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早报：此次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是由你发起的，能谈谈举办这个会议的初衷吗？ 于沛：整个世界的历史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历史，可是目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研究的方便，割断了整体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只是国别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世界史被人为地分割成古代史、中古史和现当代史，或者是美国史、英国史以及冷战史、二战史，这种隔断妨碍了我们对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另外，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也人为地割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国游离在世界之外，比如，世界史不讲中国史，中外关系只涉及官方的政治联系或者经济往来，而民间的文化交流毫无涉及，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对整个世界发展状况的真实认识。如今，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而这种割裂带来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要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东方早报：此次论坛的一个主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发展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全球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 于沛指出要警惕西方大国鼓吹的所谓的文化全球化 于沛：关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存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中国的任何一种现象都要放到外国的概念框架中去解释，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就如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解释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举个例子，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就说过：“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这个名词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地区也不假思索地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视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要求今后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但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史著作或教科书中，最为常见的依然是“地理大发现”一词。 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就不能试图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中国人应该写出体现自己思想境界的世界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一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去适应强权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体现出来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全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 东方早报：在这次论坛上，很多学者都提出要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有人指出，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理论迷失的时代，并且认为全球史观将成为未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于沛：中国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三个特点：一是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二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学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基础上的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具有非常清晰的中国人的印记；三是全球史观只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所谓理论迷失的时代，大致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大多是信奉苏联的一套理论体系，之后，研究者们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需要从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作品上体现出来，没有好的历史作品，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的理论体系。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史观必然要代替唯物史观，这也是一种误解。 真正的全球史观是不存在的 东方早报：全球史观是现在的一个热点，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于沛：1955年，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中率先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强调，主要从西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西方史学必须要重新确定方向，史学家应该“从西欧和西方跳出来，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明确指出，“今天历史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局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史观更是引来无数关注的目光。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之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中国，不仅旧有的“欧洲中心论”———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没有肃清，而且主要表现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欧洲中心”却开始显现，即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放弃自己的话语权。 另外，我们也要正确理解“全球史观”的“全球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性”。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作两卷本《全球通史》，他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特点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星球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马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但事实是，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讲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史观”时，也应该分析“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内涵。曾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溉工作”在人们心中强加的信仰。一些西方大国在“全球化神话”之下，鼓吹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东方早报：我注意到，在这次论坛上，发言者大多是研究美国历史的，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中心论”？ 于沛：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后续影响。目前的情景是，欧洲中心主义没被肃清，新的“欧洲中心论”又被提出。在这次论坛上，有学者提出，研究美国历史、英国历史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历史进程的主体发展方向，这是有失偏颇的。这只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并非全部。 （于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