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5月10日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在南开大学范孙楼二楼历史学院多功能厅，举行了对刚刚去世的王玉哲先生的追思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以及天津市有关院校和单位的100多人参加了追思会。 追思会会场中央，悬挂着王玉哲先生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上方悬挂着黑布横幅，上面贴着八个白色的大字：王玉哲先生追思会。照片两边，悬挂着三副由范曾先生和王先生弟子们撰写的挽联，依次是：学如鼎鼐品如鼎鼐从来史界称巨擘，教似泉流诲似泉流天下门徒哭先生；德被后昆千秋君子，学究天人一代宗师；学界悼巨擘，弟子哭良师。照片上王先生慈祥的微笑着，这笑容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好像先生并没有去世，仿佛他正在给大家作学术报告一样。 李治院院长首先讲话，向王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范曾先生的慷慨解囊（捐款十万元，五万送给家属，五万用于办理后事和编辑纪念集等）表示感谢。 之后，魏宏运、刘泽华、孙香兰、王连生、范曾、王敦书、洪国起、南炳文、刘文军、傅玫、赵伯雄等人先后讲话，分别谈了与王先生交往的感人故事，以及对先生的感激之情。最后王先生的女儿王兰珍女士、女婿姚瑞先生讲话，向前来参加追思会的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是几位先生发言的大要： 魏宏运先生： 和王先生交往半个世纪，都是1948年来到南开，后来又住在北村同一个楼洞里，一同工作，一同生活。那时王先生给全校讲通史课，在东校去上课，每年得到北京实习（参观北京猿人），都是王先生带队。因为是北大毕业的，所以和北大老师如郑天挺先生的关系非常之好。王先生为人非常忠厚， 凡有人所托，总是认真地去完成。他毅力很强，五十年代的了肺病，但他以顽强的精神和病魔作斗争。包括晚年腿部骨折，应该躺在床上修养的，但他还是坚持做起来，每次去看他时，他总是伏案读书或写作。他的《中华远古史》正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王先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总是有问题去问他，他总是认真地帮我查阅，对我帮助很大。他也很谦虚。那时雷海宗先生在家里讲先秦史和两汉史，那是包括郑老和王先生和杨志玖先生都参加。我们历史学科被全国承认，都是这些老先生的功劳。去年以来，我系的老先生先后去世，使我们的学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要追思王先生，要学习他身上那些良好的东西，学习他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应该把他的没有形成的文字整理出来，发扬光大。 刘泽华先生： 我受先生指教至今已有四十七个年头了。我的第一堂课就是先生给讲的。这些天我陆陆续续接到我那个年级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请我在此追思会上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情。先生的授课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66年以来，我当作先生的助教。后来我又作巩维英先生的助教。我的学术之开始就是先生领进门的。 我第一次去先生家去，先生问我要准备三本书：《书目答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贩书偶记》。给我讲读书要顺着读，按先秦史的顺序读起，《尚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这些书当时图书馆没有，许多书都是我从先生家借来读的。先生告诉我读书要读较好的版本，如《尚书》一定要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左传》一定要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父子三代艰苦成书，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同时细读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这些书都使我受益匪浅，我后来的读书都是按照先生的这种指示读下去的。 后来我的研究方向和王先生每有分歧，但王先生总是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后来王先生生病住院，由我和孙香兰先生代课。我很紧张，到医院看先生，先生鼓励我讲下去，并幽默地说，我给你作助教。于是就发生了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一场，我在上面讲课，王先生在下面听讲，和我一起辅导学生。这使我非常感动。 王先生和系里的领导都是关心我的，在我的职称方面作了帮助，但他只字不提此事。