏程、王汶石、杨沫、浩然等人的小说，郭沫若、郭小川、李瑛、张永枚等人的诗，民歌，杨朔等人的散文，《新观察》，《萌芽》、《解放军文艺》、《朝霞》、《摘译》等杂志。古典文学：《诗经》、《文选》一部分、一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外国文学：如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托尔斯泰、契诃夫、罗曼•罗兰、杰克•伦敦、高尔基，肖洛霍夫、惠特曼、裴多芬、海涅、《浮士德》、《九三年》、《德伯家的苔丝》、《当代英雄》、《牛虻》、《草原林莽恶旋风》、《苦难的历程》、《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日本沉没》、《战争风云》等。文学理论看过一本教科书，看过几套中国文学史。 外语几乎等于零。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曾做过谁的私淑弟子，小学毕业正好遇上文革，虽也曾在收购部门口守过别人卖旧书，也曾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但阅读不能不打上这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我就要从这一个基础开始。除了文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我阅读量最大、用力最勤、读时态度也最虔诚的一个门类，迄今依然。 二、学外语的经历 大概除语言学者之外，一般学者学外语本算不上学术，不宜放到学术回顾中来谈。但对我们这一代早年不得不失学的学人来说，学外语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一代人中有思想力的人不少（他们一下被抛到社会底层，也不能不逼着对许多问题进行思考），但其中很多人却被外语所拖累，不能报考大学或研究生而难于得到专事学术研究的环境，而一些终于进了大学之门的人，又往往还要继续艰难地补课，把相当一部分本可用于思考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象孩子一样牙牙学语，而且还远不如孩子们学得那样自然和效果好。然而，学外语对于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又确实极其重要，说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还不够，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大门。所以，我们不能不首先逾越这一极大的障碍。 一九八零年初的时候，我正在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此前我在塞外呆了六年，于七九年春天才作为一名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来上海。当八十年代来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今后到底从事那一方面的研究，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要做或能做一名学者，我对文学可以说是更感兴趣，那时我也根本没有可能报考地方大学，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要好好利用这一学习机会，为今后作一点准备。时代的机遇是为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提供的，但我首先还得为争取一个最起码的学术环境而奋斗，我当时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也还茫然无知，也一时无法改变自己的外在境遇，我只是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激情和求知渴望。于是我对自己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做、不管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说是浪费了时间、都是必要手段的事情，既然我估计我的领域还是会在人文方面，我想至少外语和古文这两种工具对我今后无论做什么都是绝对有必要的，我想先学英语。 当我刚到上海时，我的外语水平还只是刚听完广播电台的初级班，而在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上海时，已经能够流畅地阅读如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的英文小说了。这并没有多少诀窍，外语大致是有多少时间投入就会有多少收获，并最好使自己的精力在一段时间里相当集中。假如大学四年，平均每天学一小时，就会远不如哪怕仅学半年，但一天学八小时。不想老学外语的最好办法是尽早尽快掌握它。记得我曾对一个首次恢复高考就进了大学，如今也在担任教职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仍在为外语头痛，是因为你是在大学里学的”公外”；我之所以不再为外语烦恼，是因为我是在没有什么其他诱惑的情况下自己学的”私学”，我可以不管任何功课而全力以赴。掌握一门外语是有一道门槛的，过了这道门槛，那怕丢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忘记，而没过这道门槛的话，学学停停，恰始终只是学而不投入应用，那么，可能一、二十年还是在这一门槛前徘徊。 在上海的那一年半中，我每天大概用五、六个小时来学习英语，而且后期主要是书面英语，对功课只是用最少的时间来应付，虽然也应付得不错。