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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思维：一是归纳、综合，从材料引申出解释性的结论，另一个则是处理概念，从概念演绎到另一个概念，这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思维，在社会史的写作中当然要以第一种思维为主，但有时也要考虑运用第二种思维。然而，如何从有些概念能够演绎出丰富的内容，而从有些概念却不能？这就是说：有些基本概念之所以有生命力，可能是因为它来自对事实的概括，当然，概念又有自己的逻辑，会自己自然地产生出一些东西，只要我们善加应用。 而我感觉我写作的一个弱点是：不擅或者说不敢使用大的概念、专门概念，不擅处理这些概念，而宁愿使用日常语言，这样可能有利有弊，利是不易有大失误，弊是概括性不够，有时也不够明确。此外，似乎眼界也不够高，气魄也不够大。黑格尔是最擅长使用概念的。但我可能也不用过分担心不擅处理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风格，关键的是要有思想，要有你自己独特的思想。沉浸在思想中是多么幸福。一切都已经具备：年龄、材料、时代、问题、安宁、闲暇……在这书房的灯下，在这懒洋洋的姿态中，我只愿做一个好的思想者。我也许还有幸能目睹我的思想在晚年变成一些人脑子里的观念。思想和写作，这确实是使我最着迷的两件事，而它们又是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 我常常觉得，比起写文章来，我可能更适合于写书。写书可潜思、深入、全面，而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仓促行动得太多，潜心思考得太少。从外在条件来说，比起”文革”时期来，写日记，小道消息，私下评论的自由我们早已经有了，不必”道路以目”而能够”偶语诗书”，当然，重要的是要有公开（向公众）表达的自由、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而最优先的就是出版自由，我想，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也已有了这方面（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出版书籍的自由。报刊，尤其是电视虽然有它的巨大威力，但是也有它的问题和限制。作为思想型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对自由有一些合理及不合理的限制时、在争取合理的自由而它又未全部到来时，他们的工作才最有意义。此时，保持着一种紧张也可努力深入。并且，对什么是”自由”也还须有认真的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今日”正是著书好时光”。而从内在的条件来说，我也喜欢先尽量收集全一个主题的资料，对之做一种尽量系统的思考，我也喜欢安静而非喧嚷，并觉得自己能有一种很大的定力。总之是要安心写作，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写作就几乎不能够连续地、系统地思考，有时甚至觉得仅仅由于放慢写作而丢失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写作并不是指写用来发表的东西，而毋宁说更多地写那些不供发表的札记、笔记。读书、思考与写作的比例要合适，积累与发表的比例也要合适。 我感觉我的文字风格已逐渐定型：这就是一种注重思想，非古奥的典雅，亦非细碎白话的那种明快流畅的风格。我也明白了，我只能按自己的方式写，不要怕自己不合流，不要怕别人说自己的文字浅或者怪。我的著述风格是一种多产的风格，是一种兼顾时代与历史的风格，是一种眼睛向里（经常自省）和笔锋向外（也要人读）的风格，是一种介于逻辑与情感、思想与实证之间的风格，是整体统合和局部分析的风格。虽然我的文字流畅，但我希望它不会流于浅薄，这需要不断调动我的思想力和充实我的读书功底为之作担保。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真正思考起来，真正让自己的思想流动起来，在思考中吸纳与组织材料，也让思想接受材料的检验与修正。 我也约略定型了我的写作方法，这就是首先在广泛继续搜集和大量阅读准备好的材料时积极地，也不无散漫地思考，记下自己所有有益的想法，然后积聚到一定数量时，再形成大致的提纲，分成几个部分，几个问题，然后就可以写了。也就是说，步骤是：1读材料、积极思考（尽量围绕一个重要问题，但也不排除其他有关问题）；2逐渐形成提纲（一本书往往要有一打以上的提纲！）；3正式写作。写作的成功顺畅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步是否思考得足够多，足够清楚。 我喜欢看各种学术的回忆录和有关方法的讨论。从各种学者的优点中学习，也从他们的失误中学习，我感觉我的心灵还是一种更趋于综合性质的心灵，很难做顺藤摸瓜的一个个小题目的研究，我总是喜欢”先立乎其大”，但也不是如熊十力、牟宗三那样形上学的综合，我还是相当喜欢具体、平和的实证。仔细看了胡适留学日记，我好象看到了胡适是怎么诞生的，很是佩服，也知道我的学术气质不全类此。我喜泛读，喜欢全，要未只写杂感，要未就写成书。