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四日下午，我们4位老学生来到医院看望先生，当时先生处于闭目静睡状态，我们本不想惊动老人家，想看看即告退。先生多年来耳背得厉害，几近失聪，往日去看望他都要大声贴耳方可交流。所以他对我们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护理人员说先生没有睡着，是闭目养神。护理人员晃动先生的手臂，先生缓缓睁开了眼睛，但已不能说话。我握着先生的手，轻轻摸着他的脉搏，开始没有明显反应，我以为先生神志有阙，怕给先生增加负担，正想退下，他突然点头示意，露出一丝笑容。我咬着他的耳朵，祝愿他安心治疗，他点点头。当我们告辞时，他有些激动，不停的挥动着双手。我从病房出来有几分悲伤，便同先生的女儿兰珍说，如此高龄的肺心病，很难治愈，切开气管也很麻烦，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兰珍告诉我，在先生健康时曾有嘱咐，不割气管，药物不能治愈则自然了结。我本是来看望先生的，怎么竟然说了些不吉利的话？这是因为我跟随先生近50年，我们两家老小相亲相知，所以言语无忌。我回家后，心里一直不安。5月6日一早，接到电话，告知凌晨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历历往事一下涌上心头。 1961年春我被分配做先生的助教，第一次“认门”时先生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汇报粗读过先秦诸子，对其他原始资料所知甚少。先生问我，有《书目答问》吗？我说有。接着又问，有《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吗？我说没有，他从书架上取出书给我看，接着又拿出《贩书偶记》，随后叮嘱我要有这三本案头书，要对照翻阅。俗话说师傅领进门，这三本书就是引我进门的第一步。先生还赠给我他的著作《中国上古史纲》，并嘱以此书为线索追踪原始资料。遵照先生指教，我从北京猿人为起点，查阅所有考古文章，一篇一篇的读，收获十分明显。没有想到，大约是初夏之时，先生突然咳血（肺结核）住院。系领导临时指派由我与孙香兰老师一同给新生授课，我当时紧张的不得了，先生在病床上鼓励我要有信心和勇气，为了应急，要熟读几本书，要写一份讲稿，至少要写一个详细的提纲，把引用的史料写清楚。遵照先生的指教去做，心中踏实多了，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63年巩绍英先生来南开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系领导又派我兼做巩先生的助教。我当时是“一仆二主”，虽然较忙，但似乎长进也快了些。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安排我给65级新生授课。这次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但仍感到有压力。先生幽默地说：“不要怕，你讲，我做你的助教”。当时实行试讲制度，每次试讲前，先生都要审阅我的讲稿。我讲课时先生真的做“助教”，一起给同学进行辅导。我想65级的同学们会记得这一幕。 那时，根据系领导的规定，青年教师都要在老教师指导下制定进修计划，并定期汇报。进修计划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读什么书，二是研究题目和写文章。在读书方面，先生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求按时间顺序一本一本接着读，这样可以建立历史感。二是要选择最好的注本，因为先秦的书除少数外都有多种注本。读《尚书》时要我读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读《左传》时，要我读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同时细读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当时还要求写文章，我每写一篇都要请先生审阅，先生在我的文稿上很少有批字，却常有几个符号：一是问号，一是一个圈或是两个圈，偶尔还有三个圈。圈表示鼓励和首肯。但先生对我的文字并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口顺而笔涩。其实我口才也相当木讷。多少年之后先生的公子成了我的学生，他仍提起先生往日对我的评语。先生的评语十分中肯，我以此作为终生的提示。以后每写一篇文章，总要再三斟酌，反复修改。我也常同学生们讲我这个弱项。 先生对我关爱和提携是很多的。1979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但直到先生离世也没有同先生议起这件事，也没有向先生道一声谢，我明白，没有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先生的支持和关爱，是不可能的。在先生仙逝之后，我深深地向先生的在天之灵道一声谢谢！1983年我出差在外，适值学校要晋升，时间很紧，王先生，还有杨志玖先生、杨翼骧先生和教研室主任冯尔康同志，联名举荐我晋升教授。返校后得知此情况，我当然非常感激举荐我的几位先生，但我自身感到压力很大，自认为不能连续“出头”，我在系学术委员（我也是委员）会议上除表示谢意外，谢绝了诸位先生的举荐。这件事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在此提起往事，仅对王先生等提携后进表示深深的敬意。此外，在1979年，史学界启动《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编纂委员会聘请知名专家任分册主编，先生受聘为《战国卷》分册主编，我作为先生的副手也参与其事。等到分册编纂成稿之际，看到清样上，我竟与先生并列为主编。我一再向先生表示，要维持原来的定位，但先生话语很简单：这件事听我的安排，我已经同编委会说好，要讲实际，不要再让了！同时王连生同志也被提为副主编。先生就是这样提携晚辈的。 先生在学术上具有一种宏大的宽容精神，这里举几个例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有一篇文章受到吉林大学赵先生的批评，先生让我比读，我对甲骨文所知不多，很难对两方的论争进行判断，但当时感到赵先生文中的用语有些尖锐。先生对我说，用语尖锐不碍事，这是争论文章常有的。多少年过去了，在先生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战国卷》时，先生首先邀请赵先生参加分卷编委会。赵先生同我谈及他往年与王先生的争论时，深表懊悔，怪那时年轻气盛，同时对先生的大度则佩服之至。赵先生带领一帮学者参加了《战国卷》的纂写工作，成为重要的学术支柱，并由此缔结了南开与吉大密切的学术交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先生指导的硕士生中有一位怪才。他写的论文洋洋洒洒十余万字，颇具文学色彩。面对这样的文章先生有点犯难，对我说，从史学角度看不大合格，用材料不严谨，但文笔不错，很有想象力。你看看文章，商议一下如何办？我看后的印象与先生大体相同。学生毕业在即，先生对我说，他们的吃饭要紧啊！这位学生是有能力的，得设法让他过关！我们商议了几条办法，让该生通过了答辩。先生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他看重的是实际的能力。据我所知，这位学生后来写了数百万字感言性的，或曰具有文学风格的史学著作，多有创见，也颇为畅销。先生著文是非常工细的，无据不成文，但他对学生和他人则从不以己为标准进行衡裁，而是看重他人的学术个性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先生的慧眼和学术宽容。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位康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尤长篆书。在他出名之前，对甲骨文很有兴趣，从书画同源角度对甲骨文许多字作了新的解释，他把书稿寄给先生，请先生审阅。先生给予鼓励，还请他来南开作讲演。就实而论，康殷先生的见解并不为甲骨学界所重，先生也有很大的保留，但先生认为从象形成字的角度看，康殷的想象力还是有启发性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先生在学术上不拘一格的宽容精神。 我现在有一件十分内疚的事，就是先生有一部书稿未及时了结。去年秋天看望先生时谈及书稿的出版事宜，没有想到我随后连续两次住院治疗，前后有三个月之久，把出版的事拖下来了。先生在病重时嘱咐女儿，此事要刘泽华来协办。先生在病塌上依然信重我，使我多少舒解愧疚的心。先生安心长眠吧，您托付的事，我一定办好！ （感谢朱彦民先生推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