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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际上，您已经涉及了历史教学的目标问题。我们学历史的人，常常很困惑的一点，就是经常会被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明确了历史的“用处”，大概对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的写作有一定意义。 答：是的，我想应当明确历史的意义在哪里？作为老师，是仅仅满足于向学生灌输可以背诵的知识，还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价值性的思想？我在那篇谈历史教科书的文章里面说过，“历史仿佛给人们提供着关于‘故乡’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一定是对于村庄位置、房舍田地、乡亲父老、水井道路的具体再现，而是一种关于故乡的温馨感受，使人们一想起故乡就觉得亲切，使互不相识的人一提到共同的故乡就有‘同乡’甚至‘同根’的感觉。‘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始终存在着眷念，这就历史的价值。”历史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价值意义。既然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那么，用教条式的语言来讲授的历史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了，而至多只能算是历史事件的堆砌。顺便讲一个例子。1990年起，欧洲共同体各国，就尝试在中小学发布新的历史教材，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出发，传播“欧洲一家”的理念，为欧盟（EuropeanUnion）奠定认同基础，这说明什么呀？所以我觉得，首先，历史教学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一个认同基础，这个认同基础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我们有一个共享的传统，只有明确什么是“历史”的意义，才能确定历史写作的目的，而只有确定历史写作的目的，才能明确历史该如何写作。布罗岱尔（Fernand Braudel）在他自己写的《文明的文法》这本教科书的序言中说：“历史学不应当热衷于民族主义的编造（民族主义是常常应当受到谴责的），也不应当只沉缅于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消失，国民意识也将因此不能存续，而如果丧失了这种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我一直印像很深刻的是芭芭拉·塔克曼（Babara W．Tuchman）的一段话：“一个民族为了觉得自己是国家，不但必须有独立和领土，并且还要有历史。” 其次，就是明确什么是教科书要教的“知识”？还是用“寻找故乡”来比喻，我总觉得，这种关于“故乡”的知识，并不是那里的房舍位置，也不是那里的道路如何，更不是那里的人口田亩。因为这样的知识在文献记载中都会有的，历史不等于文献档案，故乡也不等于地理上的一个空间，故乡要比它多出一些让人留恋回忆的东西。所以，在历史教学和学习中，是否仅仅需要记住那些位置、数字、特征，记住一些年代、人物、事实，可以应付考试，就可以算是了解“历史”了呢？当然不是。然而，我们的很多教材和相应的考试也正在把“历史知识”朝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把纸上的事件、人名、概念像索引一样复制到人们的大脑中。可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教科书和入门书用教条替代了历史，书里面所讲的历史仿佛不再是一个有人有事的时间过程，而是一个在某些怀有政治意图的强迫性架构中被分解填充的东西，几千年的故事被压缩成干巴巴的半打理论和一堆概念。其实，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当一个学生在面对这样的教材时，他并不能够感觉到历史的流动，却只能被动地捧着一大堆被“社会性质”、“生产关系”、“经济背景”等等分割切开出售的概念，尽管概念作为知识，比较容易背诵、复述和考试，但是真实的历史就在僵硬的条块中渐渐流失。 问：那么，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应该如何担当其在历史教科书方面的责任？ 答：首先要改变瞧不起教科书的观念。现在的学者，总是习惯于把高深的专门的论著作做为评定水准、评定职称的依据，所以，通常很容易忽略教科书和入门书的编写，可是，你不觉得吗？读者最多的是教科书和入门书，就好像自然科学里面的科普读物一样。我们说，建构民族传统也罢，传达某种意识形态也罢，最有力的还是教科书。你看日本明治时期，就出来这么多课本，什么《国民读本》啦、《中学东洋史》啦，这就是在建立一种现代的国民意识和历史认同啊。可是奇怪的是，很多中国学者对这些浅显通俗的著述，却总是不屑一顾。我听说，有人很轻蔑地说，二流、三流的学者才写教科书呢。可是，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一流学者不写教科书，你才影响不到一般读者，一般读者就只好被二流三流人笼罩呀，你们那些自鸣得意的高头论章，无论在销路上还是在影响上，始终比不上这些通俗的教科书，你只好干瞪眼，只好乱埋怨，怨天尤人。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点能够影响人的事情呢？你做了，年轻学生的历史世界才不会被这些教材所规训和控制呀。 应当承认，我们的很多教材的编者、作者，至今没有走出两个误区：一是把“通俗”、“易懂”当作可以偷工减料和降低标准，似乎拼拼抄抄就可以敷衍了事，于是教科书或入门书就成了“次一等”的写作甚至是操作；二是把“教材”或“入门”看成是寻找最小公倍数，以为没有尖锐的个性化的观点就代表了一种公允的和普遍的可靠知识，就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似的照本宣科才可以用来表达权威的意见。我们不要以为，四平八稳磨光了棱角的就是教科书，没有个性化眼光的历史叙述，未必真的就包含了公正的知识。还是那句话，因为历史“知识”并不是背诵的社会发展史教条和死记硬背的事件、年代和人名，它与必须经过反复实验确定可以重复的自然科学知识不同。 问：谈到教科书，必然会涉及通俗或普及读物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呼吁“公众历史”，能简单地谈一下吗？ 答：提倡“公众历史”不是使历史庸俗化，不是要历史去媚俗。我刚才讲过，通俗不等于庸俗，浅近不等于浅薄，更不是提倡历史学去“借古讽今”，回到那个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服务时代，那种简单的比附不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提倡“公众历史”的目的，是让严肃的历史学家警惕，如何在传媒和市场时代，让历史学仍然保持它对公众的影响力。 