后来我们共编《先秦卷》，先生主编，由我副主编，但到后来王先生硬是写成了我们两个并列共同作主编。 八十年代，先生的一篇关商代的文章受到吉林大学的赵先生的很不客气地批评。但到了编《先秦卷》时，他毅然请赵先生作副主编一起编写，其大度精神得到了赵的心服口服。 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出了名的。有一个硕士生，洋洋洒洒写了十万字，文笔很好。但史学功底较差，先生不是放弃，而是决定帮助。后来这个学生成了著名的作家，写了许多很有功力的历史题材的著作。 对待康殷的甲骨文研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说明先生的宽容，先生的大度，先生的严打的目光。 我和王先生的关系很复杂，既是先生的学生，又是先生的入党介绍人，一些涉及到先生政治上的遭遇也与我有关系。有工作，有政治，有人情，有亲情，有是非，感慨良多。 先生的让步政策，遭到了批评。批林批孔也遭到了批评。他虽然不乐意做的一些事情，但在那个年代他没有办法，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情。 我和先生的关系很好，两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我的孩子从国外回来，别的家里不去，但一定要去王爷爷家去一趟。 先生的精神永远能够激励我们。 孙香兰老师： 我是王先生最老的一个学生，我是1953年入学。我心目中的王先生是个慈父般的师长，不管是在学习上、工作上，都对我帮助很大。（哽咽）由于情绪的关系，我不多讲了，我在悼念的文章中写了，大家会看到的。 王先生曾对一个自学成材的人大力支持，帮助景以恩的著作（《上古华夏族》）写序。那年我和先生一起去山东开孙子兵法会时结识了景以恩。先生在序中的一些话，肯定了景以恩的刻苦用功、自学成材、独树一帜。景以恩见到信后，非常感动。仅是一面之交，却肯在自己重病期间，花这么大的精力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写这篇序，这种行为非常值得学习。 我在1957年作王先生的助教，他当时教研室主任，我是教研室秘书。 王连生老师： 用一句话讲，王先生是个好人。申泮文先生（联大同学）去参加送葬，说他是个好人。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王先生接触较多。王先生给我讲，做历史学问就要学先秦史，只有把先秦史学好了，源头学好了，什么学问都可以做了。 王先生一门心思做学问，不会做饭，不会照顾自己。有一次在山东编大辞典，出现便秘，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出面找个车，送到医院治好了。 王先生做学问，很严谨，所以他的文章论文很公允，最能站得住脚，我讲课时就总是要把先生的论文成果介绍给学生。 范曾先生： 1995年，历史系几个老先生请我做历史学院教授，王玉哲先生等老教授在座。九年过去了，历历在目。去年以来，几位老先生先后过世，令人悲怆。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有很好的威望，与这些老先生的学问人品分不开。 学如鼎鼐品如鼎鼐从来史界称巨擘，教似泉流诲似泉流天下门徒哭先生。 王先生一生中，没有一点瑕疵遭人诟病，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做不到。 我送给先生的书法、绘画，他都很喜欢。我也保留了一些先生的东西，一个是我当年考的中国通史的卷子上，有先生的题字，给了我五分。另一个是通过刘泽华先生转给我的罗振玉《殷墟卜辞文字集联》，上面有先生的题字。 从内到外，先生都追求着一种美，古道照颜色，这是我们后辈每个人都要学习的。 王敦书先生： 我是1947年考研究生来到南开大学的，那年听了王先生的讲座。平时在系里跟王先生接触较多，在《历史教学》做编委也接触较多。先生的道德文章，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王先生的治学是扎扎实实的，成名的著作是《猃狁考》、《鬼方考》。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独到的分析，复有理论的概括。再比如西周封建说，虽然范文澜、吕振羽也有封建说，但王先生的封建说是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晚上的王先生对学问的追求也是执著的，八十多岁还在写三卷本的《中华远古史》，这是我们历史学院得人都应该学习的。 先生的作人也是非常谦虚、宽厚的。他的为人团结了大家，为历史学科的提升作出了贡献。他对长者如郑先生、雷先生等的尊敬，执弟子之礼。如去雷先生家里请教、听课等。对同辈学者也非常尊敬，加强团结，如杨志玖、杨升茂、杨翼骧、吴廷璆等先生。再就是对晚辈的提携、奖掖和鼓励，生活的照顾。包括对我的一些帮助，非常令我感动。 王先生高寿的原因，我认为是出身劳动家庭，劳作不止；另一方面是谦和的心态，保持平和的情绪；再就是和谐，与自然和谐、与人和谐、与学术和谐。 洪国起先生： 王先生是个慈父般的师长，他去世了，我没在家，8日下午才知道，没有能够去送送先生，非常难受，不能原谅自己。 几件事情说说：我开始是做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的，王先生是我的启蒙师长。中国史学习的方法问题，王先生的教诲对我的影响很大。