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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04年12月20日采访地点：北京大学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边际，历史教学编辑部。 编者手记：阎步克谈自己的学术道路心平气和不事张扬，他淡化了自己刻苦用功的一面。上个世纪史学界偏重古代史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状况不知梳理了多少遍，要想再出成果比较困难，但是，他做到了，其中的枯燥和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忍耐的。史学研究不仅仅靠天分，更重要的是勤奋加思考。其中的乐趣也只有那些爱思考的人所自知。 去年年底，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由吴宗国主编了一本《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阎先生撰写了其中两章。这本书讲清了很多问题。建议中学教师将此书置于案头常读。 问：阎老师是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学系的。想问问您是不是很早就很喜欢历史？为什么选择历史学的道路呢？ 答：不完全是这样。我少年时学习成绩一般，没形成特别的爱好。少年时曾喜欢读科普书，像《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看科学》等等，特别是科幻故事留下的美妙感觉，至今历久弥新。但小学5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就停课。我们年纪小，没卷入红卫兵运动，那几年几乎就是呆在家里玩。那段日子，对革命风暴中的父母来说是动荡而艰难的，而我们孩子们反倒有幸享受另类的“快乐”。我每天忙于捉蟋蟀，喂着一群鸡，还养了一只黑猫，还装过矿石收音机什么的。课本都丢在角落里任其尘封了。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家里的书烧掉了很多。后来终于复课了，我们被领进一所中学，入学就算初二学生。至今印象很深的是，进了中学校门后，眼前的那座教学楼没几块好玻璃，都是“武斗”砸碎的。复课后的课堂上也乱哄哄的。整天也就是开会、学习、游行、大批判什么的。比如“九大”闭幕了，我们就举着红纸糊的火炬灯笼，在大街上游行庆祝了一整夜。少年时没读什么书，培养兴趣也就无从谈起了。 后来我下乡、入伍，1978年5月复员进了沈阳鼓风机厂，7月份参加了高考。那时对高考毫无了解，只是想壮着胆儿“蒙一把”，碰碰运气罢了。高考对我们那批人来说，几乎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有个说法是“末班车”。当时报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因语文的考分很低，所以是被历史系录取的。若有条件的话，本来也许会考理工科。但那年都24岁了，得考虑生计问题。由于根本没有数理化基础，所以只能现实点儿，选择文科吧。 有时候学生问我“治学道路”，这样的问题总令我尴尬，只能回答说自己的个人治学经历不足为训。我的中学是先后在沈阳四十中学和三十八中学念的，这两个学校当时都不开历史课，所以大学之前我一天历史课也没上过。高考时只是靠着背熟了一份几十页的复习材料而已。屈指算起来，在跨进北大校门之前，学过的文言文只有三篇：《愚公移山》《方腊起义》和《中山狼传》，而且都是节选。“文革”时的中学课本，就是如此。对大学历史学习来说，这基础实在太薄弱了。大学本科的很多时间，其实是在补中学的课。我身体孱弱，一向不怎么健康，看书稍久了就觉得疲惫不堪。本质上又是个疏阔懒散的人，喜欢看闲杂书，却厌倦高强度的艰苦学习。所以，学生时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训练是片断的，很单薄。从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开始，直到现在，感觉上都是在边写作边补课，缺什么现查现学，而不是在一个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上厚积薄发。我对这一点有很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只能算个过渡性的学者，不但不能跟老一代史学大师比，甚至不能跟现在的年轻博士们比。当然这样给自己定位也有好处，就是心态轻松，没压力，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罢了。所以我教书写文章，其实是“勉为其难”；当然为了学生和读者，还是要“尽力而为”的。 问：那么，你怎么进入历史研究的呢？ 答：大致说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思考走吧。入学后有好一段，不知道如何记笔记和读书，下了课也不知该干什么。那时大学的气氛跟现在很不一样，同学们对社会政治非常敏感，经常有各种讨论。记得进校不久，就去听了个“粉碎四人帮算不算‘第二次解放’”的讨论。在高年级学生各种各样的激烈争辩中，我想插嘴肯定是没资格的，不过很喜欢去凑热闹。相形之下，古书上的东西更显渺茫遥远了。一度还有过文学写作的冲动，尝试着写诗、写散文，想看看将来能否从事文学。不过一段时间后总算是明白了，文学原是一种天分，而自己没那天分，只能放弃。