读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学家的天职》《论近年的学术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未节论”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觉其已接近于是揭橥现代学术特点的宣言，可以阻抑学人之奢望，乃至过热的社会关注和议政干政之心，但是，他们可能轻视了：还有一门社会政治理论本身的学术，对此也不可不以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去追求，就象不能因害怕政治的泛道德化就不谈政治的道德基础一样，也不能因学术的政治化就畏谈政治学术与社会理论本身。 我也一直关注近几年有关学术方法和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这些讨论给了我不少启发，但我没有参加这种讨论，我个人似乎更愿意以实绩来探索和展示自己的方法。 阅读科瑟（L.Coser）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使我发现，几乎一切有独创性的思想家都不是严守规范—或至少不是严守当时的学术规范者，几乎都有点不合时宜或者标新立异，甚至有些做不成当时的主流学问，被摈于主流之外，”开风气之先”的人总是有些孤独的，对此章学诚有很好的叙述。规范化本身也是在变化之中。我倒是更感兴趣于联系政、教分离及平等化社会趋势来看”规范化”讨论出现的社会学背景：为什么古代的学术不怎么介意于此而仍有看似无形的约束和光辉的成就？为什么现代的学术逐渐成了一种职业而不得不需要一种行规？规范在各时代有何不同的意义？规范化确实是顺乎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但这一潮流既可喜又可忧。 有关学术上的一些具体方法，我觉得首先要善于利用图书馆，要对那些最好的书、最适合自己研究目标的以及最新观点的书保持敏感，而并不在乎它们是不是属于我的专业领域，平时作为修养的读书也最好尽量门类齐全，保持某种均衡，建立一个对自己长远目标切合的知识结构，除了为专门研究所集中的阅读之外，也要留出杂阅博览的时间，而不要一头钻进去，在杂阅博览中，往往能够产生一些新鲜有力的思想。要不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研究题材和方式，不要太早投入著述，而有时需要不断地放弃，不断地限制。我自己也曾首先放弃诗歌，然后放弃小说，最后整个地放弃文学的梦想。有一些在学术上把水搞活的人，就象引水员，而我则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掘井者，喜欢做一种比较单纯深入的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做一件事。 我发现自己与现时一些学者有一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老觉得自己的限制，老是不那么自信、犹疑不决（不是那种表面的谦虚）。我甚至现在有时还会怀疑：是否我对《良心论》的冷处理是错了，甚至我冻结正义理论的写作也是错了，我故意放慢写作的速度，乃至想强调严格的学术规范、注释、引语、工夫、占有材料也不完全对头，一个阶段总是只有一个阶段的思想成果，我也不能太受实证学风的影响，误认学术只有一种标准。 思想与实证往往不能两全，它们确实有区别，或者，学术不只是乾嘉考证一种风格，关键的是其中有实质内容，或者说一种学术精神—即谨慎、怀疑、求真的精神，这种学术精神要比占有材料更重要。所以，不应当因现时的学术风气而感到不安（即使我不承认，但心里确实有隐隐的不安，且试图调整自己的写作，这种调整当然不无益处，但可能还是会影响到做最重要也最适合自己的事。）。另外，也不要把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看成要传之名山的著作，大部分都不会是的，甚至我们主要就是为时代而写作。 我也发现自己的另一个弱点，我不是很适合不断修改、精雕细刻，反复琢磨，始终致力于一本书或一种思想、或一种领域的人，我不太喜欢老看自己的旧作，而更喜欢计划和撰写新作，读书也是多看新书，而不太温习旧书，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我想我也不必在这方面太拗着自己了。还是要多写，大胆写。回顾《良心论》一书，我做出的修改很少，而主要是补充和增加。我发现自己写得最好的几乎都是写得最快的时候，这就很说明问题。自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我的限度有一些是外界的：无家学渊源，无学院的系统训练（我没读过大学哲学本科，不过这是我私心庆幸的一件事），我在学术上总是有点野，亦非供职于最好的大学，尤其是并不处于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但限制更多地可能是内在的：1没有很高的抽象思辩能力，甚至缺乏概括与综合的高超能力（包括也乏勇气）；2也不耐和不擅系统的考证，能博览却不能强记；3也无法写出最好的文学作品。尤其后一点曾使我相当遗憾，觉得学者总不如文学家富于独创性、可以更直接、鲜明、形象地提出问题（而又不必解答、甚至不必理清，而就让它保留那种活生生的原始性），并且影响面大，但后来我也想到学术工作的意义，发现比起影响人们的心态，感情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可能更持久、更有意义，现在也正好是面临一个世纪末”拨乱反正”的时候，在改变流行的观念，思维模式，包括文学家的观念方面，思想学术的工作将影响深远。