由于军校纪律的严格，绝对是不允许旷课的，而且课堂上经常来回检查，所以我主要是利用安排的自修、讨论（因我当时担任学员分队长，可以努力安排以尽量有效的方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完成讨论）、平时不多的一些个人支配的时间和节假日。在课堂上，开始还能够在同学的掩护下学外语，后来检查渐严，我只好默记词汇，并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来背诵，记得当时用这种办法背完过叶剑英七九年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一九八零年八月，我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学院担任教员，在读了一些英文小说之后，我想最好的巩固和掌握英语的办法还是尽快地投入使用，取得切实的成绩，从而增加自信心。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开始翻译美国哲学家梯利（F.Thilly）的《伦理学导论》，并很快立定日程，每天译七到八页，三、四千字左右。当时并没有出版的打算，而主要是想通过翻译来学习外语，所以，在译出初稿之后，我又仔细校订了两遍，由此巩固和提高了我对英语学术著作的阅读和理解力。 来北京后，我经常去北京图书馆借阅这方面的专著，并定期浏览英文学术新书和刊物，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九十年代。一九八七年，北图在紫竹院建立了新馆，并开辟了外文新书阅览室，离我所住的地方更近、更方便了，有数年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那里阅读每月的英文新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英译本，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著，并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这一阅读的经验使我至今难忘，在啃过这样一本大书之后，读其他的书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接着我又读了其他一些存在主义的原始文献，写出了一组有关萨特和马塞尔哲学的论文，并由此得以和当时北京最有新锐之气的一些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年青学者相识并结为好友。 一九八四年六月，我参加了在江苏镇江举行的专门讨论《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两书的学术会议，记得当时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熊伟先生几次大声疾呼和勉励年青学者学好外语，并且多学几门外语。他并以陈康先生为例，说陈康先生发愿，要精研古希腊文和希腊哲学，让以后西方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都不能不读中国人的著作。如今老人已逝但言犹在耳。当年七、八月，我在等待入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一九八五年的暑假我又开始学法语，初冬，开始译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的《道德箴言录》。后来还阅读过法文版《帕斯卡尔全集》的一些篇章，写成《生命的沉思》一书。一九八六年我还学习了德语，通过了研究生二外的德语考试。学习这些外语使我对西方一些概念的词源和语义辨析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外语了。由于精力的有限，所以我想在外语的学习方面就不能不知止了，尤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在远非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来艰难地进行补课的，很快，一些紧迫而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虽然我极其尊敬熊伟先生，但还是不能不对他的话和我自己的学术使命有所反省，我想，陈康先生是否实现了他的弘愿呢？而即使实现了又怎样呢？又是否真的符合一个中国学者本可有的弘愿呢？后来也曾有人劝我想方设法先出国，说假如你跟随某位大师从学，回国后你就是有关这位大师的学问的最高权威了。但这岂是我之所愿？我想，对我来说，也对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叙述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解决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如果今后中国的思想学术（不是古代的，也不仅是材料的）引起西方人的高度关注，那也一定不是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引起或促请他们的注意，而是就在我们自己这里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过，我也难于免俗，也曾考过TOFEL、 EPT ，之后又参加了国家公派出国人员的外语培训。通过那次培训，我终于发现：我不仅不能再去考试，甚至也不能再去上课了，即我已经不会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了，现在回忆起来，有时甚至觉得花在外语学习及翻译上的时间可能还略为多了一点。