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毕竟听了不少历史课，弄文学看来没了指望，放在历史上的心思也多了起来。不过开始所思考的问题，都是大而无当的。曾向一位姓张的先生请教，“地理决定论”有没有研究价值？我记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没价值！你该跟老先生学点儿扎扎实实的真学问去。这让我有些沮丧，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有次跟同宿舍的同学聊天，他说他的岳父──一位著名的老历史学家──说，“孝”这个观念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周代宗法大家族时期的“孝”观念，跟战国以后个人小家庭时代的“孝”观念，未必相同。当时我觉得这种研究一个字儿的做法很新鲜，不妨试一把。儒家崇尚仁、义、礼、智、信。以前在军队的“战士批林批孔小组”时，看了一些批仁、义、礼的文章。“智”是怎么回事儿呢？好像无从说起。相比起来，“信”似乎没见人专门谈过，于是就打算弄一下这个“信”。随后我去翻检古书，把带“信”字的段落抄出来，加以排比整理，写了篇儿东西，题目就叫“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寄了出去。这篇东西，后来被《历史研究》发表了。那是大三的事情。 大四临毕业的时候，不怎么想离开校园。因为性格上很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又拙于谋生，做学生的那种散淡自由，让人恋恋不舍。“先秦信观念”的文章的发表，也使我觉得历史这行当虽然枯燥，但还是可以试试的。人生的机会并不太多，到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儿。若能在燕园再呆三年，毕竟是我打心眼儿里向往的。于是我决定：考研吧。本科生时听过田余庆先生的秦汉史课程，深为田先生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和深邃独到的讲授所吸引，所以就打算考田先生的研究生。壮着胆子上了田先生的家门，说自己想考研，又送上了发表的文章。当时田先生不置可否。第二次去的时候，田先生有了笑容，表示愿意接受。这样，我开始了魏晋南北朝史的学习。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因为我准备着考试而无心他顾，迷迷糊糊的也没联系工作。万一考砸了，出路就将成为问题。 此后我选定察举制为硕士论文题目，在1985年初通过了答辩。后来的博士论文也是这个题目。这期间，逐步形成了我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初步看法，并逐渐开始了历史研究。虽然我最初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哪怕是一块石头，放在怀里捂久了，也会热乎起来。我喜欢胡思乱想，既然历史中碰上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那么也不妨到这个领域胡思乱想一番嘛。 问：阎老师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察举制度的，你怎么想起选这个课题呢？ 答：读研之初，满眼迷茫，不知如何入手。名士故事很生动有趣，最初很想研究研究魏晋名士、玄学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大学新生听魏晋南北朝史课，首先被吸引的大抵也是这个。读书时看到一些名士喜欢长啸，写过一篇关于“长啸”的札记，不过恰好《文史知识》刊登了一篇长啸的文章，比我搜集的材料还多一些了。我只好把那篇札记丢一边儿了。那时写过一些乱糟糟的作业，有些送给田先生看，看得他直皱眉头。记得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孔融的作业之后，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这作业比起《历史研究》那篇“信观念”的文章，怎么差那么远呢？当时我哑口无言。当然心里明白，自己基础差，碰巧弄出篇文章来，此后就难以为继了。入门，真如有黑夜中的流浪，或电子游戏中的迷宫，不一定在什么地方找到出路。 专栏 先后听了田余庆、周一良、祝总斌先生的课程， 认识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是个权势很大的政治势力，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关注士族这个阶层。刚刚开始尝试研究的人，视线往往率先落在前人的论题上。田余庆、周一良先生讲政治史，而祝总斌先生讲制度史。所以，我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来思考士族的。汉王朝选官有两大途径：辟召和察举。太尉、司徒、司空辟召掾属是一条仕途；即皇帝指令提拔官员。州刺史每年察举茂才，郡太守每年察举孝廉，这又是一条仕途。是从下层选拔推荐官吏。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很多著作都把这个制度，作为此期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来介绍，并指出它是面向士族门阀的。然而读书时我注意到，除了九品中正制，史料显示此期依然有秀才、孝廉察举。那么，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动手翻检史书，把此期的秀才、孝廉材料摘录出来，并加以排比，看看能不能用魏晋南北朝的察举作硕士论文选题。