学术是反复锻打一件铁器，这铁器一旦锻造成形，不论大小，将比较持久、明确和广泛地存在。 即使读思想界尼采、克尔凯戈尔等人个人与文学色彩很浓的哲学著作，我有时也不无遗憾地想到，我可能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那种风格，因为我走上这种形式的学术之路，已经难以回来了，那种极其生动、有力却暧昧、冲突的文字。先是诗，后是散文，再是个人灵感和思想性强的文字，我都写得不如以前那样好了，但是，什么才是最适合我的形式呢？也许自己过去的风格例如《良心论》的风格都不易简单地回复了，人一到四十岁就基本定型，而我还在想什么最适合我，不过可能已经没多少选择余地了。也许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应该为思想让路，一切都应该为独特性让路，如克尔凯戈尔于上一世纪中叶坐在公园里所想到的：人人都在致力于使各种事情明白易行，而他也许可以以同样的热情把某些事情搞得更复杂艰深，而看似最简单，其实最复杂的就是人了，叙说人的复杂性──那是人世间留给他的唯一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唯一任务，属于自己的那唯一的事情，但又必须通过不断地做事、甚至不断地做错事去寻找。而且年龄的增长会使我们走到这一步：这时我已经不能说，最好的还在后边了。最好的就在现在，要未现在做，要未永远不做，以后想做也做不了。并且，你做了这个，你就做不了那个。所以，人啊，你应当极其谨慎地开始做一件事，然后再极其坚韧地把它做完。 有一种感觉，我今后还是要退后一点，远离时代，甚至有时远离学界—人要做一件较大的事业时就必须退后，我要系统整理自己的思想，不能等着别人来整理（就象许多中国近代思想史或哲学史所作的那样），这样的史或者如某某的哲学、文化、社会学思想一类的著作似最好告一段落了，而每一个确有思想的人（尤学者），最好都自己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明明白白地将它端出。 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思想和学术的大师，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常常也就是一个与大师们亲近和沟通的过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我们都是依靠大师的，我们要学会尊重那些确实值得尊重的大师们，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思想可能不是很单纯、很明朗，需要从各处吸取养料，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还宁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适度的模糊和紧张，喜欢有一种很大的张力的空间。我希望我公开发表的文字要尽量明白，而我的思想却不妨有一种深刻矛盾的暧昧。 有两种地方最能激发我的思想：一是在空寂无人的森林、荒野与海滩，只和自然、和寂静在一起；另一个却是在最热闹、最有名、人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如果这时有了一阵街头音乐，我坐在旁边，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被演奏者吸引，有时被听者吸引，有时被路人吸引，有时则无所见、无所闻，漫不经心却思绪万千。仅仅有前一种地方让我思考是不够的。有时我还需要人，还需要听到人发出的声音，还需要亲近众多的人们，还需要一个热闹的世界，这样我的思考才不会因片面而萎缩，虽然这时我仍是一个旁观者。 好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我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思想，一定要集中精力思考—重要的还不是表达，不是文字风格，而是一定要集中思考和分析实质性问题，界定和澄清概念。二十世纪主要是一个集体行动的世纪，已经积累了足够多需要个人思考、解释和反省的东西，我想，我们也许能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学者能从容积累和建设现代学术的世纪。 一般来说，一个人追求什么，最后大致都会得到什么，虽然程度不同、满足不一，所以，对于学者的名声，我大致也是丘吉尔对于勋章的那种态度，也就是从不追求，从不拒绝，但也从不炫耀，我甚至宁愿它来得晚一些。一切自然而然，宠辱不惊。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颗恒星，凡升起的都是太阳，那么我希望我的太阳缓缓地升起。我需要极其专注于思想学术本身，而不是注意它的一切附带结果或装饰物。无论如何，极其专注—这确实是把一件事做好的关键条件，不管你做什么事，这就意味着除这件事之外的许多事，你都要不在乎。统统不在乎。这包括不要计较功利和名声，一计较就必然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的才能，影响你本可达到的高度。一位画家曾经这样说：”画家用画说话”（painter’language is painting），我想学者也是这样，他最好总是用他自己的著作说话。 1996年8月 初稿 1999年底 增补一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