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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雷海宗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其中有学术论文，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分别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清华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刊登在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和昆明《中央日报》（1942年7月）的《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等文就是这样的实例。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雷海宗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发表了《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由于创办《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林同济、雷海宗、陈佺等人当时被称为“战国策派”。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战争》、《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致开幕词和做总结发言，刊载于《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国民党杀人凶手的见证。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从上海乘轮船赴塘沽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他继续讲授中外历史多门课程，并前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史实、现实与意义》、《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1946年，《中央日报》和《观察》杂志分别刊载他的《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和《和平与太平》两篇文章。1947年雷海宗专门在《独立时论集》发表了《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理想与现实》、《印度还政问题》、《美国设国防部》、《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伊朗问题》等文。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周论》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此外，他还为天津《益世报》写专论《论美国在巴拿马受挫》、《美苏两种世界主义比较》、《南斯拉夫共产党大会》等文。《天津民国日报》也曾刊登雷海宗的《促进耕者有其田，开征累进财产税》和《国际和平展望》两篇短文。 综上所列，雷海宗自1939年至1948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时论性文章大致如此。限于篇幅，对各文内容不赘述。其历史观、史学体系和学术成就将在本文第四节中专门论述。至于他在时论性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观点，如他在《周论》的《发刊词》中所说：“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13]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认识，但也不完全紧跟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属于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接受西方教育的民主集体主义者，持中间偏右的立场。 迎 接 解 放 移 座 南 开 光 明 磊 落 鞠 躬 尽 瘁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 。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 第一、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第二、 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首先，在第五章 “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中，以埃及、巴比伦与周围地区的交往和文化影响为线索，贯穿叙述那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并探讨了世界上古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其次，在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中，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第三次迁徙。这一部分，以后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在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5] 第三、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游牧地区、大陆农业区和邻近海洋地区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各地区转入封建社会时间的迟早亦大不相同。[16] 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17]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 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 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 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 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 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 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 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 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 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 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 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 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 作中的个别论断。[18] 雷海宗在看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注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明： 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 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 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 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 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 “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 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 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 要的”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 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 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雷海宗在信中进一步说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是因为想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半个月前另一个会上的主旨相同的发言。该发言对这层意思有较清楚的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