田余庆先生讨论“门阀政治”，他的思路是东晋门阀当政，所以就有了“皇帝垂拱”；次等士族刘裕重振了皇权建刘宋，相应地门阀政治宣告终结。跟着老师念书，当然会潜移默化。我做察举研究时，就受了这个思路的影响。当时形成的想法是：一、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士族门阀，而察举考试有利于皇权和官僚政治；二、士族门阀势力较大，则察举低落；士族门阀衰落、皇权复兴，则察举考试复兴。那么就拿这两点设想，来作硕士论文了。 做博士论文时顺水推舟，继续做察举研究。这时候我想重新看一看汉代的情况。本来汉代选官是个深耕熟耘的领域，估计已题无剩义，所以，以前没太花心思推敲；然而，这时从魏晋南北朝反观汉代，我有了新的感觉：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最终是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变迁的方向。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从皇权与门阀的关系，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由此就有了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问：但后来您又考察士大夫政治问题，转入了政治文化研究。 答：是的。士大夫政治应该是个“政治文化”问题。当然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政治行为的一套态度、信仰和心理。而我则用以指处于政治和文化交界面上，或说兼有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那些事象。这是为了适合这一情况：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是高度整合的，二者经常密不可分。也正是为此，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其实是一个老话题，而不能说是一种新方法。我的这个兴趣，其实来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一些讨论。“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受迫害，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后来就有很多人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过当时的某些议论，不能说没有传统的“尊贤”气息。 最初我也想从传统士人那里，去寻找问题的渊源。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知识阶层有很精彩的论述。他比照近代“知识分子”，指出先秦士人，已具有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我也沿着这个思路向前走。在跟同学的讨论中，浮现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秦帝国的“文法吏”，算不算知识分子？自己随后去查阅了一些关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并开始考虑士人与文吏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为《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此文受了社会学的“角色”概念和“社会分化”概念的影响，采用了一个“分化──冲突──融合”的叙述模式，即：儒生、文吏在战国分化，在秦汉冲突，在东汉最终融合，由此形成的“亦儒亦吏”又“非儒非吏”角色，就是中国“士大夫”的基本形态。以前讨论儒生、文吏的文章也有，但这个“分化──冲突──融合”模式，还可以说是一个新见吧。 此后我日益感到，儒生、文吏的问题其实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或政治文化形态问题。最终决定做这样的处理：揭著“士大夫政治”概念，将之表述为“对社会分化的一种特殊处理”，其要点就是尊者、亲者和贤者的三位一体，父道、师道和吏道的相济相维。这就是我《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中心思想。当然，这样的论述也许过于个性化了我猜想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它，它可能离人们所习惯的那些思路、表达过远了。因为其中既融合了现代社会科学术语，又使用了传统色彩的概念，然而在我的用法中它们都“似是而非”了。（这还成了我的习惯做法）。幸好我不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一意孤行”惯了。其实，人文领域的各种解释模式，很难说有是非之别，只能说有高下之分吧。哪种模式能被较多人接受，其实不只是个学术问题，那跟社会背景、文化思潮相关，甚至还有偶然和随机因素。不光不同的理论、观点“譬犹水火，相灭相生”，甚至风格、路数的不同也会造成摩擦和疏离。比如偏重理论和偏重考证的人彼此瞧不上眼儿，甚至同搞政治史，着眼于制度、结构者和着眼于势力、集团者，会相互觉得对方“没深度”。这样的景观意味着什么，得看透才成。对自己来说，把想法表达出来就足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