外语也同样符合一个”用进废退”的原则，新学的语种搁久不用，往往就印象淡薄了，而曾经在一个时间里强记的大量词汇，也不久就又生疏了，所做的大量语法练习也往往只是对考试有用。另外，我的外语学习为了迅速求用以及限于条件，一直有一种在一段时间里单打一、甚至倒置（如先书面后口头）的倾向，其好处是能迅速奏效，其坏处却是割裂了语言，从长远来说，有条件的话，可能还是从一开始就全面打好基础为妥。我想我可能还有一种天生的弱点，就是天生就相当缺乏急智、缺乏交往和应对的能力和兴趣，有一天我练会话正苦，突然悟到”会话”也就是”废话”，锻练”会话”的能力实际上要有一种能说”废话”、没话找话的本领，而我天生是相当缺少这种能力和兴趣的，我连对中国人说中国话还说不好呢，自此我相当安心和满意于自己的现状。 三 对存在主义的研究 我的初步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开始于八十年代初对存在主义的研究。那时候被这一课题吸引是很自然的，由于原来单纯信仰的动摇，以及在社会下层生活的感受，刚从长久的思想禁锢和教条崇拜中走出来的人，一般都渴望一种能极大地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哲学。他们带着对世界混乱无序的强烈感受，又失去了原有的便捷地整理世界的概念图式，所以就不能不近乎绝望地试图仅仅依赖自我，依赖个体绝对自由（哪怕仅仅是感觉上的，仅仅是说”不”）的行为选择。 而且，当时有几个年青人的死，深深地震动了我：一个是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高才生冯大兴，他因在晚上潜入书店盗窃被人发现抓住，在挣脱中击伤一老人致死而被判死刑；另外一个年青人是一位东北医科大学的学生叫苏克俭，他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试图自杀，第一次被人救过来了，大家也给了他热情的安慰和关照，但他在数月之后仍然摆脱不了生命虚无的感觉而再次自杀弃世。使我尤感震动的是他死在第二次，他试图活，周围人也努力想帮助他活下去，但他还是死了。我从内部刊物上读到了冯大兴和苏克俭的一些日记，他们可以说都是才华出众的青年，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了自我毁灭之途，我深深地为他们感到悲哀，同时自己也试图抓住一点什么，希望能够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 我当时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悲观而又渴望自由。我在1981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到我可以集中力量研究—自由问题，一个多么迷人的问题。充满诱惑，也充满危险，既为自己，也为社会。人的历史就是不断获得自由的历史。而自由地发展体力和智力不就是理想的人格，就是幸福，而使’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集体自由发展的条件’不就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不过，我暂时还应该使自己局限在意志自由，局限在行为选择的可能与不可能上。”在1982年8月17日里的日记中又写道：”近来思想渐趋悲观，不知是不是受哲学的影响，对进步的信仰似乎破灭了，虽然斗志不减，看问题也不一定从效果，从历史，宏观角度看，而是从个体、从行动本身看。这样，王阳明也就依然保持着他生命、品行的价值了。苏克俭20万字的遗著，其家人遵其遗嘱秘不肯示人，总有其道理。对社会好象看不到什么出路，这个’现在’不怎么好，但变动也许只会更坏，友谊很难得到，仅仅爱情露出了阳光。这不是为精神追求者造就的社会，对现在这种阴沉干燥的实用主义可能不久会有更多的人厌烦。人们得不到交流，感到自己的无力，连躲避、退隐也似乎谈不到。你不是牺牲者就是从犯。没有激动。没有热情。没有威武雄壮的东西。只有一些粘滞的东西。” 然而我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是相当学术性甚至相当概念化的，我试图以”自由”为中心概念来概括萨特的哲学，从一九八二年到八三年，我写作了一组分析萨特的自由哲学的本体论、伦理学以及其中心概念的文章，这一组文章后来发表于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到八五年出版的的《现代外国哲学》的辑刊上，一九八二年底，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给学生作过一次”萨特伦理思想”的讲演，讲演之后有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找到我，又提出了一些有关人生、异化、命运的问题，他很激动，临走时鞠一大躬，连声说”谢谢你”。我讲得并不好，我想那时候是一个饥渴的年代，是一个人们感觉相当敏锐和新鲜的年代，也是一个人们旧的信仰破灭，但是对信仰本身又仍然郑重其事、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的年代，现在并不能说就找到了新的信仰，但人们对此已经有些无所谓了，这是更深一层的危机。 在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中，萨特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但一旦深入，我不久就更多地被有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吸引了，我将对存在主义的阅读面扩展到马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加谬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从萨特那种最极端的强调自我选择的观点后退。