三、社会经历与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和经验 问：过去老话讲，“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您的著作和论文，我们都可以在书店、刊物上找来阅读，不过，我们同样希望知道这些论著的作者，他的学术经历是怎样的，您能不能向读者自我介绍一下？ 答：我是文革以后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在北京大学读古典文献专业。当时可能不觉得，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训练对我有很多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给我以查找、阅读、理解各种古文献的能力，当时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古文献所谓六大门，就是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现在我找相关文献、看相关文献很快，理解大致不差，大概得益于这种训练。另一方面，是不大有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意识。那时候，我们和中文系一样上文学史，和历史系一起听中国史，和哲学系一样听哲学史，不仅如此，还有像中国文化史常识这样涉及领域很宽的课。这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请来讲课的教授，“段位”是很高的，包括王力、邓广铭、阴法鲁、史树青、刘乃和这些名教授都来上课。他们所讲的“文化史”，包括古代的绘画、官制、科举、音乐、天文、地理、服饰等等，跟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每节后面的“古代文化常识”意思差不多，分门别类，当然由这些专家来讲，程度就比文化常识要深得多。 问：是不是因为这种不分学科的训练，使您的学术兴趣很广泛？ 答：是的。我在读本科和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对史学史很有兴趣，毕业论文都是关于宋代和明清史学的。但是，我同时又写过一部关于古典文学文献，就是文学典籍考证的书，里面做的都是版本源流、注释正误、辑佚当否等等，很标准的文献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很快又对禅宗史和道教史产生了兴趣，1986年和1987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这两本书写得很不好，不过当时很风行，也对我后来做思想史文化史很有影响。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游走于各个领域之间，从来没有把自己画地为牢地限制在一处，因为古代中国思想和文化，本身并没有分成文史哲，分为文史哲只是西方学科制度的产物，虽然它给我们带来了处理历史的方便框架，但是也有时限制了我们的眼界。 问：听说您上山下乡在贵州插队近十年，这段经历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影响吗？您注重对佛教、道教以及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研究，是否与您当农民时的感受有关？ 答：这倒不一定。我那个时候是在贵州东南部苗族山区，那一段经历对我来说，主要是体会到人生的艰辛。那时候，那里没有电灯，没有朋友，远离父母，甚至吃不上饭，但是还是常常读书，记得总在煤油灯光下，读我带去的一箱书，一直到这箱书被周围的知识青年辗转借来借去，终于找不回来。当然，因为在苗族地区生活的经历，也常常让我感受到在汉族主流之外，在上层文化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风俗、人情、文化的存在，至今我仍然会常常想起那一段时光。有一部电影叫《青春祭》，因为你最好的青春时期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所以无论它是快乐的还是伤心的，无论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它都在你的记忆中留下最深的痕迹，特别是年纪越大，这种早年的回忆就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这段经历对我以后学术研究的影响自然是有的。不过，有些人总讲，你们真好，有这样一段经历，对你们后来的研究特有帮助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你想想，用一个人十年的最好岁月，去交换所谓的经验，用少数后来从事人文研究的人的经验收获，去取代大多数知青空耗的时光，是不是很残酷？当然，那种生活对人会有些启发。举我自己的例子，第一，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我体会到汉文化不是全部的中国文化；第二，那段经历使我比较多地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下层人的生活，能够知道真正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第三，使我对历史研究有更多的兴趣，我能够把我的生活经验跟历史上的事情互相参照，不会像一直生活在书斋里的学者完全凭借书本想象古代里的事情。 问：您能不能更具体地说一下，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对历史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历史就是曾经存在过的生活呀，对历史的理解，常常是要有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历史常常是被书写下来的文献、偶然发现的遗迹、有意识的口述等等留存下来的。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说过，历史学家就是要穿透历史的帷幕，重新让遗迹和文物复活，重新想象和经验过去，他不可能只是归纳文献、展览遗物。那是档案，不是历史。历史研究是要有想象和经验的掺入，对历史总是要重新解读的，就像科林伍德说的，每个历史学家面对的资料都是一样无限的，但是他的世界的半径都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半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想象力、人生经验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对历史的解读才会不重合。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想象呢？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的。经验靠什么来支持呢？就包括你的生活阅历。每个人对于“过去”的想象和经验，其实都是来自他自己。 谢谢您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