1962年11月，王先生在全系将历史分期，先对几家学说作了介绍，怎么理解社会形态问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系问题，听了非常受启发，开阔了视野。我参加工作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提前当老师，王先生是我的第一个指导教师。当是有个民主德国的马振东，学习范文澜的中国史，系里让我辅导他。我不大喜欢做这个工作，心里也没底，王先生鼓励我，并给我开了书目，具体指导我读书。这个事为我后来的发展起来很大作用。后来我做世界史，跟王先生接触不多了，但还能经常见面。每次见王先生，总是希望他注意休息、注意身体，但每次先生都讲他的学术规划，令人感动。 南炳文教授：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先生指导的，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王先生指导的。为学、为人方面，对我影响很大，先生的去世，我的心里非常沉痛。 我是1960年入校，那时先生因病不讲中国通史了，由刘、孙两先生接替。没有听到王先生讲课，但从其《中国上古史纲》开始接触先生。后来上研究生课，听先生的专题，我作为课代表，从此跟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在这个课上，我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交给王先生指导。先生为指导我的这个论文下了很大功夫，作了一些准备。从内容到写作方法，都作了认真的指导。后来又写了一篇关于商鞅变法的论文，先生指导我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之不同作一比较，写成后，先生非常高兴，后来发表了。后来比读的方法，我经常使用，发现很多问题，写成的著作也得到学界承认。我从先生那里受益良多。 先生的为人，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先生在课堂上经常讲，为人要学会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先生在北村住时，和邻居通用厕所，那家人不打扫厕所，王先生自己打扫。后来日子久了，那家人也受到了感动。 像我这样受到先生教诲和帮助的人很多很多，先生去世了，但他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刘文军先生：《历史教学社》 和先生有些接触，但不多。有些认识，学问做到大师级了，如果人品做得不行，那样不能得到尊敬。王先生是学问、人品都受到我们尊敬的大师。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先生家里取稿子，先生总是热情寒暄、茶水招待。有时向先生借书看，先生也很爽快，令人感动。还有一事，我有一个做官的朋友，喜欢历史，写了篇三万字的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让先生过目。先生认真地予以指导，令人感动。 让我们发扬先生的精神，缅怀他的人格，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傅玫教授： 王先生是我如南开大学后认识的第一个教授。先生的课非常生动，经常下课了，大家还不愿意走，很久很久。 当时系里让我写先秦民族史的东西，向王先生请教。先生认真地给我讲了一堂课，学到不少东西，从此也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再后来与先生交往较多，是筹建博物馆专业。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到了博物馆专业。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也非常认真，付出了巨大心血，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赵伯雄教授： …… 金人元好问有诗云：莫把金针渡与人。王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把金针渡与人…… 李治安教授： 读研究生时，系里几个老先生开学术讲座。王先生是第一讲，他讲什么是科研，对我们影响很大，说科研与教科书不一样，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必须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前进。这对我们后来从事学术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王先生是以扎实的考据著称的，他的《鬼方考》、《猃狁考》在学界影响很大。但他对理论的追求，对古史分期的研究，同样有声有色，也使得在全国有了我们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声音，使我们取得了史学重镇的这样一个称号。先生对我说过，我们南开史学不要讲求数量，要追求质量。这都是我们应该深思的，值得注意的金玉良言。 最后王先生的女儿王兰珍、女婿姚瑞对大家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