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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鲜花盛开、莺飞草长的季节，敬爱的导师王玉哲先生却离我们而去了！ 走得那样突然——尽管先生已享93岁的高龄，但我们仍觉得他不该离去。先生健在时，我们都觉得幸福和温暖；如今先生遽归道山，留给了我们无尽的伤悲和无尽的思念！ 中国有句传统成语叫做道德文章，用在先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先生精熟三坟，学富五车，一生笔耕不辍，淹博通贯，留下了太多地的巨著鸿文供后人学习和研究，先生是先秦史学界公认的巨擘大儒。同时，先生又是一个并世罕见的圣人君子，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提携后进，奖掖来者，又淡泊名利，超然物外，与之交往，令人如坐春风，如饮甘泉。在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学者的诸多优点和美德。 我是先生所招博士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让先生最费心力的一个笨学生。我经常这样感慨，像我这样的一个愚顽俗人，能碰上这样的好老师，该是多大的福分和荣幸啊！ 1993年我报考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先生的帮助，顺利过关来到了先生身边，从此开始了和先生十多年的过从交往。如今，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当时进门时心情特别紧张，心想一个外地来的无名小辈拜见仰慕已久的大学者，生怕自己有失礼处，生怕先生嘲笑自己的无知和幼稚。但一进门，先生的一团和气和满面笑容，完全使我放松了心情。那天的谈话非常愉快，先生的热情鼓励也使我增强了专业学习的信心。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遇上了个好老师。 入校后才知道，由于先生年事较高（当时他已经81岁了），以先生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先生是主导师，刘泽华、王连生、朱凤瀚三位教授是副导师。但先生并没有以此为推托而撒手不管，而是非常认真的具体指导了我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学位论文写作。每两周去先生家一次，汇报读书心得，请教疑难问题。先生总是不厌其烦的回答所提问题，帮助查阅资料，并认真批改论文。那些练写的小论文，经过先生的批改，经常是在稿纸的边框处用清秀工稳的字体，批阅的密密匝匝，有纠正谬误，有补充说明，从史料印证的先后顺序到标点符号的运用，都予以认真的指导。每当看到这些，心里总有一种感动的酸楚，告诫自己下次一定认真写好，不要再让先生如此费心劳神。可下次再交的论文，自以为是写得不错了，但经先生批阅，又是那样的圈圈点点，满纸丹黄。心中那份感动啊，就别提了，师恩就是如此地神圣，如此地伟大！ 先生至于我的恩德，可以说无法形诸笔墨，无法用言语表达。有下面几件事，足可以代表先生为人的高风亮节和治学的严谨求真，代表先生对待弟子的深深关爱和殷殷期待。 在来南开读博士之前，我就和一个朋友合作撰写并发表了《由〈康侯簋〉铭文说到周初三监》。当时读书不多，见识不广，不知道先生早已有这方面的研究。等到读了先生的大作《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之后，才知道我们的观点和先生正好相反。我们从金文考证角度，主张三监人物中没有霍叔，而是管叔、蔡叔和武庚。而王先生从传统的说法认为三监就是三叔。而这篇论文正是我当时所发论文中最为得意的一篇，考博之前将它连同其他九篇论文一同寄给先生以显示自己的研究实力。当时非常恐惧，与先生观点相左，肯定会引起先生不满，影响考试录取。但当拿到录取通知书，来到天津拜见先生时，先生拿出了被他批阅的密密麻麻的那篇论文。先生不仅没有生气，而是非常高兴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自己的见解，而且自圆其说，说明你有研究的潜力。在那些批阅的文字中，先生不仅指出了我论述中的薄弱之处，还从我的观点考虑提供了一些有利的证据。当时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读博之后，我受先生影响，对先秦民族历史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做学位论文时，涉及到了商族起源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我又与先生的观点不一。先生主张商族起源于山东半岛说，而我则主张商族起源于燕山以南的京津唐地区渤海湾说。在研究过程中，导师已有宏论在先，自己又有心得体悟，是遵从导师之言，固守成说，还是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踟蹰再三，确实为难。先生知道后，并不囿于门户之见，热情地支持我在商族起源上有自己的思路，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更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选择，主动为我提供资料，帮我补充证据。先生的这种大家风度，名师风范，令人感佩叹服，终生难忘。 先生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而我们并没有多少报答先生的机会。1993年严冬，81岁的先生因为手术住院，我们几个弟子轮流往尖山道医院给先生送饭。虽然是苦些、累些，但想到能为先生作点事，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心甘情愿的。但先生对此事感到歉疚，几次给我说，害怕拖累我们，影响学业，后来还让回国的兰仲学兄请大家吃饭，以示答谢。 先生是那种尊重学生创造性劳动的老师。他指导弟子论文数量很多，有些简直就像他重写一样，但他从来没有像有些导师那样，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拿去发表。先生的付出那么多，而他应为是应该的。而当学生帮他哪怕是一点忙，先生都会念念不忘，甚至一定要付给报酬。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先生出版《中华远古史》时，因为腿伤无法进行再修改，尤其无法再去图书馆查阅补充新的考古资料，就委托我代他补充该书前一部分新出的考古资料。这本来是我应该帮助他做的，我也乐意去做。但先生说什么也要付给我报酬，我怎么能要这个钱。先生后来急了，硬是让我接下了从乔伟基金中支取的500元钱。而且不仅如此，在该书的序言中，先生再三地提到我为他所作的这件事。我自己就感到很不好意思。先生就是这样自己乐于助人，不图别人报答，但对别人的点滴帮助，总是挂在嘴上，念在心里。 我业余喜欢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这在有些人看来无疑是个不务正业的选择。但出乎意料的是，先生并不反对我临习书法。还对我说他也喜欢，并让我看了他临写的书法碑帖，讲了他原来想做书画家的打算。我看过先生早年用蝇头小楷写成的研究生论文和校订宋代金石学的论著，笔法精致，极具功力。他曾对我说，我们搞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研究的，工作辛苦，生活枯燥，需要有像书画诗歌这样的艺术爱好来调节，不仅不会影响专业学习，反而会促进业务精进。所以先生非常支持我搞书法创作。在我于1996年第一次在南开园举行个人书法展览时，先生不仅题词祝贺，而且到现场为我剪彩，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幽默而谦虚地说，在专业上我是朱彦民的导师，但在书法上我要向他学习。后来我出了简陋的书法集子，送给先生，先生非常高兴，连连夸奖。据师姐兰珍讲，先生后来眼力不及了，练写不了小字，就经常拿着我的那本小册子，比照临写。我听了心里一阵温暖，眼泪不觉流出。 先生对我学习书法的支持，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我来南开第二年，非常想结识和拜见书画大师范曾先生。但明知范先生门台甚高，又是素昧平生，会不会碰个钉子呢。向先生表露了这个心思后，先生说他可以帮这个忙。他先是给范先生打电话介绍我，然后又拿出他珍藏六十年、当年他读西南联大时在云南蒙自拓制的《爨宝子碑》拓本，作为我的见面礼转送给范先生。当我来到东方艺术系范先生画室，把这个遍题跋款的“小爨”名碑拓本送给范先生时，范先生惊呼为无价之宝。范先生激动地感叹先生对他的厚爱，我更感动先生这种对待弟子的莫大恩情。后来范先生不弃愚陋，收我为弟子，业余向他学习书画。范先生为我起了斋号并题写匾额，还赐我以对联鼓励我上进。王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欣慰。…… 现在先生走了，走的那样的清静安详，一如他平时的为人。然而在我的心目中，慈父般的恩师依然活着，他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眼前。先生永远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