我感觉对世界混乱无序，荒谬偶然的感受必须与一种希冀和期待并存，人的心灵必须有所依从、有所敬畏。我在读过马塞尔《悲剧的智慧和其他》等书之后，写了一篇介绍他思想的长文，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后来我又上溯到存在主义在十九世纪的两位先驱，尼采与克尔凯戈尔那里，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使我心折，而克尔凯戈尔的呼告更使我动心，我感觉他们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在表达的力度上，更胜过他们二十世纪的后辈，而且他们决不是仅用”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就能概括的。 一九八五年我又写了一本书，评述和介绍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宗教圣徒似的人物帕斯卡尔的生平和思想，这即是对存在主义的一个追溯，也是为了偿还一笔心灵的宿债，在很多年以前，我就被他”人是一颗脆弱的芦苇”的文字深深地感动过。 但在此时，我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离开存在主义了，我觉得与存在主义可以一宿，却难于久处，尤其是难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久处。萨特的伴侣和同志西蒙娜•波伏瓦曾经如此谈到黑格尔：她说在读其哲学时感到它极其精致，但当走到窗前，看到大街上的人群时，却又觉得黑格尔的哲学离现实的人太远，就不耐再在书斋里研读他的著作了。奇怪的是，我对萨特和波伏瓦的哲学竟也有同样的感觉，萨特过于注重当世的输嬴，其思想感情也暴露得过于一览无遗、自己不留、也不让人留一点余地、留一点隐秘，萨特的许多作品和行为相当具有表演性质（在萨特的所有作品中，实际上也是戏剧写得最好），而这种表演实际上只有在”我们不去捉伏尔泰”（德斯坦语）的社会里才有可能淋漓尽至地充分展现，而一切行为都要个人去自由选择（且不说这是否可能），对于个体来说也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性过份的奢望，表现了对人性的一种无知，所以，萨特哲学实际上同样远离了现实的人、真实的人。人事实上是被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所制约和影响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探讨那些重要的条件，尤其是社会条件，而不是侈谈”自我选择”。总之，萨特哲学给我的感觉是：”它太闹得慌了”。闹腾的结果却是于事无补，反而把人们对痛苦的感觉弄得更敏锐了，而如果说这里可能潜藏有把人引向更高的东西的契机，萨特哲学也不过是起了一种过渡中介的作用。 四、翻译的工作 我在八十年代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的工作。这些翻译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关伦理学的原理，在译出梯利的《伦理学概论》之后，我又接着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包尔生（F.Paulsen）的《伦理学体系》”历史”与”原则”两编。对他们的伦理学见解，我认为虽然不是很具独创性，但却是相当平正清明的，这也正是不仅要表述个人的一种思想、而且要对社会生活发生一种有益影响的一般伦理学原理著作所应具有的一个特点，而这两本书对这一特点可以说表现得相当充分。 第二方面的翻译主要是涉及到有关人生与道德的古代经典，我在译出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之后，又翻译了一位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译这本书正是在我的祖母去世之后，这一工作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悲伤，后来我还翻译过帕斯卡尔的一些文章，以及一本介绍从柏拉图到马丁•路德有关爱的思想的书──《超越的爱》的一部分。 第三个方面的翻译主要是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我和两位朋友合作翻译了罗尔斯（J.Rawls）的《正义论》，后来我又译出了诺齐克（R.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罗尔斯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勿庸多言，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正好可以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对立。 我对翻译所取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相当诚惶诚恐的态度。我想，在决定译什么书之前，一个译者是可以选择他所愿译的、并认为有价值的著作，可以不译那些他认为缺乏意义、或者不愿译的著作，但一旦决定了译那本书，他就应当把原文视为上帝。在译文风格上，我比较喜欢一种直译和流畅的风格，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许还需要一个”雅”字，对学术著作我想能达到”信”和”达”的标准就很可以了。但是，对学术著作的翻译，肯定又不止是一种仅仅外语好、或中文好、或专业好就能把握的单纯技术，只有过来人，才能深知其甘苦，才深知其难而不敢贸然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